2021年5月20日上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伯重教授应邀到北京师范大学，作了“从蒲寿庚到郑成功：中国海商的历史演变”为主题的专题学术讲座。本次讲座介绍了海上贸易和中国海商的历史演变，讲座内容分为四个板块，其中包括古代外贸的三大转变和两个个案研究，分别是外贸重心由陆上贸易转向海上贸易，海上贸易的主要活动区域由“西洋”转向三洋交汇的“南洋”和外贸由官方贸易转向民间贸易，最后是从蒲寿庚到郑成功，两个外贸家族的个案研究。陈奉林教授主持了这次讲座。《世界知识》编辑部徐波编审、外交学院马铭老师应邀参加了本次讲座。

李教授谈到，我们首先需要转变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到鸦片战争后才被英国打开国门。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认为，“1600年以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就和其他国家交织在一起了，不得不和其他国家一道去搜寻稀有资源，交换货物，扩大知识。”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闭关自守是一种偏见，1492年那一年，不止基督教国度改头换面，整个世界也脱胎换骨，哥伦布发现了前往美洲的路线，从此之后，旧世界和新世界接触，使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历史成为可能，各地发生的实践都在一个互相连接的世界里共振共鸣。

接着，李教授谈到中国古代外贸的三大历史转变，这三大转变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第一个转变便是外贸重心从陆路到海路的转变。“丝绸之路”的概念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不是一般的道路，也不是一般的交通线，而是有它特定的概念。“丝绸之路”是一条什么样的路，西方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比如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称“丝绸之路”是信仰之路、基督之路、变革之路等等，现在媒体经常将“丝绸之路”描绘为友谊之路，李教授认为“丝绸之路”是多方面的，而不仅仅是友谊之路。

“丝绸之路”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玄奘描述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马可·波罗行经新疆罗布荒原时，从荒原的最窄处穿过，也需要一个月时间；倘若要穿过其最宽部分，则几乎需要一年的时间。鄂本笃沿着丝绸之路从印度经中亚来中国，在翻越帕米尔高原时，“由于天气寒冷、空气稀薄，人、马几乎不能呼吸，因此而致死者比比皆是，人们只有靠吃蒜、葱或杏干来抵御。”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做生意只能选择一些比较轻，不易破损，容易保存的东西，那就是丝绸。商人主要依靠骆驼搬运货物，因为骆驼能载重物，而且食量又小，比较合算。

美国历史学家韩森（Valerie Hansen）认为“如果说任一时间点的运载量、交通量或旅人数量是评估一条路线重要性的唯一判准，那么丝路可说是人类史上旅行量最低，或者说是最不值得研究的一条路线。”从贸易双方来看，中国当时与世界的其余地方比较起来极为富裕和技术发达。因此，相比于中国对中亚商品的需求，伊朗一伊斯兰世界更需要中国产品，来自穆斯林一方的使节、商队要比来自中国一侧的多得多，而中国则可以离得开“西域”。李教授认为，从经济史研究的角度来看，陆上丝绸之路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陆上贸易路线容易被一些兴废不常的地区强权控制，陆上长途贸易是高成本、高风险的生意。只有某些价值高、重量轻和易运输的奢侈品能够承担高昂的贸易成本。陆上跨国贸易也和朝贡关系密切相关。一旦朝贡关系变化，贸易也随之变化。相比而言，海上贸易一次性的运载量很大，海上航行也不需要过太多的关卡，装备好一艘或几艘运载武装卫队的大船加入队伍，就能够不怕海盗，商业成本能明显减少，因此海上贸易的发展更值得关注。

谈到海上贸易，李教授讲到，中国古代外贸第二个历史转变是海上贸易重心从“西洋”转移到“南洋”。海上丝绸之路一直在不断的变化，海上贸易的主要活动区域首先在印度洋，需要等季风航行，海上贸易花费的时间长，中唐地理学家贾耽在所著的《海内华夷图》、《皇华四达记》等著作中，记载了唐代的七条交通要道，其中两条为海路，即“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和“广州通海夷道”。“广州通海夷道”就是从中国到印度洋的海上航线。唐朝的海船以外舶为主，1998年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打捞到了一艘运送了唐朝商品的船，但是船内部的生活用品都带有明显的伊斯兰特色。唐朝后期造船技术改进，之后中国船舶逐渐取代外国船舶。到了宋代，造船技术进一步发展，泉州出土的宋海船，本世纪发现的南海一号沉船，都体现了当时造船技术的高超和海上贸易的繁荣，活动区域也不断扩大。李教授在讲座中列举了多张世界贸易路线的地图，说明海上贸易的主要活动区域由“西洋”转向“南洋”。

古代外贸的第三大转变是商人的变化，外贸活动从外来商人为主到本土商人为主。前近代外贸商人具有多副面孔，即商人也有可能是海盗，具有多种特点，这些商人本身往往就拥有相当的武力，与包括国家在内的不同形式的暴力组织有着程度不等的联系，具有相当实力和规模，强有力的商人采取各种手段，（特别是暴力），建立“军事—商业复合体”，以创造一种国际贸易赖以进行的秩序，典型的如东印度公司。根据身份的不同，可以将这些商人分为“官商”、“私商”、“军商”，其中“官商”是指由某国政府（或某地政权，下同）派遣、代表该国进行国际贸易的商人，或者虽非某国政府派遣并代表该国、但得到该国政府授权和支持进行国际贸易的商人。“私商”指不由某国政府派遣或代表该国进行国际贸易的商人，而“军商”是指商业与军事力量结合而成的特殊的商人组织，得到国家支持之“军商”，如荷兰东印度公司，未得到国家支持之“军商”，如郑氏集团。

“胡商”在中国享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可以说是官商或者半官商。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曾言“自公元8世纪开始，到 15世纪欧洲人来航东洋，这八百年间为阿拉伯人在世界通商贸易舞台上最活跃的时代。”明代以前我国与海外诸国贸易往来的主动权掌握于海外商人手中。“华商”是中国本土商人，其活动受到国家的限制和打击，常被视为通番奸商、海盗等。在私商和海盗的问题上，明朝谢杰曾言“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明清时期著名的私商如陈祖义，也是著名的海盗。

讲座的最后，李教授举了蒲寿庚和郑成功两个外贸家族的案例。蒲寿庚亦官亦商，官商合一，于宋末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近30年。郑芝龙在明军的协助下，平定内部叛乱，消灭其他海盗集团，称霸中国东南沿海。郑成功在明朝灭亡后，扩大对中国与海外的贸易。以日本一地来说，在公元1650年代，郑氏商船就占赴日中国商船的60%。郑芝龙-郑成功集团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有激烈的竞争，还发生了武力冲突，1661年的中荷战争，郑成功统率手下的将领战胜荷兰人，收复台湾。到了明代，先前在中国的外来商人已基本上被排除在中国的海上贸易之外。在此之前的外来商人，对这个转变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将其国际贸易的各种知识也带到了中国。经过与中国本土商人的长期交流和合作，这些知识融入了中国的国际贸易知识系统中，这种系统优于以往的中国或者外来的知识系统，因此导致了中国海外贸易的巨大发展。

李伯重教授的讲座将扎实的史料和国际最新研究成果紧密结合，内容充实，新见迭出，站在全球的视野下对中国海商的历史演变进行了总结，展现了一幅宏大的历史图景，引发与会师生极大的讨论兴趣与热情，在提问环节中，李教授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也进行了详细的解答，深化了同学们对于“丝绸之路”的认识。讲座结束后，李伯重教授与大家合影留念。

(研究生范沛沛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