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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朝阳地区佛教在古丝路上的传播

发布时间:2022-01-21    阅读:288

辽代朝阳地区佛教在古丝路上的传播

马文涛

 

    辽代是朝阳地区佛教最为鼎盛的时期,历代统治者推崇佛教,到圣宗、兴宗、道宗时达到顶峰,并成为国教。辽代寺院经济飞速发展,皇帝、贵族、信众的自愿布施,官方的“寺院二税户”制度,民间的“千人邑社”组织,考选僧才制度,都促使佛院人力、物力、财力得以保障。统治者为了实现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还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对外贸易与交流的政策,特别是对中亚和西域地区,如对西州回鹘、喀喇汗王朝、花剌子模等王朝的安抚管辖,从客观上推动了佛教在丝绸之路的传播。

    朝阳作为我国丝绸之路东端的汇聚点,也是东北地区佛教传播重地,曾先后发现释迦牟尼和“锭光佛”舍利。优越的地理条件和良好的多民族基础,使得朝阳地区佛教在原有的祖先崇拜、神灵崇拜、图腾崇拜、萨满教等信仰基础上得到迅速发展和崛起。佛教文化随着丝绸之路的向东延伸,从朝阳又向朝鲜半岛、日本等地区传播。佛教的传入与输出在朝阳地区也留下了大量的文物与遗迹,如建筑、舍利、造像、墓志、石窟、摩崖石刻等。本文从辽代朝阳文物古迹上的佛教因素来探讨古丝绸之路上佛教的传播。

    一、辽塔建筑中佛教因素的输入与传出

    塔原本是古印度埋葬佛祖释迦牟尼舍利的一种佛教建筑窣堵坡,后随着佛教的传播传入我国。所以塔这种建筑形式,本身就是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产物。目前全国辽塔约有80余座,主要分布在辽宁、内蒙古、河北、北京等地,其中辽宁省是现存可考证为辽塔数量最多的省份,有51座。朝阳地区的佛教发展在此时也达到了极盛时期,迄今可考证的辽代塔寺就有56[1],现存14座,分别为:北塔、南塔、云接寺塔、大宝塔、青峰塔、双塔寺双塔、槐树洞石塔、黄花滩塔、八棱观塔、东平房塔、利州城塔、十八里堡塔、四官营子塔。辽塔的最大特征就是精致的浮雕造像,而造像中有藏传佛教的五方佛、金刚杵、法轮、梵文咒语,也有手持乐器伎乐俑和飞天,这些造像都有明显的西域风格。在北塔须弥座壸门的两侧立砖上有舞妓和乐工浮雕,组成一排乐队。其中浮雕人物中手持多种乐器如笛、笙、筚篥、箫、排箫、古琴、曲颈琵琶、箜篌、拍板、大鼓、羯鼓、腰鼓、毛员鼓、钹、方响等,其中琵琶、竖箜篌、钹等乐器都是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乐器。在槐树洞塔的塔身上雕刻多个异域民族伎乐人物,有手持笙、笛、箫等乐器,还有展现跳舞状的多种姿态。这些明显带有异域民族的伎乐人物浮雕出现在塔身上更说明佛教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过程。而佛塔中飞天的形象与敦煌莫高窟中飞天的风格相似。飞天本源于印度,在我国莫高窟中大量出现。辽塔的浮雕中飞天和伎乐俑,也说明此种造像艺术是经古丝绸之路的传播而来的。

    朝阳地区的辽塔绝大多数为砖浮雕,塔身的每个面都有雕刻,基本布局为中间一佛二胁侍,两胁侍旁边各有一浮雕小塔。小塔右上方有一与塔檐大小相仿的牌位由莲花座托起。两侧小塔上方各有一对飞天,主佛上方有一华盖,华盖两侧也有一对飞天。四面塔的塔身正南面主佛莲花座下到基座底部开有一券门。八面或六面塔的券门则直接开在塔身中央。在塔身每个转角的接触边一般用半圆形砖进行过度。在塔基和须弥座中间有各种形态的龛,龛中造像如佛、法器、佛经故事等,此层的转角一般为站立的金刚力士或是神兽。朝阳辽塔的塔身上栩栩如生的雕刻布局和模式与内蒙古地区的宁城大明塔、敖汉五十家子塔、武安州白塔以及锦州广济寺塔、崇兴寺双塔,沈阳辽滨塔、大连永丰塔等基本相同,而与同一时期河北、北京地区的辽塔风格迥异。因此可以看出朝阳地区的辽塔建筑风格应该是受草原丝绸之路的影响,到朝阳后继续向东传播。

    二、北塔出土文物中的外来因素

    朝阳众多的辽塔中最著名的就是北塔。北塔位于朝阳市双塔区双塔街北端,四面方形十三级密檐叠涩式砖塔,高42.6米。始建于北魏,是冯太后为纪念其祖父北燕王冯弘在三燕和龙宫的建筑旧址上修建的“思燕浮图”。到了隋朝,隋文帝在此基础上修建梵幢寺舍利塔。唐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维修,更名为开元寺塔。辽初年和辽重煕十三年(1044年),对此塔进行了大面积重修,为辽兴中府霸州城舍利塔,还修建延昌寺,更名延昌寺塔,变成十三级密檐式砖塔,因此北塔成为全国唯一的一座“五世同堂”塔。1988年清理朝阳北塔天宫时,出土了大量带有明显异域风格或是舶来的佛教文物,其中有萨珊王朝玻璃碗、金盖玛瑙舍利罐、波斯琉璃瓶、蜻蜓眼琉璃珠、金舍利塔、七宝塔、鎏金银塔等(见图3)。这些文物表现出了佛教文化在辽代是以贸易往来为载体,与欧洲、中亚地区进行交流的一种传播方式。

    在北塔出土的文物中蜻蜓眼就是典型的丝绸之路传播之物。公元前10世纪,地中海沿岸出现一种工艺即在玻璃珠母体上镶嵌同心圆,形似眼珠,这就是蜻蜓眼的前身。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活跃于中亚、西亚地区,由于这种物品颜色艳丽、小巧美观、装饰性强且便于携带,于是从西亚带回中国,并受到上层贵族的追捧。后中国匠人根据地方工艺、材料、配方制作出与西亚不同的蜻蜓眼。这种对“眼睛”的崇拜源于西亚和印度,其功能主要是用以“辟邪”。北塔天宫出土的大量蜻蜓眼有平面式和凸出式,有黑、黄、红等多种颜色,不仅从物质形态上反映出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更从精神领域反映出当时佛教文化对中西亚或印度“眼睛”崇拜的吸收以及佛教文化融入契丹文化的过程。      

    三、藏传佛教密宗的传入

    辽代佛教在朝阳发展的另一大特点就是藏传佛教密宗的传入。北塔地宫和天宫发现的大量辽代密宗遗物、诸多辽塔浮雕上的密宗佛像,朝阳县南双庙千佛洞的“统和二十三年”“ 大悲陀罗尼呪”断碑,辽代西上台古墓和赵匡禹墓中出土的密宗法器金刚杵(见图5)等都说明当时朝阳密宗的传入,且延昌寺即为东北地区弘传密宗佛法的中心。

    经幢也是随着密宗的传入而形成的佛教产物,其起源于西藏和印度等地,是由旌幡演变而来,原放在寺院附近用于供奉佛祖或消灾祈福,传入中国后逐渐衍生出另外一种功能即墓葬的陪葬物。朝阳地区出土了大量的辽代密教陀罗尼经幢(见图6.1)。这些墓幢一般为六角或八角形,上面刻有佛教密宗的咒文、经文或佛像等,以用于超度亡灵。

    朝阳地区辽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与佛教相关的文物如刻有14块梵文的石经板(见图6.2)、由佛家七宝中的琥珀雕刻而成的莲花、周身刻满梵文经书的石函(见图6.36.4)等,特别是石经板和梵文石函都是非常罕见的。这些石函较朝阳其他辽代石棺长度小将近一半,从石棺大小可以看出这些辽墓主人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由于宗教信仰已经放弃了本土风俗中的土葬选择了佛教中的火葬。所以佛教在辽代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思想意识,同时还改变了当地的丧葬习俗。

    四、瓷器中的佛教因素传播

    朝阳西上台墓中还出土了影青净瓶和银扣影青瓷钵。净瓶亦被称为“军持”,源于印度,梵文的音译,是大乘比丘随身携带的十八物之一,主要是盛水饮用或盥洗,后演变成佛教供奉的器具。净瓶造型的形成原因是僧侣们在沿丝绸之路上取经或传播佛教时,经常经过沙漠、戈壁,一路上野外水源稀少且脏,而净瓶上面的小孔是饮水口,侧部口是进水口,在使用时用手抓住顶部用侧口进水,可以保证饮水口的干净,而且还有利于水杂质沉淀后饮用,细高颈的设计则是为了防止在行走过程中水向外飞溅。后来净瓶逐渐成为佛教的一种法器,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也有出现。随着此种器物的不断流传,最后成为平民信众家中的摆设物。钵也是僧人游行的必带品之一,主要是一种食器,随后演变成法器。因此朝阳辽墓中净瓶和钵的出现,都能从其缘由上体现丝绸之路佛教的传播以及朝阳佛教文化的传入。

    五、玻璃制品中的佛教因素传入

    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玻璃器是西周时期,朝阳地区发现最早的玻璃器是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碗、杯、鸭形水注、玻璃残器等。辽代朝阳出土了大量了玻璃器皿如北票泉巨永辽墓出土了2件琉璃珠。[2]朝阳北塔辽代天宫地宫出土了2件玻璃瓶、玻璃碗及许多小件玻璃制品。朝阳姑营子辽代耿延毅墓出土了1件玻璃杯、1件玻璃盘。[3]朝阳新华路的辽代石宫出土2件葫芦形玻璃瓶及1件玻璃舍利瓶。[4]其中经专家鉴定冯素弗墓出土的鸭型水注玻璃器(见图6.1)根据制作方法判定应为古罗马时期的舶来品;北塔的玻璃碗(见图6.2)根据纹饰应为萨珊王朝时期制品,琉璃瓶(见图6.3)根据形制应为波斯制品;耿延毅墓出土的黄色玻璃盘根据纹饰应来自伊斯兰时期的伊朗高原。重型机械厂出土的蓝色玻璃盖罐(见图6.4)属古代西亚传入之物。[5]其余玻璃制品虽不是舶来品,但也并非朝阳地区所产,从目前来看朝阳地区并未发现玻璃作坊遗址或记载。这些舶来的玻璃制品从辽代墓葬或遗址中出土,是研究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证明,其余玻璃制品虽未能确定是舶来品但可以肯定不产自朝阳地区,应是与其他地区进行贸易文化往来的产物,所以也是研究丝绸之路的重要文物。

    六、佛陀舍利的宗教传播

        1988年在北塔天宫出土了2颗舍利,在天宫门板外的“今聊记石匣内”的石板上刻有“舍利两颗”、“大契丹重熙十二年四月八日再葬”等字,经专家论证应为释迦牟尼舍利。2004年在南塔北面50米发现一个石宫,内置石函,函内藏有18颗舍利,并有《佛舍利铭记》志石出土,志石记载此舍利为“锭光佛”舍利,是辽代霸州刺史姚汉英及其眷属在兴建南塔时埋入石宫内的,同时还“葬释迦佛舍利一尊”,时间是辽圣宗统和二年(984年)四月。除了南北塔出土的舍利外,根据《辽史·道宗本纪》和塔顶石露盘记载,北京翠微山灵光寺内的佛陀牙舍利是朝阳北票耶律仁先之母“大辽国公尚父令丞相大王燕国太夫人”郑氏于咸雍七年(1071年)“八月辛巳,置佛骨于招仙浮图”,此舍利为“释迦牟尼佛”灵牙舍利。[6]北塔、南塔、翠微山出土的这些舍利,表现了辽代通过佛陀舍利为代表的佛教文化在朝阳的传入与输出,不仅体现了辽代朝阳佛教发展的兴盛,古代丝绸之路宗教文化之间的传播,更展现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

    综上所述,大量的辽代朝阳地区历史文物反映出了朝阳佛教在辽代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并且藏传佛教沿丝绸之路开始传入朝阳,佛教思想融入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些与佛教相关的文物中,它们的历史内涵又都受到古丝绸之路的影响,一部分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入,一部分是通过沙漠丝绸之路传入,充分的证明了在丝绸之路上“西有敦煌、东有朝阳;西有河西走廊,东有辽西走廊”的学术观点。朝阳不仅是对西域传统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进行对接,实现多文化、多民族的互融,而且还对东与东北东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进行文化的融汇输出,是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东段的起点,在东北地区古代民族融合、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注释:

[1] 任红,里蓉.《论古代朝阳佛教文化兴盛的原因及历史地位》.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7.  

[2] 张洪波,李智:《北票泉巨永辽墓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第2期。

[3]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氏墓发掘报告》,《考古集刊41983年。

[4]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朝阳新华路辽代石宫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11期。

[5]张桂霞,司伟伟:《辽宁地区出土古代玻璃器概述》,《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3期。

[6]朝阳佛教史课题组.《朝阳佛教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0月。

   

                           (作者:朝阳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