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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古廊道对中华文明有多重要?

发布时间:2022-01-21    阅读:149

辽西古廊道对中华文明有多重要?

崔向东

 

    辽西地区有着上万年的文明形成史,以红山文化为标志,出现了文明的曙光,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地之一,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领先地位。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文明发展的动力,而交通在文明起源和社会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有些地理区域可称之为“历史的地理枢纽”。这种枢纽有时是点,有时是线(廊道),有时是面(区域)。交通发达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要条件,生产工具的发明、技术的革新,都通过交通条件来扩大影响,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进。可以说,交通网的布局、密度及其通行效率,决定了文化圈的范围和规模,而辽西地区的文明起源与发展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一、红山文化时期初现古廊道雏形

    地理上的辽西指燕山山地以北,西拉木伦河以南,医巫闾山以西和七老图山以东的区域范围。从现在的行政区划看,包括辽宁省西部朝阳、阜新、锦州、葫芦岛市,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赤峰市和河北省东北部承德市等,处于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三地交界处。此区域内有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小凌河和青龙河等,有东北—西南走向的努鲁儿虎山和松岭两大山系,水系和山脉交错,形成了东北—西南走向的河谷谷地,成为天然的交通廊道。从考古学文化来看,这一地区从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直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间跨度为距今80003000年。在这5000年间,这几种文化在地域范围上基本相同,在文化内涵上表现为一定的文化承继关系,是相对独立发展的文化共同体。

    辽西地区以丘陵为主,聚落沿河谷而建。从已发现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分布图可以看出,是以河流为纽带成群分布,在大凌河、老哈河流域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基本连成一线,并形成交通孔道。尤其在努鲁儿虎山与大青山之间的狭长谷地,从凌源的三官甸子沿努鲁儿虎山山谷东北行,现已发现牛河梁、张福店、敖吉、大甸子等众多红山文化遗址,当时分布在这条天然孔道上的聚落之间有着密切的来往。红山文化核心区道路交通沿老哈河、大凌河河谷延伸,向南翻越大凌河与滦河支流濡水、青龙河分水岭进入濡水、青龙河上游,再沿濡水、青龙河而下,翻越燕山山脉,进入中原腹地。

    红山文化已经在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形成较为发达的社会组织,而这种组织的社会功能的实现无疑要依赖相对固定的道路开辟。在辽西地区的古代交通廊道上,朝阳的凌源、喀左等地处于核心枢纽地位。红山文化核心区被认定为从牛河梁遗址、东山嘴遗址到胡头沟墓地之间的区域,其间跨越150公里,基本在大凌河流域。喀左东山嘴和牛河梁处于红山文化的核心区域,无疑也是当时的交通中心。

    考古学家郭大顺对此有精准的论述:“牛河梁遗址所在的辽西努鲁儿虎山山谷,正处于红山文化分布区中央部位而偏向于靠近华北平原的西南一侧,这一带既属于大凌河流域,又距老哈河的河源不远,向北沿老哈河河川可通往内蒙古赤峰并继续向其以北的广大蒙古草原深入;向南顺大凌河南部支流,可抵达渤海海滨;向东沿大凌河通向朝阳和阜新地区,更可直达辽河西岸;向东北,沿努鲁儿虎山山谷可通达内蒙古敖汉旗及周围的教来河和孟克河流域;向西沿大凌河西部支流经河北省承德地区,并越燕山山脉直下华北平原,以上这些地区都是红山文化所及地区,并且大多数是红山文化遗址分布的密集区。可见,牛河梁遗址就处于红山文化分布区四通八达的中心部位。把牛河梁遗址选择在具有这种地理优势的位置,显然与充分发挥和延伸最高层次中心邑落的汇聚力和控制力有很大关系。”

    可以说,早在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辽西地区内部交通道路已基本形成;随着红山文化向外扩展,在辽西区域内连接中原和东北两大地域的辽西古廊道已见雏形;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青龙河、老哈河和大凌河流域与中原地区、东北腹地交往更为密切,辽西古廊道基本形成。

    二、古廊道加速辽西古代文明进程

    辽西古文化通过廊道与周边地区的不同文化相互传播、交流,不断吸收其先进的文化因素,并逐渐形成自身特色,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魏营子文化皆是如此。如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中发现的玉器,其玉质为闪石玉,色泽多为淡绿、黄绿、乳白或浅白色,玉料来源于辽宁省岫岩县;而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发现众多的贝、蚌等装饰品,应该是来自沿海诸部族。这些物品的交换运输,充分说明当时的辽西地区已有较为固定的道路交通,彼此间有着文化交流。

    受来自中原的考古学文化的影响,小河沿文化时期的陶器纹饰发生了变化,由之字纹转变为中原盛行的绳纹。小河沿文化也向外扩展,在冀北、晋北都有其文化遗迹。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辽西古廊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城大多沿交通便利的河流沿岸选址,分布在近水的丘陵或台地上,以便于交通和防御。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分布密集,把这些遗址联系起来所形成的线路,基本与辽西古廊道重叠,说明这里当时已经形成交通道路。通过这些廊道线路,辽西地区内部联系日益密切,形成了稳定的人群共同体;在外部,向南越过燕山山脉进入华北北部,向北进入蒙古草原地带,向东北越过闾山进入东北腹地,由此,东北与中原地区通过辽西古廊道紧密联系起来。

    根据考古资料来看,红山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长期相互影响、彼此交融。红山文化的陶器从形制、纹饰等方面看,均具有仰韶文化的一些特征,这表明红山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同仰韶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以玫瑰花为图腾的仰韶文化,沿汾河下游北上到汾河源头,再进入桑干河流域,而在燕北辽西地区,以崇“龙”为主要特征的红山文化沿辽西古廊道不断越过燕山向西南发展,两种文化在不断拓展过程中相互交融、结合,在辽西大凌河上游产生了以龙纹与玫瑰花纹相结合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政治群体。考古学家苏秉琦把花(华)与龙的结合过程形象地概括为“华山玫瑰燕山龙”,认为花与龙的结合会使人自然联想到我们今天自称的“华人”和“龙的传人”,发生在5000年前的这一历史转折,其光芒所及之广、延续时间之长可谓奇迹。红山文化在这种持续不断的文化交流中达到了顶峰,率先跨入古国阶段。

    红山文化的核心区域牛河梁遗址就位于大凌河流域的辽西古廊道上,文明的中心也必然是交通道路之枢纽。郭大顺认为:“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这一成功结合,是两种不同经济类型和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化群体间的结合,是东北地区渔猎文化吸收农耕文化先进因素的结果……所以,这一南北不同文化间的结合,不仅是西辽河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先走一步的原动力,而且也是一种观念上的认同。”辽西地区通过辽西古廊道将中原与东北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是东北文化区面向中原文化区的前沿地带,也是东北与中原的连接地带。以辽西古廊道为媒介,辽西地区把中原农耕文化、东北渔猎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紧密地联系起来,不同文化间相互撞击、交流、融汇,又进一步推动了农耕、渔猎和游牧文明与文化的发展,加速了辽西古代文明起源进程,也形成了独特的辽西地域文化。

    三、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形成亦受古廊道影响

    一般说来,交通走廊应具有地理和文化两层含义,其一是地理含义,指该区域在地理上是一个走廊式的地理通道;其二是文化含义,反映该区域是一条民族文化通道。辽西古廊道多沿河谷而行,历史上众多民族起源或迁徙于此,自其形成开始便是名副其实的沟通东北与中原的地理、民族和文化廊道,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周时期,辽西及其以北地区的部族、方国,如燕、肃慎、孤竹、箕、屠何、山戎等相互之间来往十分频繁,它们与中原的商、周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朝阳六家子西周早期墓葬中出土有车具铜构件,说明此时的道路交通十分发达。远在吉林、黑龙江的东夷诸部族,常经过辽西古廊道到中原纳贡。1955年以来,青龙河河谷和大凌河河谷出土了大批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和兵器,可见当时的青龙河河谷和大凌河河谷已是沟通东北与中原的重要通道。

    春秋时期,齐桓公伐山戎、孤竹和屠何等方国,齐军越过燕国,由无终经河北迁安或卢龙县进入青龙河,进而进入大凌河,进抵山戎腹地,击败山戎,走的就是上述古廊道。战国时期,燕国击败东胡,在燕北设置上古、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进行郡县制管理。朝阳分属于右北平和辽西郡,设郡置县使辽西地区形成以辽西古廊道为主干的发达交通网络,出现了平冈、白狼、酉城等十分重要的交通枢纽。战国时期,著名的无终—平冈—柳城道、卢龙—白狼—柳城道基本形成。三燕、隋唐时期,辽西古廊道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沟通南北,使营州成为东北亚区域的中心。

    应该说,“大凌河谷堪称一条名副其实的走廊”,是东北地区古代与中原文化交流和民族迁徙的重要交通孔道。直到辽金时期辽西傍海道开通以前,无终—平冈—柳城道、卢龙—白狼—柳城道在沟通东北与中原文化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化进程中,有几条民族—文化走廊起着重要作用。费孝通在论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时说:“一条西北走廊,一条藏彝走廊,一条南岭走廊,还有一个地区包括东北几省。倘若这样来看,中华民族差不多就有一个全面的概念了。”从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与迁移、文化交流等方面考察,费孝通所谓的东北地区的走廊应当就是辽西古廊道。辽西古廊道是一条民族—文化廊道,是族群迁徙、文明传播、经贸交流和边疆控制等重要通道,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化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等都可以从辽西古廊道显现出来。

    辽西古廊道形成后,历史上山戎、东胡、乌桓、鲜卑、契丹、蒙古等部族沿着它多次迁徙和频繁南下,留下了丰厚的民族历史与文化积淀,而中原文化也随着汉族的北进而向东北传播。通过这条廊道,各民族之间频繁迁徙往来,并由此实现了多民族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不同民族在文化认同上交集越大,文化冲突就越小,从而形成了文化的一致性。民族迁徙及由此带来的民族、文化融合对于中原王朝疆域的扩大、巩固和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民族文化的融合构成了新的文化共同体,即以中原汉族文化为基础,吸收融合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中华文化。中国疆域广阔,文化传统悠久且富有生命力,即得益于不同地域的民族和民族文化的持续不断的碰撞、交流与融合。

    辽西古廊道发端于红山文化时期,它加速了红山文化的文明起源进程。辽西古廊道的进一步延伸,使其成为连接内地与边疆、农耕与游牧、中国与世界的民族—文化—经贸廊道。

(作者:渤海大学政史学院院长 二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