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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山瘗窟选址初探

发布时间:2022-01-21    阅读:349

凤凰山瘗窟选址初探

王世宇  刘玉燕

 

凤凰山瘗窟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城区东侧的凤凰山。凤凰山古称龙山、和龙山,进山之南沟沟口右侧有一道山梁,高约百米,其上有一面石壁约1200平米,石壁偏西一侧上有洞窟60个(另有学说72[1])。19951996两年间,朝阳市凤凰山旅游局应部分佛教信众请求,在一些石窟内安放了一批大众捐献的石雕佛像并名之曰“摩崖佛龛”,实际上,这些龛窟原非供佛之所,而是古代僧人瘗埋骨灰之处。据当地文史工作者于朝阳凤凰山古迹的调查记录[2]得知:1996年景区因置佛像之需,曾由管理处处长谭树带领员工刘占礼等人悬索架梯对部分洞窟进行过清理,当事人回忆说当时几个窟内还有陶盆,陶盆直径约30-40公分、高约10公分,皆放置在窟内的青砖之上,泥盆内有杂物、骨殖并铜钱,清理时一并毁弃。不过,这份调查记录却为凤凰山“摩崖佛龛”的功能定位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我们因之可以断定,此处名之曰佛龛的洞窟正是石窟考古中不常见的类型——“瘗窟”。

关于凤凰山瘗窟的形制,大体有正方形、长方形、拱洞形和个别不规则形状,正方形洞窟的尺寸多在60厘米见方左右,其它洞窟尺寸较正方形窟略有增减。因为在山下观察视距较远,加之崖壁斑驳、树木遮掩等因素,凤凰山瘗窟从宏观上看并不是很醒目,又因其上暂无文字或壁画等发现,因此在过往的时间里也没有能够引发更多人的注意。不过,从目前此类题材的考古记录看,此处瘗窟规模可谓宏大,在中国东北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皆可排在同类龛窟的前列(如敦煌莫高窟迄今发现洞窟数量为735个,瘗窟仅为23[3];龙门石窟东西两山现存洞窟2345个,瘗窟并瘗穴才仅仅94个,其中瘗窟41[4])。

和凤凰山瘗窟的数量相反,瘗窟所在的崖壁面积并不算大,石壁也不很平整且裂隙较多,下方地形也非常复杂以致攀登和作业都十分不便,那么,古人于此选址来建造瘗窟的原因何在呢?经过数番调查和研究后,笔者有发现如下:

(一)瘗窟的建造与附近地区史上佛教发展盛况相伴生

根据佛教建筑所展示出来的塔、窟、寺一体的一般规律,龛窟多半是塔寺建筑组合的一部分,朝阳凤凰山上有如此集中且数量众多的瘗窟,推知附近地区佛教发展必有曾经昌隆的历史。

今据《朝阳佛教史》附“朝阳历代佛寺一览表”的不完全统计,讫于清末朝阳市存建佛寺600[5],以此见该地区佛教文化的深厚底蕴,而作为重镇朝阳的凤凰山,号称“东北佛教祖庭”和“佛教文化名山”亦非凭空杜撰。结合有关朝阳佛教史志并实地调查,至今仍不难看到凤凰山所涵盖的数十平方公里范围内存有的大量古代塔寺遗迹和历史佛教信息。历数该地古代佛教塔寺建筑,首屈一指的便要数东晋永和九年(345年)前燕慕容皝于龙山(即今凤凰山)上建造的“龙翔祠”[6]或“龙翔佛寺”[7]了,这是有文献可查的中国东北地区的第一所佛寺,据载也是慕容皝率群臣龙山祭龙所在地;紧承其后的便是北魏太和九年(483年)冯太后于山下龙城宫殿旧址所造的木结构“思燕佛图”[8],隋于其址增建梵幢寺及砖塔并承敕葬释迦牟尼舍利两颗[9](“隋文帝敕葬舍利题记砖”[10]可证);唐则改称开元寺及开元寺塔[11];辽又命名为延昌寺及延昌寺塔并重新葬释迦牟尼舍利(“延昌寺大塔下再葬舍利记题记砖”[12]可证)。以此,可见龙城之佛教发展,可谓是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尤其是隋代能获得御赐的佛舍利、辽代又再葬佛舍利都可以看出此地区佛教的兴盛。说凤凰山及附近的佛教发展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另从辽塔一项也可得到证明,如朝阳市现存辽塔14座、辽代塔基遗址62处,建造占比就达到了辽宁省的54%、全国的20%左右[13]。而凤凰山上及市区现存的大型辽塔就有4座,即凤凰山云接寺塔、凤凰山大宝塔、朝阳北塔、朝阳南塔,外加于清代倒塌的朝阳东塔以及1966年炸毁的凤凰山凌霄塔[14],方圆十里内可追见的辽代古塔就多达6处。此外,于今凤凰山及附近从属山川并朝阳城内外可考的十几处的辽代寺院遗址也宣说了当时佛教的业绩。兴盛时,兴中府的三学寺不仅是远近闻名的僧侣培训基地,《和龙山石幢记》载录凤凰山主峰峭壁之上的华严寺亦曾有“八百上堂僧”[15]。综上可见,凤凰山及附近一带佛教历史悠久,辉煌时可谓是塔寺林立、僧侣众多。

虽无文字留载,但凤凰山瘗窟的开凿与凤凰山及附近历史上的佛教发展必有割不断的联系。今据瘗窟在崖壁上的大体位置,我们可以把凤凰山瘗窟分为东西两区(见后文),参考敦煌瘗窟的形制特点——平面近方形覆斗顶洞窟为北周作品,近方形人字披顶洞窟为隋及初唐作品,近方形或纵长方形、平顶为盛唐和中唐作品[16],能推测出凤凰山瘗窟东区主要为北魏前后开凿使用并延续到隋唐,而西区应为盛唐或中唐以后开凿使用;另据龙门瘗窟的有关晚唐作品空间显著增大几可等屋的情况[17],推测凤凰山瘗窟应该没有晚唐作品。而相比较于东区,西区瘗窟呈现出的总体特点是数量多、层位清晰,这似乎与安史之乱后营州实际控制在奚与契丹手中、而契丹发展初期信奉萨满教[18]的总体情形不相符,但结合《辽史》中契丹建国后对唐文化的全面接受尤其是对佛教倍加推崇的有关介绍[19],猜测西区瘗窟乃辽代佛教上承隋唐,于一段时间的歇息后继续龛窟建设而开凿的新工程。关于这一推断,据20056月、20087月和20212月,分别由朝阳地方文博专家董高、周亚利、孙国平及文史工作者张海波、王世宇等于摩崖佛龛下的山坡上采集到的古代绳纹砖标本(M1-M6)和灰陶瓦片标本(M7M8)并年代鉴定结果——“三燕”“唐”和“辽”,可以证见凤凰山瘗窟的雕凿和使用曾历经了三个时代、时间跨度超过六百年,这与瘗窟的外在形制变化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征也恰好形成了一种对应。

三燕龙城、隋唐营州以及辽代兴中府,佛教于朝阳并辽西都曾一度繁荣。汤用彤先生也曾说“北方佛法三宝兴隆之地,当推凉、燕”[20]。隋唐以前,龙城不仅成为佛教由内地向辽东和朝鲜半岛传播重要中转站[21],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名垂史册的僧人,仅慧皎所著的《高僧传》提及或专门立传的黄龙(今辽宁朝阳)高僧就有25[22],例如西入天竺取经的黄龙僧人昙无竭、僧猛、昙朗,如佛学造诣高深的昙顺、昙弘、昙无成、释法度,再如北燕造像艺术家释僧诠等。三燕时期,部分黄龙高僧的去向文献可以追踪,及至辽代,和龙山天庆寺个别僧人于“玉石观音像唱和诗”[23]的碑铭上也曾留下过历史的痕迹,那么,其余的高僧是否有遗迹存世呢?如嵩山少林寺的塔林乃历代少林祖师的坟墓,朝阳凤凰山麓60座开凿于不同时期的瘗窟亦是历史上得道高僧的埋骨地。凤凰山及附近寺院的和尚们于龙山(和龙山)为圆寂的上师们凿刻了素朴的龛窟,同时也寄托了让这些高僧托体青山并永享后世瞻仰供奉的美好祝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凤凰山瘗窟也是朝阳及辽西地区历史上佛教昌隆的一个佐证。

(二)山川地理所呈现出来的特别象征意义

凤凰山瘗窟建在凤凰山山麓,于古代龙山、和龙山上下以及三燕龙城、隋唐营州、辽代兴中府寺庙高僧埋骨确有一种地利之便,这当是其选址建设的一个重要参考。但是,类如此地的崖壁在凤凰山上不止一处,甚至有些岩面比摩崖佛龛所在崖壁更规整,如在其上雕凿洞窟,于山下或城内的观瞻效果似乎也要更好一些,但凤凰山瘗窟为什么会选在了一处位置相对隐蔽,岩面也不怎么平整的山崖上了呢?在实际勘察中,笔者发现了关于此处峭壁在地理形貌上的非同寻常之处,即整体造型上与众不同的风水象征。

瘗窟所在峭壁从半山处生出并向上伸张,峭壁下则是一处缓坡,缓坡向前收于一块突出的巨岩,继而又成陡崖;巨岩略呈三角形,三角形岩石居中有横向裂隙,远看恰如乌龟的头及唇吻;而三角形龟头的左侧稍后及右下稍前,岩石外凸并见明显弯曲,又状如龟之粗壮前腿。作为一块形石,瘗窟所在的崖壁又恰似龟的负重,如此造型在外观上极易令人联想到某些驮碑赑屃,因此,可以说凤凰山瘗窟之所在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龟趺座。然而不同于一般龟趺之驮负,凤凰山瘗窟所在的崖壁从外形上看不是一块“碑”,而是一朵“莲花”。宏观上看,瘗窟崖壁因为造山运动的挤压及风雨剥蚀,形成了几道比较大的裂隙,根据洞窟在石壁上的大体方位,凤凰山瘗窟在总体布局上可以划分为东、西两区;在此基础上根据崖壁的自然裂隙及其上石窟间的疏密关系,进而又可以将两区进一步划分为四个单元,从东至西依次可以标记为D2D1X1X2。四个单元并两大区域之间,是一块没有洞窟的净版,四个单元外加一块净版皆下宽上窄、渐次内收,而且外在轮廓与背景山石还呈现出一种层次上的叠加,如此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仰莲造型(见附图)。诚如五台山之于《佛说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等某些内容的巧妙谙合,亦如庐山香炉峰之于惠远和尚的禅意观照,凤凰山瘗窟所在崖壁所展示出来的巨大的莲花构造,恰如《华严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妙法莲花经》中有关章节所描述的极乐世界里专为已成就者准备的往生安魂之所。如此的“龟趺”“莲花”组合亦堪称天造地设,于此为那些高僧树碑立传、立命安魂,应该极为契合僧侣之意愿,故而一度成为凤凰山及龙城、营州、兴中府的高僧们瘗埋尸骨的理想所在了。

综上,凤凰山瘗窟的建造可以说是一项非同寻常的工程,其选址、规划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特别的宗教内涵。它的存在也是古代朝阳乃至辽西地区佛教兴盛繁荣的重要历史物证,对它的关注和研究也会为当地的佛教文化解读和某些历史遗迹的考古,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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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朝阳县文管所.朝阳县文物志(手稿),1989年;董桂珍,王树林.朝阳县文化志[M],朝新出图字(19930001号).

[2]周亚利,张海波,王世宇.朝阳凤凰山古迹调查(手稿),2006.

[3][16]彭金章,沙武田.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清理挖掘简报[J],文物,199810):12.

[4][17]李文生,杨超杰.龙门石窟佛教瘗葬形制的新发现——析龙门石窟之瘗穴[J],文物,19959):72.

[5]董高,刘万更等.朝阳佛教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60315.

[6]北魏·郦道元.水经注[M],卷十四·大辽水之白狼水·.

[7]唐·房玄龄.晋书[M],卷一百九·载记第九慕容皝.

[8]北齐·魏收.魏书[M],卷十三·皇后列传·文成文明皇后冯氏.

[9]游自勇.隋文帝仁寿颁天下舍利考[J],世界宗教研究,20031, 2430

[10] [12]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地宫清理简报[J],文物,19927.

[11] [14]董高,刘万更等.朝阳佛教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3]辽宁古塔志[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9147158.

[15]陈述.全辽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23),348.

[18]张碧波.契丹族萨满文化论[J], 哈尔滨:宗教与民族, 2004(00)163202.

[19]何天.明辽代佛教的勃兴与历史作用[J], 包头:阴山学刊. 2012(06), 1115.

[20]汤用彤.鸿摩罗什及其门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1][22]董高,姚海山.朝阳凤凰山在东北佛教史上的独特地位[J],沈阳: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01).

[23]陈述.玉石观音像唱和诗·全辽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23, 260264.

(作者: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王世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