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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燕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发布时间:2022-01-21    阅读:221

北燕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陈守义

 

北燕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继慕容鲜卑前燕、后燕之后由汉族人冯氏建立的地方政权,在东北地方史和文物考古的“三燕”序列中,具有特殊地位,近年来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由于研究方向和史料出处的差异,目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北燕史,仍然存在诸多盲区和疑点。本文立足于文献梳理,对冯跋的身世、冯氏民族属性、创建北燕的地域背景、政权的民族构成等问题提出一些见解,以就教于方家。

一、关于冯氏北燕的建立

北燕的历史从何时算起?自古说法不一。《十六国春秋》和《晋书》均以冯跋为北燕第一位君主,而将其前任高云赘附于后燕,目前流行的出版物也大多如此。其实,这样划分并不妥当。

按之于史,高云“祖父高和,句丽之支属,自云高阳氏之苗裔,故以高为氏焉。慕容宝之为太子,云以武艺侍东宫,宝子之,赐姓慕容氏”[1]。高云虽国姓加身,但他毕竟不是鲜卑人,而且慕容熙末年,冯跋发动政变,拉高云入伙,事成之后,他便立即恢复本姓,并于正始二年(408年)七月“封慕容归为辽东公,使主燕祀,立燕之宗庙社稷”[2],此与顿丘王兰汗杀慕容宝自立,“以(慕容)熙为辽东公,备燕之宗祀”[3]如出一辙,均以“二王三恪”的宾礼表示不宗慕容。二者都是游离于后燕统绪之外的短期政权,内政外交完全不在慕容氏掌控之中。故历史写作,理应使其各自成章。如果把兰汗政权比作后燕移都龙城的插曲,那么高云政权则应为冯氏正式建国前的过渡。

北燕的创立者系冯跋无疑,但关于他如何发迹,又是如何取得成功,因文献缺略,还有一些细情不甚清楚。

史称冯跋祖籍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州市),其祖冯和避地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其父冯安仕西燕慕容永,西燕为后燕所灭,遂东徙和龙(今朝阳市),家于长谷(今北票市境内),后又迁至昌黎(今朝阳市),对后一次迁徙的时间和原因未作任何交代,故不知所由。史书又记冯跋“永康末,慕容宝僭号,署为殿中左监,稍迁卫中郎将、中卫将军”[4],语序亦多错乱。揆其本意,大概是说慕容宝继位之初,冯跋始任殿中左监,至永康末,迁卫中郎将、中卫将军。西燕灭亡后,其官员大都被处以流徙,显赫如尚书仆射屈遵,虽被慕容垂留用,但也仅为博陵令。身为汉族俘户,冯跋并无可以倚仗的门资,因此他大概是凭借其家族的坞堡主势力而被擢用。出土于朝阳的唐代《杨和墓志》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杨和之先祖“随冯跋北移,世仕燕朝”[5]。类似于杨氏家族这种依附性的部曲一定还有很多,来到和龙之后,很容易形成地方势力。不过,从据守一方的地主一跃而为后燕的将军,其间不能无机缘相助。排比史料,慕容宝僭号(396年-398年)前后,冯跋投身军旅,只有跟随高阳王慕容隆统领的“龙城兵”攻打北魏平城一役,最为合适。此战发生在慕容垂建兴十一年(396年),是后燕参合陂惨败之后的一次报复性用武,“是时,燕兵新败,皆畏魏,惟龙城兵勇鋭争先”[6]。此次慕容垂亲征大获成功,惜后燕运数已尽,慕容垂过参合陂“见往年战处积骸如山”[7],惭愤而死,随后慕容宝又败退龙城。推测冯跋是在这次远征中以功晋职,其后又一路高歌,举家迁入昌黎。

至于冯氏兄弟与慕容熙因何构怨,以至于“还首无路”,史书说是冯跋之弟冯素弗曾经捡到一条象征祥瑞的“金龙”,“慕容熙闻而求焉,素弗秘之”[8],以此触怒慕容熙。这当然有可能是原因之一,但不可能是全部原因,因为慕容熙继位后仍以冯素弗为近臣,将其留在身边,任为侍御郎、小帐下督[9]。在所有可能的原因中,有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从冯氏兄弟一惯以符谶说事和结交时豪的做法看,他们久已心存“异志”,尤其是冯素弗,“志于靖乱,扫清凶桀”[10],“当世侠士莫不归之”[11]。慕容熙对此不能毫无察觉,只不过未予重视。双方矛盾的激化,应是从尚书郎苻进谋反开始。据现行屠本《十六国春秋》记载,建始元年(407年)“五月壬戌,尚书郎苻进谋反,伏诛”[12],从中看不出与冯氏兄弟有什么关连,但《唐开元占经》所引《十六国春秋》却提供了另一种说法:“是岁,(慕容)熙僭号之七年也,其年五月,为尚书郎苻进谋反,事觉,诛。至九月,熙出逸妻瘗,(苻)进余党推之贼高和(云)为主,据城反”[13]。显然,苻进发动的这场叛乱是一次群体事件,参与者甚众。高云是否也在其中另当别论,而冯跋因“犯熙禁”而“亡命山泽”[14],史有明记。联系冯跋发动政变时竟有5000多尚方徒起而响应的史实判断,冯氏兄弟和其他苻进“余党”可能都在下狱的名单之内,只是后来伺机逃脱。正因为他们有过这样一段经历,使其能够近距离接触服役于尚方的囚犯,得到他们的支持,最终获得成功。究其实,这是一次谪民暴动,而非权臣谋变,因此慕容熙才以“鼠盗”相称[15]。这种改朝换代的方式,直接决定了新政权的运作方式,冯跋虽为后燕的终结者,却不得不退居幕后,而把高云推到台前。

论者大都视高云政权为“傀儡政权”而不屑一顾,然而仔细推敲,冯跋起事之初,后燕已然是“思乱者十室而九”[16],如果当时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出面主持大局,就算慕容熙被彻底打翻在地,也会因为权力真空而引发一系列新的角逐,甚至会使胜利果实流失。从这个角度说,冯跋拥立高云,又是确保新政权顺利诞生至为关键的一环,体现了他非同寻常的政治智慧。

那么,冯跋为什么会选择高云?对此,曾经有人做过如下分析:“一方面在于冯跋自身的家世威望较低……缺乏对后燕部众兵民的政治号召力”,而高云“在后燕统治集团的政治地位显然要比冯跋高,有利于将后燕中的慕容氏等其他政治势力团聚北燕政权之中”。“另一方面,冯跋推高云为主,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战略考虑”,“高云出身于高句丽王族,推高云即位有利于改善与强邻高句丽的关系”。事实上,高云龙飞之日,高句丽果然主动“遣使聘北燕,且叙宗亲”,使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燕、丽关系得到缓解[17]

所言甚是。但关于后一点,若引伸探讨的话,那首先应当看到,冯跋拥立高云的真正目的,其实是想倚借他身后高句丽移民的声势制衡慕容氏。高句丽与慕容氏一向为“世仇”,前燕和后燕都曾多次用兵辽东,咸康八年(342年)慕容皝一次便“掠男女五万余口”[18],高云一族可能就在其中。前燕记室参军封裕上书说到:“句骊、百济及宇文、段部之民,皆兵势所徙……今戸垂十万,狭凑都城,恐方为国家深患”[19]。高句丽首当其冲,人数不会少于宇文氏和段氏[20]。他们入燕之初,大都被安置在龙城内外,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渗透到慕容燕的各个阶层。北燕官员中的高姓、王姓,凡籍属辽东者,多半都出于高句丽。如《周书》记高琳:“其先高句丽人也。六世祖钦,为质于慕容廆,遂仕于燕。五世祖宗,率众归魏”[21]。又王盟:“其先乐浪人。六世祖波,前燕太宰”[22]。不幸而被封裕言中,这些人后来果真变成了前燕灭亡的主力推手。据《十六国春秋纂录》,慕容暐建熙十一年(370年)十一月,“苻坚帅众会(王)猛来攻,拔邺,城外乱,散骑侍郎徐蔚等率扶余、高丽及上党质民子弟五百人,夜开城北门,引纳秦师”[23]。这里的扶余和高句丽,即为从龙城内迁的俘户。后燕自中原退守龙城,实力固已大减,但对东北各民族的平衡局面仍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库莫奚及契丹除外,反应比较强烈的是辽东高句丽。他们一方面惧怕慕容氏继续东进,另一方面觊觎之心不死,屡次兴兵骚扰。受此影响,龙城内外的高句丽也难免蠢蠢欲动。这一点,通过《晋书》记载的“一束藁,两头然,秃头小儿来灭燕”(意为高云灭燕)[24]的谣谚,便足以见之。作为此谣谚中的主角,高云对慕容熙早已睥睨于侧,自光始六年(406年)便“以疾去官”[25],“废绝世务”[26]。而且,相对冯跋而言,高云原本不过是慕容宝身边的跟班侍从,直到永康二年(397年)平定慕容会之乱方才崭露头角,资历尚浅,容易拉拢也容易控制。事实的确如此,高云龙旌帝服不到两年,便被宠臣杀死,冯跋取而代之,几乎未遇到任何阻力。但时隔不久,冯跋又特意下诏“礼葬云及其妻子”[27],说明他仍然有所顾忌。

二、关于冯氏政权的民族构成

冯氏北燕的确立,结束了慕容氏及苻秦对辽西长达70余年的统治,新的政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史书显示,冯跋即天王位后任命的第一批官员有冯永(太子,后加大单于)、冯素弗(侍中、车骑大将军、录尚书事)、冯弘(侍中、征东大将军、尚书右仆射)、冯万泥(骠骑大将军、幽平二州牧)、务银提(上大将军、辽东太守)、孙护(侍中、尚书令)、张兴(卫将军、尚书左仆射)、郭生(镇东大将军、领右卫将军)、冯乳陈(征西大将军、并青二州牧)、姚昭(镇南大将军、司隶校尉)、马弗勤(吏部尚书)、王难(侍中、抚军将军),加上冯跋共计13人。

有学者注意到,以上13人组成的“最高统治集团”,是“以冯氏家族及其外戚成员为主体”,“又部分吸收了在当地有影响的乌桓、高丽等族的人物以及随从冯氏由西燕长子迁居的河东汉人和羌人”,并由此认定:“北燕政权基本上继承了后燕的遗产,是一个鲜卑化的政权。在北燕最高统治集团中基本上没有河北和辽东地区的汉族士人”[28]

这里姑且不论如此界说冯氏政权是否妥当,仅从研究方法看,上述13人只占冯跋起事22功臣一半稍多,而且其中至少有3人的实职属于地方官,不在核心层内,所以根本不能反映冯跋组阁的真实情况。退一步说,即便这些人确已构成了“最高统治集团”,那也应当考虑此后的人事变迁。冯氏政权的家族化乃学术界共识,因此要洞悉其民族构成,进而深入了解北燕政权的性质,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那就必须在更大的范围做整体的动态考察。

高然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五燕史研究》中,收集北燕各级职官67人,分析其中所含朝官凡48人,冯氏一族占27%,其他少数民族占15%,汉族人占58%;任武职17人,冯氏一族占24%,其他少数民族占30%,汉族人占46%;地方职官15人,冯氏一族占20%,其他少数民族占27%,汉族人占53%[29]。尽管他所说的汉族人包含着50%以上族属不能确定者,而且文中与后燕的对比,是以后燕全部职官为基数(实际上中山时期与龙城时期相差甚大),因而得出“各种人群所占比例变化不大”的结论,但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组可资比较的数据。

笔者在写作《朝阳历史文化研究丛稿丛编》一书时,曾依据历史文献和石刻资料寻觅北燕文武官员(含后妃),计得115人,比较之下,也是以汉族人居多。其中,除去冯氏家族16人可明确为汉族人,还有右北平阳氏(哲、岷、伊)3人、范阳卢氏(昭、寿)2人并李氏(崇)1人、清河崔氏(聘)1人、河内常氏(陋)1人、魏郡申氏(秀)1人、扶风窦氏(表)1人、安定皇甫氏(轨)1人、广平游氏(幼)1人、河间禇氏(匡)1人、渤海封氏(羽)1人、赵郡王氏(景晖)1人、长乐刘氏(轩)1人,以及燕置州郡如平州昌黎郡郝氏(越)1人、幽州建德郡何氏(纂)1人、青州营丘郡张氏(买、炽)2人、并州成周郡(豫州)翟氏(崇)1人并刁氏(温)1人,通过属籍可推知他们是当初避乱辽西的西晋旧族。此外,散骑常侍高策和建德令高育父子,据《魏书·高道悦传》和《高道悦墓志》所述,原为迁入辽东的中原人,尚书高绍、高顒或与之同出一族。司隶功曹孙敬仁,见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系前燕侍中孙岳之后。另有张穆、闵尚、闵盛3人先后任太史令,《燕书》作者范亨、镇东大将军郭生、中书郎李扶、尚书左丞傅权、尚书左丞韩业、尚书郎高邵、南宫令成藻及出使东晋的王特儿,籍望不明,但依据其文化身份和姓氏资料判断,都应是汉族人。尚书左仆射张兴、帐下督张泰则可能是冯跋母族,随其东迁,亦应为汉族人[30]

少数民族则有乌桓族库傉官氏(斌、昌、提、女生)4人,鲜卑族慕容氏(冯弘妻、玄)2人、慕舆氏(良)1人。孙护及伯仁、叱支、乙拔兄弟4人估计也是徒河鲜卑(一说是高句丽),渴烛(通)为鲜卑渴朱浑之省写,务银氏(提)显系辽东胡姓“屋引”之异译。姚昭及其子姚肇宜为羌族,斛律及其女(冯跋昭仪)为柔然族,而来自中原的桃鲜则是“秦、赵勋臣子弟”,当与弑杀高云的桃仁有关,属羯族或屠各。另有辽东高氏(彭城、赞)2人,王氏(垂、难、融)3人,可一并归入高句丽或乌桓[31]。其余族属不清者如孙皇后、李天王后、宋夫人、冯弘元妃王氏等34人,按说也有不少是汉族人,暂且扣除在外。这样计算的结果是,汉族人占总数的70%,少数民族则占30%

而后燕退据龙城后,历慕容宝、慕容盛和慕容熙三世,见于记载的汉族官员总计不到30[32],这还包括后来投附北魏和南燕者数人。高云即位之初,为稳定局势,曾一度恢复后燕官员的爵位[33],而至冯跋一代,多已不复现身。统观这种动态变化,其关键之点除了汉族官员的占比居高不下,以及后燕主体民族即慕容鲜卑几乎全部被淘汰出局而外,还在于此后的趋势一直是向汉族人倾斜。

最显著的例子是侍中阳(杨)哲和中书监申秀,此二人均不在13人之中,但到后来却都成为冯跋的顾命之臣[34]。其中阳哲还是被吸收到新政权的少数后燕旧臣之一,冯素弗生前曾问政于阳哲,可见他在冯氏北燕初期便已位列“最高统治集团”。尚书纪达也是早期重臣,太平三年(411年)冯跋“下书省徭役,薄赋敛”,纪达“为之条制”[35],堪称北燕典章制度的创立者。类似的中原士族仕冯氏而跻身高位者还有很多,如:尚书令郭生、中书令王景晖、吏部尚书李崇、太常阳岷、将军皇甫轨、中书侍郎褚匡、侍御史崔聘、太子洗马卢寿及博士郎中刘轩、张炽、翟崇等。文献记载的“尚书”还有范亨、郭缘、阳伊,加上前面提到的高绍、高顒,也基本可以肯定为汉族人。从他们的职务和任职时间看,汉族官员无论是所占地位还是职数总量都呈持续上升之势。相反,随着政权的不断巩固,原本为数不多的后燕旧臣和少数民族官员一次次遭到清洗,举如越骑校尉慕舆良、录尚书事孙护和他的三个弟弟、辽东太守务银提、辽西太守高赞、大司马姚昭及其子侄40余人,皆以嫌被杀。另有幽州刺史慕容懿[36]及库傉官4[37],属于主动投靠北魏,个中因由,不能说与冯氏政权的政治文化倾向毫无关联。

最值得注意的是,13位“最高统治集团”中的成员除上述被杀的数人,冯素弗、冯永早亡属自然减员而外,名列其中的冯万泥和冯乳陈,作为鲜卑化比较严重的冯氏族人,任职不过数月,也被一并翦除。如果抛开“兄弟交争”“兔死狗烹”一类的传统思维,另具只眼,重新审视这些事例,则冯万泥、冯乳陈之所以始终被排斥在宰辅之外的原因,以及由此所映现的文化心理与用人导向,便不言自明。所以,仅凭所剩不多的几个宗室成员和外戚来说明问题,是靠不住的。

三、关于冯氏家族的“鲜卑化”

对冯氏民族属性的推考,目前绝大多数中外学者都认为他们是“鲜卑化的汉人”,视冯氏北燕为“鲜卑化政权”。也有个别人依据冯氏家族的胡族名号,证其为鲜卑人。长期以来,北燕史的研究是在这种语境中展开的。

如前所述,冯氏一族是从上党迁徙到和龙的移民,而上党自汉赵以前即为“杂胡”错居之地,冯氏可能很早就受到了胡俗的浸染。移民和龙时,冯跋约为18岁,冯素弗16[38],按说都已度过了启蒙阶段,故其人格演变是基于文化认同之上的“入乡随俗”。也就是说,冯跋“母弟素弗,次丕,次弘,皆任侠放逸,不修行业”[39],冯乳陈“性甚粗犷,勇气过人”[40]这类略带胡族色彩的人格特征,实乃时代风气所致,是社会集体人格的共性反映,或者说是民族融合的另一个侧面,并非个别现象,学术研究无须将其当作特例加以发挥,过分强调冯氏的鲜卑化。置于战乱频仍、华夷交错的环境里,文化身份的选择更多地取决于生存需要,个人如此,地方政权亦如此。史书谓冯氏“既而家于昌黎,遂同夷俗”[41],只能说明他们迁居昌黎后,在后燕日趋严重的胡化思潮裹胁下[42],更加主动地融入鲜卑社会,乃至以娶胡女为荣,以取胡名为尚。

关于后一点,日本学者内田昌功曾作过专门研究。他认为,冯跋的“跋”字作为人名多见于鲜卑、匈奴、柔然等北方民族,其小字“乞直伐”可能是他“本来的名字”,并以此推定冯氏为鲜卑人,而后来出现的变化则属于“汉化”的结果:“冯氏一族建国时一个字的名字只有冯跋和其父、祖父……但是建国后,从冯跋的儿子永、翼,第二天王冯弘(冯跋弟)开始,都是一个字。由此可知,建国后他们的名字都汉化了。”[43]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冯氏有国之后,其族人名字的改变恰好说明,他们一旦摆脱鲜卑社会的束缚便迅速回归其民族本位,而不是所谓“汉化”。

冯氏家族“崇信殊俗”[44],已为考古研究所证实。不过,将冯素弗、崔遹等汉族人墓葬出现的瘗钱、石灰枕一类葬俗纳入“鲜卑遗存”,则属本末倒置。三燕墓葬出土的众多器物以及石刻、漆棺、墓画的纹饰图案所呈显的大都是汉文化原貌,即或某一时段鲜卑文化上升为强势文化,使之出现变态,那也不能因此就对汉文化的主流地位加以“曲说”。否则,将不利于我们对三燕文化真实面貌的正确把握。

从原生态的单一文化发展到复合式的三燕文化,民族间的双向互动必然存在着“汉化”或“胡化”两种可能,出于现实需要或时潮影响而发生“逆动”,无碍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冯氏家族作为其中之一例,某种程度上的鲜卑化是明确的,其真实的民族身份也是明确的。

当然,“还原”冯氏家族的汉民族身份,不过是探查北燕文化基因的微末之技,并不能以此说明更多的问题。十六国中的任何一个政权都不是单纯的民族政权,君主或权要的民族出身与国家的文化取向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权衡北燕在三燕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和独特作用,不能把少数人的族属看作绝对因素。对冯氏政权性质的认识,宜从政治文化之大局入手,而不是抓住某些个体特征以偏概全。事实证明,历经后燕胡化思潮的反扑,正是这个被当作“鲜卑化政权”的冯氏北燕激流勇进,因为始终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理念而使汉文化再度隆兴,从而为此后北魏的汉化改革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和精神动力。

注释:

1](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8《高句丽本纪第六》,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24页。

2][26][33](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卷49《后燕录七》,《中国野史集成》(第2册),巴蜀书社,1993年,第453页。

3](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卷48《后燕录六》,《中国野史集成》(第2册),巴蜀书社,1993年,第449页。

4][8][14][39][41](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卷98《北燕录一》,《中国野史集成》(第3册),巴蜀书社,1993年,第161页。

5]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90页。

6](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108《晋纪三十》,中华书局,1956年,第3426页。

7](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卷48《后燕录三》,《中国野史集成》(第2册),巴蜀书社,1993年,第431页。

9][40](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卷100《北燕录三》,《中国野史集成》(第3册),巴蜀书社,1993年,第171页。

10](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25《冯跋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第3128页。

11](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25《冯跋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第3134页。

12][15](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卷48《后燕录六》,《中国野史集成》(第2册),巴蜀书社,1993年,第451页。

13](唐)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卷4《地占》“地燃”条,四库全书本。

16][25](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卷49《后燕录七》,《中国野史集成》(第2册),巴蜀书社,1993年,第452页。

17]薛海波:《试论北燕与高句丽的政治关系》,《东北史地》2010年第6期,第3435页。

18](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卷25《前燕录三》,《中国野史集成》(第2册),巴蜀书社,1993年,第225页。

19](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卷25《前燕录三》,《中国野史集成》(第2册),巴蜀印社,1993年,第227页。

20]据《晋书》记载,前秦建元十六年(380年)苻洛据龙城反,“分遣使者征兵于鲜卑、乌丸、高句丽、百济及薛(新)罗、休忍等诸国,并不从”。是为后燕移都龙城之前的情况。见《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2902页。另据出土于朝阳的唐《高英淑墓志》,冯弘东迁后,仍有大量高句丽人留在原地(一部分人改换民族身份),可见北魏于平州北平郡置朝鲜、新昌二县,与此不无关系。见《辽宁碑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5页;《魏书》卷106《地形志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2497页。

21](唐)令狐德棻:《周书》卷29《高琳传》,中华书局,1971年,第495页。

22](唐)令狐德棻:《周书》卷20《王盟传》,中华书局,1971年,第333页。

23](清)汤球:《十六国春秋纂录校本》卷3《前燕录》,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324页。

24](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24《慕容熙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第3107页。

27](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卷98《北燕录一》,《中国野史集成》(第3册),巴蜀书社,1993年,第162页。

28]张金龙:《北燕政治史四题》,《南都学坛》1997年第4期,第21页。

29]高然:《五燕史研究》,西北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第181页。

30]以上参见陈守义:《朝阳历史研究丛稿初稿》,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379395

31]笔者对上述25人族属的确定,参考了林宝《元和姓纂》(中华书局1994年版)、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等著作。

32]后燕退据龙城后的职官,李海叶教授检出鲜卑族42人(含冯氏2人),族属不明者20人,汉族仅7人,笔者的搜寻范围略广。见李海叶:《后燕退据龙城后政治之“反动”》,《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7月第4期,第1213页。

34](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卷98《北燕录一》,《中国野史集成》(第3册),巴蜀书社,1993年,第166页。

35][44](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卷98《北燕录一》,《中国野史集成》(第3册),巴蜀书社,1993年,第163页。

36](北魏)魏收:《魏书》卷95《徒何慕容廆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071页。

37](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卷98《北燕录一》,《中国野史集成》(第3册),巴蜀书社,1993年,第164页。

38]冯氏一族于西燕灭亡(394年)后迁居和龙,据《北燕录三》记载,冯素弗于弱冠(20岁)“自诣慕容熙尚书左丞韩业求婚”,而韩业为左丞是在慕容熙任尚书左仆射时,也即慕容盛继位初年(398年)。如此推算,则迁居和龙时冯素弗约为16岁,冯跋稍长,宜为18岁左右。参见尚永琪:《北燕史》卷4《考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42]参见上揭李海叶文。

43](日本)内田昌功著,姚义田译:《北燕冯氏出身与〈燕志〉〈魏书〉》,《辽宁省博物馆馆刊》第2辑,第254256页。

 

(作者:原朝阳电视台副台长、高级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