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辽代朝阳地区文化及其社会生活 （《朝阳通史》第五章）
第五节 辽代朝阳地区文化及其社会生活
今朝阳地区是辽代文化先进的地区。唐五代以来，以营州为中心的朝阳地区即以东北地区政治、军事中心而闻名。契丹族的兴起也是借助于营州重镇与唐朝发生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或政治军事冲突。中原汉文化大多通过今朝阳地区传入契丹内地。阿保机建立政权过程中，虽以武力征伐开疆扩土，置建私城，表现出游牧民族尚武精神，但也未忘记以文治天下。早年在辽宁朝阳出土的《灵感寺释迦佛舍利塔碑铭》记载：“皇朝定天下以武，守天下以文。”《兴中府安德州创建灵岩寺碑》：“我国家右文敷治，偃革济时。” 而辽朝文化的起步则源于今朝阳地区，并且朝阳地区文化与社会生活对辽代社会都有重大影响。
一、教育与科举
辽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教育。他们为推动社会发展，巩固自身统治地位，根据文化相对落后民族统治文化相对先进民族，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的现实状况和需要，在采取胡、汉分治，实行南北两面官制的政治制度的同时，也制定了相应的教育政策，推行了科举制度。尤其是实施一系列教育发展措施，极大地推动了辽朝教育的发展与进步。位于辽西兴中府及其与之相邻的医巫闾地区，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社会经济相对发达，人口集中、民族杂处，因而教育也较为发达。
（一）文化教育的发展
兴中府是辽代文化教育较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影响所及，周边各州县文化教育事业也随之发展起来。辽代中后期，在地方府、州、县中设立了官学，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根据南面官设置来看，南面朝官机构中有国子监、国子学。“国子监。上京国子监，太祖置”。国子监有祭酒、司业、监丞、主簿等官员。国子学有博士、助教。南面京官中设有五京学。“道宗清宁五年（1059），诏设学养士，颁经及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至少在道宗时期，地方官学逐渐建立起来。
就中京道官学教育而言，据高福顺统计，《辽史·地理志》记载中京地区各种性质的州22，失载的约有10州，实有州数约32，其中置有州学的16州，约占50%左右，说明中京道的州学署置还不十分普遍。 然而兴中府设有府学， 有博士、助教等学官。兴中府所属安德州、黔州亦有州学，置博士、助教等学官。博士、助教为学校的教学和管理人员。府学、州学是兴中府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文化教育事业先进性的标志。
除官学外，兴中府及周边地区私学也很发达。兴宗、道宗时期的建州永霸县人张孝杰，由于幼年家贫，进入私学学习，长大后参加科举考试，“重熙二十四年，擢进士第一 ”，曾任枢密直学士、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工部侍郎等要职，“上以孝杰勤干，为北府宰相”。又评议曰：“汉人贵幸无比”。道宗大康元年，赐其国姓。二年，扈从皇帝秋猎，道宗一日射30鹿，在欢庆酒宴上，赋《云上于天》诗献给道宗皇帝。张孝杰流传至今的文学作品还有出土于庆陵的《兴宗仁懿皇后哀册》。
辽代官学、私学的教育内容均以儒家经典及其传疏为主。有《孝经》、《论语》、《尔雅》、五经大义等。儿童先接受启蒙教育，然后即习儒家经典。《梁援墓志》记载，兴宗、道宗时期医巫闾山人梁援，5岁诵《孝经》、《论语》、《尔雅》，11岁通五经大义，13岁作《牵马岭碑文》，“人颇异之”。始弱冠，与兄梁揀同举进士，26岁乃登甲科。梁援后来官至宰相。其兄揀、弟揆皆第进士，子庆先，特赐进士。梁氏家族可谓书香门第。梁氏虽家居医巫闾山，但距兴中府不远，更与白川州毗邻，梁氏家学具有典型意义，其读书为官在周边地区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在当时今朝阳地区汉族官僚家庭教育中，幼儿在私塾里不仅学习汉文经典，有时还要学习契丹文。《郑恪墓志》载：“君少敏达，博学世俗事。通契丹语，识小简字。生二十九年，以属文举进士，中第三甲。”郑恪墓志于1940年出土于辽宁建平和乐村张家营子东山后谷中。今建平县为辽代惠州地。郑恪祖父曾任辽利州观察使。恪与梁援为姑表兄弟。梁、郑两家都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再如圣宗时期出身于霸州官宦世家的耿知新“自孩幼习将相艺，识蕃汉书”。所谓“蕃书”，即指契丹文。
（二）科举取士的兴盛
辽太祖时期，汉人、渤海人入仕的途径之一就是科举。会同年间，太宗割占幽云十六州后，为了安抚该地区百姓民心，同时又急需从汉人集中，或汉文化先进的地区选用人才，曾实行科举考试。圣宗统和六年（988），“是岁，诏开贡举”，科举制度遂形成定制。辽代科举受唐宋两朝影响，“制限以三岁，有乡、府、省三试之设。乡中曰乡荐，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时有秀才未愿起者，州县必根刷遣之。程文分两科，曰诗赋，曰经义，魁各分焉。三岁一试进士，贡院以二寸纸书及第者姓名给之，号‘喜帖’。”由于官学、私学教育的发展，科举取士也推行到地方，读书应举已成为人们的追求和社会生活时尚。姚景行，兴中府人，“重熙五年（1036）擢进士乙科，为将作监，改燕赵国王教授。不数年，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性敦厚廉直，人望归之。”道宗时，任北府宰相、南院枢密使兼中书令、知兴中府、上京留守等职。姚景行考中进士是在兴中府设置之前，说明早在霸州建制时，今朝阳地区文化教育就已具备良好的基础，为科举考试输送优秀的人才。张孝杰，重熙二十四年进士。张孝杰、梁援与金朝懿州人奥屯忠孝、辽阳人张甫，是中国科举史上辽宁籍4位显赫人物。 建州（辽宁朝阳西南）人王敦裕，在道宗清宁年间，“爰从壮岁，首中乙科”。王敦裕曾任平州观察判官，可惜因病早逝，时年39岁。田颢，字默之，兴中府人，辽天庆八年（1118）进士，天祚帝时为“来州归德军节度使”，“（金）太祖定燕，颢举四州版图归朝，加都官郎中，权节度使事，四迁知真定府事”。“三迁行台左丞、彰德军节度使。徙知河北东路都总管，改同签燕京留守事，民遮留不得出，易服夜去。改河南东路转运使，寻改绛阳军节度使。”后任刑部尚书 。他们都是精通儒学，善治经史，参加科举，考中进士，晋身官僚集团，颇有政绩的治世人才，是兴中府及周边地区浓郁文化教育环境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杰才俊。
（三）儒学盛行
儒学是辽朝统治者施政治民的思想武器。“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所谓释奠，即在学校设置酒食以奠祭先圣先师的一种典礼。从此，每年春秋两季都要举行大规模的祭孔活动。在契丹统治者大力支持下儒学正统地位得以确立，儒学之风随之盛行，并一直与朝代兴亡相伴随。辽朝各级官吏，广大汉族、契丹族及其他各族知识分子，秉持儒家学说，讲仁义，行褒贬，选贤才，律己恕人，维护王朝统治。
兴中府及周边地区是辽代儒家文化普及以至于发达的地区之一。受耶律倍在医巫闾山建堂读书，研习儒家文化的影响，他的后世子孙大都痴迷于儒家文化，形成家学传统。其它契丹贵族家庭亦热衷于儒家文化。这些契丹贵族家庭的子弟在儒家文化教育、影响和熏陶下，成长为饱读诗书、践行仁义的学者、儒士。兴宗、道宗时期，居住在白川州耶律仁先家族较为典型。1983年，《耶律仁先墓志》出土于北票市小塔子乡莲花山村。据载，仁先远祖为“述剌实鲁于越”，实鲁即释鲁，太祖之伯父也。仁先入仕后，历任崇德宫使、殿前副点检、北面林牙、副枢密使等职，在辽代中后期，为保卫边疆、平定叛乱、维护政权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耶律仁先墓志》载：“王之于国忠也，于家孝也，于民惠也，于官廉也，于人信也，而五德兼备，贵处人臣之极，天之报施不为薄也。”仁先子耶律庆嗣墓志言：“列考尚父、于越、晋王讳仁先，孝友忠义，禀自天性。”仁先诸弟依次为义先、礼先、智先、信先，是按照儒家三纲五常之五常为字序。义先，大内惕隐，富春郡王；礼先，金州团练使；智先，果州防御使；信先，南面林牙。1998年，耶律智先的墓志也在北票市小塔子乡莲花山辽墓出土。志文中亦记载“远祖于越蜀国王，讳述烈实鲁，我太祖大圣天皇帝之伯父也”，与耶律仁先墓志记载相一致。其母别胥萧氏，“别胥生男五人：曰仁先、曰义先、曰礼先、曰信先。……公之生也，亚礼而长信。”智先，“七八岁，孝友谦敬，得于性受”，朝廷“嘉其忠孝，累官果州防御使”。耶律庆嗣，参与讨平耶律宗元父子的叛乱，加“尽忠平乱功臣”称号。西北路边境失守，庆嗣“承命讨伐，且不虞兽穷则攫，遂至掩殁”，赐其谥号曰贞愍。“图国忘死曰贞，佐国遭忧曰愍。”
图5-1 耶律仁先墓志
兴中府地区汉族儒士则以姚景行为典型。景行本为后周将领，应历年间出使辽朝被扣留，隶汉人宫分，“及景行既贵”，才脱离宫籍，以兴中县为籍贯。姚景行博学，道宗为太子时曾担任其老师，性又敦厚廉直，“人望归之”。道宗即位后曾与之讨论古今儒士优劣，景行“占对称旨”。景行死后，朝廷追封其为柳城郡王，谥文宪。姚景行对当地儒学发展、文化教育及科举取士都有极大影响。
二、佛教传播与流行
辽朝统治者在吸收和推崇儒家文化，培养大批通经善儒的知识分子的同时，也积极引入和扶持佛教。最初只是通过建筑寺庙，安置征伐俘掠来的汉地僧人，并通过他们传播佛教，安抚同样被掠来的大量的汉人和其他信佛民众。后来其境内信奉佛教的人越来越多，至辽圣宗时期逐渐兴盛起来，兴宗、道宗两朝即达到了极盛。辽代自建立之初就陆续在各地修建大量佛塔、寺庙、经幢等建筑，并且还雕刻包括《契丹藏》和房山石经在内的大量佛教经典。辽朝中后期，佛教僧、俗信徒在人口中已占有相当的比重。
（一）兴中府地区的佛教与寺塔建筑
辽代兴中府地区的佛教 辽代兴中府地区佛教传播与发展较其它地区更为广泛和进步。一是该地区自隋唐以来就有持续不断地佛教传播与流行，形成东北地区最早的佛教中心，因而具有浓郁的佛教文化基础。二是该地区有大量汉人聚居，既有辽建国前原住地汉人，也有建国过程中新迁徙过来的大量移民，他们自身所具有的中原文化根深蒂固，而其中的佛教信仰既有中原文化色彩，又受到北方草原民族影响。三是该地区是辽政权最早建立地方州县的区域之一，也是契丹民族信仰和佛教最早传播的地区之一。因而兴中府地区佛教发展既具有广泛的文化基础、民众基础，也有辽朝统治者积极倡导、大力支持和相关制度保证的因素。
辽代兴中府地区佛教信仰与境内其它地区大体一致，主要盛行华严宗和密宗，尤其是密宗最为发达。此外也有民众信仰净土宗、律学、唯识学、俱舍学等。密宗，又称真言宗、金刚顶宗、毗卢遮那宗、秘密乘、金刚乘或瑜伽密教。原为8世纪时天竺佛教中一个通过持诵密咒来破惑证真获利求福的教派。所谓“密宗”，意为与显教不同的深奥、秘密之教。该教由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祖师传入中国，从此修习传授形成密宗。密宗信仰在辽代各阶层中都十分盛行。朝阳地区现存佛塔大都雕刻密宗五方佛、金刚杵等图案，是密宗金刚乘等思想的反映。霸州延昌寺是弘扬密教金刚乘的教学中心。辽朝各地高僧前来讲学者亦有很多。
华严宗以《华严经》而得名，《华严经》是大乘佛教的代表性经典，主张一切有情皆可成佛。华严宗发源地为陕西西安华严寺，初祖为隋代杜顺和尚。华严教理主要是法界缘起说。宇宙万法、有为无为、色心缘起时，互相依持，相即相入，圆融无碍，如因陀罗网，重重无尽。并且用四法界、六相、十玄等法门阐明无尽缘起的意义。其理论有四法界、六相、十玄等。该宗传法世系以中国人为主。至唐武宗灭法，华严宗和其他教派一样遭受沉重打击，经论大多散佚，其说亦不再有广泛传授。辽代，由于统治者大力提倡，华严宗十分盛行，属于显宗，自庙堂至民间信之者极为普遍。辽世宗时期，曾在今朝阳凤凰山敕建华严寺，《大元一统志》曰：“华严寺，辽天授皇帝常猎和龙山，建华严寺。”“和龙山在兴中州东，南北长六十里，东西广三十里，一峰特耸，号曰天柱孤峰。”又“辽天授皇帝尝猎其间，获一香麝，因名其崖曰麝香峪，泉曰神射泉”。和龙山即今凤凰山。说明辽初霸州时，华严宗在当地就已经有广泛的传播和影响。
霸州地区佛法高僧有潜奥、物开、法颐、耶律琮、鲜演、道弼等。哈达清格《塔子沟纪略》记载，重熙二十二年（1053），霸州灵岩寺僧人潜奥、物开等“鸠集净财，缔结信士”，“购经一藏，用广流通”。物开等人研习经、律、论三藏，度化淄素两众，扩大灵岩寺的名声和影响。法颐担任灵岩寺住持时，精修禅法，道宗皇帝“特赐紫袍和通圆之号”，成为颇有影响的一代名师。契丹贵族耶律琮以检校太师等身份曾到霸州延昌寺“传十地戒条”，弘扬密法。耶律琮对密教研习应该很精深，不然仅靠贵族和高官身份难以服众。鲜演，为辽怀州人，“大安五年（1089），特授圆通悟理四字师号。十年冬奏系兴中府兴中县”。鲜演撰《华严玄谈抉择》六卷及其它佛教著述7部。道弼为兴中府和龙山华严寺僧，俗姓，乡里、生卒年均不详。在山上塔基中出土石刻一方，其铭文有“大辽兴中府和龙山华严寺崇禄大夫守司空悟玄通圆大师赐紫沙门道弼等奉为天佑皇帝万岁、皇族千官、父母、师僧、一切有情，重修古塔……。大康十年八月二十六日敬记。”道弼亦有著述多种，为当时著名高僧。
辽代佛教宗派特点，一是朱子方认为“不专一经一宗，颇有诸经皆通的倾向”；其二，张国庆认为“密教振兴，显密结合”。兴中府地区亦是如此。
兴中府地区还建立了一套培养僧徒的考选制度。先“择一境僧行清高者为纲首”，然后，差官考试本府众五州义学，各宗出题，答义中选者三人，授命为（经、律、论）三宗法师”，令他们“下四方学者，日兴讲肆”，“递开教门，指引学者”。这套制度通行全国，也为金代沿袭。
兴中府地区寺塔建筑 兴中府是辽境内佛教圣地，也是佛塔、寺院建筑较集中的地方。辽朝政治中心在四时迁徙的斡鲁朵中，“其官署皆为庐帐，故京城中少有中央官署之建筑。”同样，地方官署的建筑也不会受到重视。相对而言佛教建筑却是各地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官民皆乐而为之。兴中府城里的塔、寺大多都是辽代修建的。（1）南塔。位于灵感寺内，辽圣宗太平九年（1029），柳城人梁氏所建。天祚帝天庆六年（1116），尚书都官员外郎、辽西路钱帛判官张嗣初撰《灵感寺释迦佛舍利塔碑铭》，文曰：“皇朝定天下以武，守天下以文。太平既久，而人心向善，故此教所以盛弘。凡民间建立佛寺，靡弗如意。今此塔自太平九年，柳城人梁氏所建也。……复求化官长暨贵戚并豪族之家。各助以金帛车服，或诸珍玩。计获数百万钱，共为成办之。……凡一十三级，通百有余尺。”（2）北塔。最早建于北魏，经过隋、唐两次重建和辽两次大修，形成了内核为唐塔，外表为辽塔的全国唯一的“五世同堂”宝塔。辽代维修是在重熙十二年至十三年（1043－1044）。这次维修由霸州城里的百姓和官员施材，孔目官杨克徙、僧人永宁主持。修塔的同时打开塔室修建地宫，并将刻字砖、石经幢置入地宫。1984—1992年，朝阳市对北塔加固维修期间出土了上千件奇珍异宝。其中两颗佛祖释迦牟尼真身舍利再现于世，轰动了海内外。北塔在辽代佛教中占有重要位置，在北塔天宫出土辽代玉雕飞天2件，非常精美。地宫出土的辽代石经幢被称为“东北第一幢”。（3）东塔。1952年关帝庙修建排水道时于东塔塔基中发现辽代《无垢净光大陀罗尼法舍利经记》石经幢及其他文物。据经幢记载，“楚国长公主施财。建、霸、宜、白川、锦等州制置使、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尉、守左牵牛卫上将军、知彰武军节度使事韩绍基施财。……开泰六年岁次丁巳七月丁酉朔十五日辛亥午时再建。”根据《塔子沟纪略》中相关记载，东塔应在雍正至乾隆八年、九年这段时间坍塌毁坏。（4）铁舍利塔。“辽时建灵感寺。重熙中铸铁塔以藏佛舍利。后以定光佛舍利六百粒，释迦佛舍利一千三百余粒，改藏塔下塔宫。今塔已无存。土人尝于其处掘土丈余，见地宫一所，高八尺，广六尺五寸，八面相等，周遭嵌碑文。中有一碑，字大径二寸余。云：‘惟大契丹国兴中府，重熙十五年，丙戌岁十一月丁丑朔壬辰起手铸，次年四月乙巳朔八日壬子午时，葬释迦佛舍利’。记末载：办塔主僧则觉花岛海云寺业律沙门志全也。又有二片，为天庆二年讲经、律、论师慧林所撰《释迦、定光二佛的身舍利塔记》。文称‘重和十五年铸铁塔一所’。”慧林应为慧材。铁舍利塔建成于重熙十六年，天庆二年又拆毁重建，“坼至千檐，获定光佛舍利六百余颗。至地宫内，获释迦佛舍利一千三百余颗。再选定四月八日午时，依旧如法安葬。”铁舍利塔至少在清以前就已无存。此外，在凤凰山上有云接寺塔；凤凰山北沟的小山头上有大宝塔；兴中府安德州有青峰塔；安德州附近槐树洞塔，也应该属于兴中府境内。
兴中府地区还建有多座寺院。灵感寺，即柳城人梁氏所建。延昌寺，北塔天宫出土《延昌寺大塔下再葬舍利记》题记砖上有“延昌寺大塔下，重熙十二年四月八日再葬舍利记” 的记载；耶律琮神道碑亦载：“然公长以释教为事，□□二年，……至霸州延昌寺□□秘密传十地戒条，士庶归□（皈依），王侯郑重……。”延昌寺塔即今朝阳北塔，延昌寺是辽代著名的寺院。三学寺，“辽建三学寺于府西，兵兴以来，殿堂廊庑俱无，寺废久矣。”三学寺是佛教学院，培养“经、律、论”三字法师。寺院在狼山（今朝阳市北郊神岗）。和龙山有华严寺，“辽天授皇帝常猎和龙山，建华严寺。”凤凰山上有天庆寺，建于寿昌五年（1099）。“天庆寺，在卧佛寺下四里许，辽时建，康熙十七年修。寺有石胎观音立像，高七尺，围五尺有奇。辽寿昌五年，沙门智□等唱和诗石刻尚存。”沙门智□职衔为“崇录大夫检校太师行鸿胪卿□辨大师”，并且有赐紫，以示尊崇。安德州有灵岩寺，“辽统和中僧可观始卜地结庵，太平五年，邑人赵延贞等施四面隙地，……咸雍六年赐名灵岩寺。”大观音阁，“在兴中州市心，辽清宁四年建”。 崇福寺，“在兴中州西南隅，辽乾统二年建。”
图5-2 朝阳云接寺塔
辽代所建的佛塔寺院，一般都是规模恢宏，华丽壮观。塔寺的建造技术和雕塑艺术堪称高超与完美，尤其是采用巨型组合砖雕形式，将反映佛教思想内涵的既繁缛又精美的砖雕图像与宏伟壮观的宝塔有机结合，开创了大型砖雕艺术的新纪元。
辽塔由地宫、塔基、塔身、塔刹4部分组成。地宫内主要安置藏有佛舍利的石函，或者是石制，或金银或玉翠制作的小型棺椁。此外还陪葬有经书、佛像等物。在地宫里大多都安放一个或多个石经幢和石牌，记载建塔年代年代等重要信息。塔基上雕饰纷繁多彩，大体有佛教艺术雕饰图案和辽代历史、民族和社会风情雕饰图案。佛教艺术图案主要有佛像、罗汉、乐伎、妙音鸟、化生莲子、版柱上的花饰、托塔金刚、托塔侏儒等。辽代历史、民族以及社会风情方面的图案有驯养海东青、胡人献宝、蟠龙等。塔身是塔的主体，朝阳地区辽塔塔身内部结构主要是实心和空心两种。塔身外部造型主要是雕塑，其内容有佛像、莲花、飞天、灵塔和塔牌以及塔镜等。塔刹在密檐塔的顶端，冠盖全塔，是塔最崇高的部分。
辽西地区辽代寺院、佛塔建筑壮丽精美，承载著极为丰富的佛教信仰和佛教文化的内容，就现存13座辽塔而言，有12座塔雕刻精美的佛教题材图案，是当时民众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发展的真实写照。
兴中府地区佛教文化，反映了辽代佛教文化发展的特色，也代表了辽朝中后期佛教文化发展的水平。
（二）兴中府周边各州县佛教的发展
兴中府周边州县主要指建州、榆州、利州、惠州、白川州等今朝阳地区所辖范围，这些地区佛教传播广泛，信教僧徒人数众多，寺塔、经幢等佛教建筑密集，几乎遍布乡里村屯。这些地方的百姓也是以信仰华严宗和密宗占多数。以延昌寺为中心，在其周边至少有10多个密宗寺院，说明密宗在基层民间影响广泛。建州人德云法师也是辽代颇有影响的高僧，著有《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20卷。据记载，德云“俗姓清河氏，家传儒素、躬博经书，工翰工吟，具福具智”。在燕京崇仁寺出家，后住利州太于寺，主讲经论，后卒于此。
在各地的寺塔建筑是考察佛教发展的主要标志。建州现存寺塔6座，塔基遗址4处，同时期寺院1座；榆州现存辽塔2座，塔基遗址5处，寺院遗址1处；利州现存辽塔1座，塔基遗址3处；惠州塔基遗址6处；白川州出土有经幢1座，塔基遗址10处。据文献记载在今朝阳境内还有些寺塔，但已无存，此种情况不仅兴中府辖属州县存在，其周边州县也数量可观。在短短一个朝代，一定区域内，如此密集的佛塔建筑充分说明当时该地区百姓佛教信仰的虔诚与炽热。修塔建寺被认为是惠及帝王百官以至平民百姓的大功大德之举，因此人们热情极高，几乎都愿意参与这类功德活动，施财施物、出工出力、力所能及，因而当时建塔修庙既有充足的财力、物力，还有雄厚的劳动力。
仅就塔寺布局之密集以及建筑规模之宏大，亦可断言兴中府周边各州县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也是处于较发达的水平，至少与兴中府、大定府相比较并不落后，说明辽朝社会的佛教信仰已经遍及村村落落。
除塔寺外，辽代建造经幢之风也十分盛行。经幢出现于唐代，是一种多面体佛教石刻，其内容多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佛教经咒，因而又有“石幢”、“石经幢”等名称。还因为经幢的形状、功能的不同，也有“八楞碑”、“石塔”、“宝幢”、“法幢”、“功德幢”、“影幢”等别称。辽承唐制，也建造了大量的石制经幢。大凡有塔寺、墓葬的地方都树立经幢。在朝阳地区发现的辽代经幢约有50余座，或属于佛塔地宫里供养佛舍利的供养幢，或属于祈福消灾的功德幢，或属于度脱亡人的塔幢、墓幢、坟幢，其中墓幢数量最多。当时人们利用经幢弘扬佛法，表达意愿，简易便捷，因此建造各类经幢非常普遍。
（三）佛教管理体系与佛事活动
僧官制度与寺院管理 僧官制度几乎同时在北魏、后秦和东晋出现。辽代僧官制度仿唐宋之制亦有所变革，在中央设有管理全国僧尼事务的僧官，即“三京诸道僧尼都总管”。三京，指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和南京析津府。三京所辖即是辽之全境。在京城及州、府设有管内左、右街僧录及管内僧录、僧政和都纲等各类僧官，管理某一地区的佛教及僧尼事务。地方僧官大致有两级，即管理某一京道僧尼事务的僧官和管理某一州府僧尼事务的僧官。在寺院则有住持、“三纲”等各类寺职，具体负责寺院僧尼日常事务。
保宁六年（974）“十二月戊子，以沙门昭敏为三京诸道僧尼都总管，加兼侍中”。这是见于《辽史》关于中央僧官的唯一一条记载。在延昌寺天宫和地宫刻文中提到的“同提点上京管内僧录宣演大师”、“都提点上京管内僧录宣演大师赐紫沙门蕴珪”，是当时主修塔事者之一，属于上京地方僧官，差遣至霸州负责修塔事宜。大康十年（1084）以前，香峦就曾任兴中府僧录之职。延昌寺塔修塔题记所列僧职还有藏主、寺主、尚座、僧政、僧判官、都维那、知文书、头陀等，他们都是负责寺院各类事务的僧职人员。可见寺院僧官设置齐全，管理体系完备。
邑社组织与佛事活动 辽代民间佛教组织有“千人邑社”，也称“千人邑会”。实际自北魏以来，很多地区以造像、建寺、诵经、转经等活动为重要内容兼及其它积累修福资粮的功德法会，其人数多寡不一。“千人邑”一词出现于辽代，应历十五年，《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碑额篆书载：“重修云居寺一千人邑会之碑”。碑文言：“今之所纪，但以谦讽等同德经营，协力唱和，结一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后先，无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定期，储于库司，补兹寺缺”。重修云居寺时，结成包括僧俗在内一千人之邑，其成员不分贵贱贫富，都要向云居寺按期缴纳例定资财。在辽代，有舍利邑、经寺邑、供塔灯邑、弥陀邑、兜率邑、太子诞邑等名称的佛教邑社组织。邑社有邑长、邑证（正）、邑录、提点等职事人员，分别管理邑社内诸事务。邑社成员称邑人。“入邑社为‘邑人’者，都是崇佛信教家庭的成员，他们或是夫妻，或是父子，或是母女，或是兄弟姐妹关系。” 邑社成员通过这种民间佛教社团组织，参与佛事活动，达到施舍家资、襄助佛事、建立功德的目的。霸州延昌寺所属邑社在重修延昌寺塔过程中就发挥了重要作用。该邑社有“都提点”或“提点”，由州、军等政府官员或国家僧官兼任，负责领导修塔事宜；有邑长、勾当，由僧俗信众组成，为具体办事机构人员；都作头、作头等是具体负责施工的各工种头目。《朝阳北塔塔下勾当邑人僧人题记》上半部记邑社众人、勾当人、施金人等46人名，并记有施钱数额。下半部记“当寺塔下同勾当僧人等”，共29人名，是参与修塔的本寺僧人。《朝阳北塔作头题名》曰：“锻匠都作头李□□，男文□。副作头崔从成，弟从巳。同作头张守用，男录乂，刘加宁，赵惟信，刘希演，李匡政，温宜遵，刘好哥，王从政。砌匠都作头李从道，次作头何德亨。”《朝阳北塔经幢记》又载：“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延昌寺塔的修建是一项浩大工程，善男信女为此出资出力，为的是建立功德。该工程在众多热心人士参与下，组织严密，进展顺利，在辽塔建造中堪为典范，也是更为典型的佛事活动。
就整体而言，辽代僧俗大众的佛教信仰，表现出明显的功利性，其中主要特点就是崇法礼佛，希望得到佛的保佑，以实现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人生理想。念经、诵经、转经以求祈福禳灾。僧俗信徒热心于佛事功德活动，如修建坟塔经幢，“立幢祈禳”；还有“发愿祈攘”，主要是通过“筵僧”、“做道场”、“布施”以及“建长明灯”，“办佛会”等活动发愿，以消灾祈禳。在功德活动中，更为大型，更为广泛而且有影响的事情便是“建佛塔”。
辽代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热衷于佛事活动，诵读佛经又是佛事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道宗朝的“尚父大王”耶律仁先家族就曾举办过盛大的佛事活动，“起建道场六十二昼夜，斋僧四千四百人，维持开菩萨戒经讲三席”。延僧诵读的各类经文千万遍。这样的佛事活动非权贵显赫之家无能为也。在平民百姓中，包括汉族富裕家庭，甚至各阶层家庭中的女性都热衷于佛事活动，读经是参与人数最多的经常性的普遍的佛事活动。
三、朝阳地区州城文化特征
辽代在朝阳地区建置州城较早，且相对集中，但由于区位特点和沿革变化的原因，各州也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和文化特征。仅以白川州文化特征为例，揭示辽代地方文化及其特色，对进一步了解辽朝的制度文化也大有裨益。
其一，州城文化多元性。州城文化多元性是指白川州建制的二重属性和演变的多种因素构成的文化多样性。辽政权建立前后，白川州为单一的私城性质，完全归属个人所有。太宗时期改置为头下州，既为个人所有，又受朝廷控制，所属关系表现为二重性。在没入为国家所有之后，又划为斡鲁朵州及转为文忠王府辖州，仍然具有二重属性。依此考察，与其它的头下军州和斡鲁朵辖州并无大的差别。但是白川州历经了辽代地方州县机构设置的几乎所有变化，这是其它州县所没有的独特之处。正因为如此，在辽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白川州所承载的文化还具有多元性。从统治方式上讲，国家意志与个人意愿的表达与贯彻落实；就制度建设而言，国家的制度设计与个人的谋划安排；以利益关系考虑，国家整体利益与个人局部利益，凡此等等都需要不同背景，不同层次的文化为基础。私城、头下州、行政州、斡鲁朵州等性质不同，因此州城建制所需要的和所表现的文化及其取向必然有所差异。尽管文化特征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别，但在空间上却属同一个区域，既有交替又有并存。
其二，农耕与游牧文化的交融性。从白川州地域特点看，大凌河流域是农业区域，而且是契丹农业起步较早的地区；北部山区则宜于放牧，是建立牧场的理想之地。另外，还有一种被称之为插花田的，“契丹草原上，富在羊马，奚室韦及少数的契丹人中，纵然有些兼事耕种的，数量很少，质量很差，成批的汉人农民，在头下城的形式下，开垦生荒，造成草原上的插花田。”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由于两种产业方式的交错相间而交汇到一起，对社会生活构成很大影响。
其三，中原文化根深蒂固。白川州为唐代青山州地，青山州是设于边境地区的羁縻州。在唐朝营州都督府统辖之下，遵循唐代政令，接受中原文化。尽管白川州初建时，未见“以汉俘置州”的记载，但也应该有相当数量的汉人在这里定居生活。再者，迁居白狼水东的契丹人也早已汉化。辽初，白川州是距中原刘仁恭控制的幽州最近的地区之一，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直接而便捷。辽军南下征伐，进取中原，白川州头下主安端亦多次率兵攻城略地，谙熟中原地区的风土人情。在辽代州县，尤其是在头下军州中，白川州接触中原文化最早，受其影响亦最深。“辽时尝创庙学于川州治西南”。 庙学即设于孔庙内的学校。白川州建有文庙，至金时重修。
白川州文化特色，是辽代中央集权体制演进和社会发展的凝聚与反映，也是辽代制定政治制度和实施统治策略所要参照的现实依据，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四、朝阳地区辽墓壁画艺术
辽墓考古调查始于20世纪初，随着大量辽墓的考古发掘，辽墓壁画艺术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辽代壁画墓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赤峰、通辽，辽宁朝阳，河北宣化，山西大同等地区。据统计，相对完整存在而且资料翔实的壁画墓约有60余座，其中50余座是契丹族墓，或契丹式墓，其余为汉人或汉式墓。辽墓壁画以形象生动的写实手法描绘了北方草原广阔壮丽的景色，表现了契丹族善于骑射的游牧民族气质。壁画内容涉及人物、宴饮、车马、出行、狩猎、放牧、鼓乐、舞蹈、神兽、山水、花鸟、马球等几乎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朝阳地区发现的壁画墓有朝阳孤竹营子耿氏1号墓、2号墓，朝阳县馒头营子赵氏族墓，北票莲花山耶律仁先家族墓，建平县张家营子辽墓、黑水镇七贤营子村两座辽墓，原朝阳师范学校壁画墓，凌源高家屯辽墓。这些辽墓壁画也大都描绘了契丹贵族官员、契丹百姓和汉族官员以及汉族百姓的人物形象，壁画中亦有山水花鸟图、游牧生活图、车骑出行仪仗图、宴饮图、狩猎图等。有研究者认为黑水镇七贤营子村两座辽墓的壁画所用颜料，为土红、石青、石黄、石绿、朱红等主要矿物颜料，上色时用动物胶调制，所以色泽鲜艳耐久，因此墓室的壁画在经历了漫长岁月并经淤泥浸蚀之后仍能保持较鲜艳的色彩。辽墓壁画以人物画为主，吉祥图案为辅，注重反映本民族生活习俗。所绘人物力求仿真写实，人物身高及多寡根据壁面尺寸具体构图，人物形态、衣着绘制准确，线条均匀，饱满流畅。契丹人服饰以圆领长袍为主，左衽款式。契丹人面部表情丰富，神态自若，性格豪放粗犷，强悍勇武；汉人臣僚神态恭谨，表情肃穆，近似肖像画。
图5-3 辽代古墓遗址·武官像
五、辽代朝阳社会生活习俗
辽代朝阳地区聚居着契丹人、奚人、汉人和渤海人等，契丹人与奚人生活习俗相近，具有浓郁的游牧民族传统；汉人和渤海人生活习俗大体相同，继承的是农业文明生活方式。然而由于民族间杂居，游牧民族的生活传统与农业民族的生活方式相互影响，甚至相互融汇，形成了具有该地区特色的社会生活习俗。
（一）契丹人的生活习俗
居住在朝阳地区的契丹人，主要是贵族、官员及其家属、随从、仆役等，也有一定数量的平民，甚至还有契丹建国前早已定居于此的汉化程度很深的契丹人。尤其是契丹贵族，有的家族领地就在这一区域内，如白川州，早期就是耶律安端家族领地；辽朝后期，大辽国尚父于越宋王耶律仁先家族领地也在白川州境内。仁先以疾薨于位，道宗“诏崇义军节度使、左散骑常侍李翰充勑葬使，长宁军节度使、检校太傅杨庶绩充勑祭发引使。以其年九月丙朔十九日某甲子归葬于葛蒌母山之膴原，从先茔，礼也。”葛蒌母山即今北票之莲花山。因此，贵族的生活习俗更具有典型意义。
饮食 契丹人最初以狩猎、畜牧为主，原始农业为辅。“番居内地者，岁时田牧平莽间。边防乣户，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绩毛食湩，以为衣食。”“湩，乳汁也。”契丹人进入霸州，亦即后来的兴中府及其周围州县后，也改变了原有的生活状态，不再是仰给畜牧，饮湩食酪，而逐渐以粮食为主食。粟、麦、黍、豆、穄是当地主要粮食作物。
谷物的食用有面食、粆糒、粥等。面食有馒头、饼等。粆糒，或单称粆、麨，是一种炒的米粉或面粉，也就是后来的炒米、炒面之属。它的制作方法简单，携带方便，宜于游牧民出行、作战备用。粥类是定居以后最简易的主食。路振《乘轺录》：“九日，虏遣使置宴于副留守之第，第在城南门内，以驸马都尉兰陵郡王萧宁侑晏，文木器盛虏食，先荐骆糜，用杓而啖焉。熊、肪、羊、豚、雉兔之肉为濡肉，牛鹿、雁鹜、熊貉之肉为腊肉，割之令方正，杂置大盘中。二胡雏衣鲜洁衣，持帨巾，执刀匕，遍割诸肉，以啖汉使。”《王沂公行程录》曰：“自过古北口，即番境。居人草庵板屋，亦务耕种，但无桑柘；所种皆从垅上，盖虞吹沙所壅。山中长松郁然，深谷中多烧炭为业。时见畜牧牛、马橐驼，尤多青羊、黄豕，亦有挈车帐，逐水草射猎。食止糜粥、炒糒”。辽国兵制规定兵士出征自备物品中有“粆一斗”。沈括《熙宁使虏图抄》谓契丹人：“行则乘马，食牛羊之肉酪，而衣其皮，间啖麦粥”。朱彧《萍洲可谈》载：“先公至辽日，供乳粥一碗，甚珍，但沃以生油，不可入口。谕之使去油，不听。因紿令以他器贮油，使自酌用之，乃许。自后遂得淡粥。”除日常生活中食粥外，有些重大礼仪场合也有食粥习俗。如皇太后生辰朝贺仪式当中，“大馔入，行粥碗”。粥是皇太后饮食当中必备的食品，也是其他老年人所喜欢的。
契丹人在节日或平时待客，还会做一种“乳粥”，也叫“酪粥”，即和以牛羊等乳汁的粥。宋梅尧臣《送刁景纯学士使北》曰：“朝供酪粥冰生椀，夜卧毡庐月照沙，侍女新传教坊曲，归来偷赏上林花。”苏辙在哲宗元祐元年使辽，其侍中亦提到乳粥。“会同出入凡十日，腥膻酸薄不可食，羊修乳粥差便人，风隧沙场不宜客。”王钦臣曰：“北人馈客以乳粥。”看来乳粥是契丹人饮食佳品，也是其饮食习俗中既珍贵又讲究。
辽中后期，契丹人面食也丰富了许多，主要有馒头、煎饼、糕，还有酥乳饼、饵饼（一种带馅的糕点）等。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北三家一号辽墓的壁画中，有一幅半跪女仆正在做面食的画面。该女子上身前倾，在平面案板上做面食，左手伸直按一面杖，右手半握拳，用食指转动一圆形面片，颇似今天北方人在擀饺子皮。
瓜果蔬菜也是契丹人饮食中必不可少的。瓜果主要有西瓜、合欢瓜、梨（山梨、楞梨、棠梨、压沙梨）、海棠梨、枣、杏、桃、李（郁李子）、柿、樱桃、石榴、葡萄、榛子、胡桃（核桃），松实等。 在宣化的一座辽墓内，发现有保存完好的栗子、核桃、葡萄、枣等果品食物。沈括曰：“契丹之粟、果瓠皆资于燕。粟，车转；果瓠以马送之虏廷。” 胡峤《陷北记》载：“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 洪皓言：西瓜“形如扁蒲而圆，色极青翠，经岁则变黄，其瓞类甜瓜，味甘脆，中有汁，尤冷。”“庞元英《文昌杂录》云，余奉使至辽，至松子岭，互置酒，三行，有北京压沙梨，冰冻不可食；伴使耶律筠取冷水浸良久，冰皆外结，已而敲去，梨已融释。自尔凡所携柑橘之类皆用此法，味如故。” 王君玉《国老谈苑》云：“赵世长北使，时九月，既宴，荐瓜，主客曰：‘北方气候诚早，彼恐未也。’对曰：‘本朝来岁季夏，此味方盛。’”
饮酒是包括契丹人在内的北方各民族生活习俗。契丹人尚豪饮，每逢节日或接待宾客，经常出现大块吃肉，大碗饮酒的场面，体现了北方民族性情豪爽，粗犷开朗的生活状态。辽世宗“性豪儁，汉使者至，辄以酒肉困之，珙素有疾，兀欲强之饮，一夕而醉卒”。王保衡《晋阳见闻录》亦载：“郑珙既达虏廷，虏君（世宗）恩礼周厚。虏俗以酒池肉林为名，虽不饮酒和韦曜者，亦加灌注，纵成疾无复信之。珙魁岸善饮，罹无量之逼。宴罢载归，一夕腐胁于穹庐之毡堵间，舆尸而复命。” 魏泰云：“北番每宴使人，劝酒器不一，其间最大者，剖大瓠之半，范以金，受三升，前后使人无能饮者，惟方偕一举而尽，戎主大喜，至今目其器为方家瓠，每宴南使，即出之。”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以翰林学士晁迥为契丹国主生辰使，“有言迥与辽人劝酬戏谑，道醉而乘车，皆可罪”。真宗言：“此虽无害，然使乎绝域，远人观望，一不中度，要为失体。”宰相王旦曰：“大抵远使贵在谨重，至于饮酒，不当过量。” 宋人出使辽国，饮酒酬酢已经引起皇帝和宰相的注意，可谓是关乎国家形象的大问题。而在世宗即位之初，“慕中华风俗，多用晋臣，侮诸宰执而荒于酒色，由是国人不附，诸部数叛”。穆宗更是一位酗酒成性的皇帝。《辽史》记载穆宗“荒耽于酒，畋猎无厌”。“穆宗酗酒怠政。”《契丹国志》亦云穆宗“好游戏，不恤国事，每夜酣饮，达旦乃寐，日中方起，国人谓之‘睡王’”。除皇帝好酗酒外，契丹族达官贵胄也好狂饮，圣宗朝知部署院事萧朴“以酒废事，出为兴国军节度使”。辽朝皇帝有时也诏令禁止私人酿酒并对饮酒加以一定限制；其大臣也针对某些皇帝酗酒怠政而上表劝谏。景宗时汉官郭袭以帝数游猎，上书谏曰“伏望陛下节从禽酣饮之乐”。兴宗曾诏命“禁诸职官不得擅造酒糜谷，有婚祭者，有司给文字始听。”重熙九年（1040），兴宗又诏布“诸职官非婚祭不得沉酗废事”。辽代五京及各州县地区都分布着大量酒肆，穆宗“微行市中，赐酒家银绢”。“观灯于市，以银百两市酒，命群臣亦市酒，纵饮三夕。”兴宗“尝与教坊使王税轻等数十人约为兄弟，出入其家，至拜其父母。变服微行，数入酒肆，亵言狎语，尽懽而返”。在乡村山路之中，也有为数众多的酒家。北宋使臣苏颂“朱板刻旗村肆食，青毡通幰贵人车”。其自注言，“食邸门挂木刻朱旗”，表明当时山村酒店已经用红色的旗帜作为标识来吸引顾客。酒的销售在辽境内早已遍布城镇乡村。王安石《出塞诗》描绘了契丹人饮酒场面：“涿州沙上饮盘桓，看舞《春风小契丹》。”边饮边舞，更显契丹人豪情奔放之性格。
饮茶也是契丹人生活习俗的重要内容。唐五代时期，契丹人就有饮茶习俗，以至后来家家户户不可一日无茶。辽国境内不产茶叶，茶叶全部来自于中原或其他地区，都是通过贸易、礼赠、或贡纳而获得。《南唐书》记载，南唐烈祖升元二年（938），辽太宗及东丹王耶律倍各遣使以羊马入贡，别持羊3万只，马200匹来鬻，以其价市罗纨差药。会同三年（940），辽太宗至燕，“晋遣使进茶药”。《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契丹在太祖朝，虽听沿边互市，而未有官司。是月，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命常参官与内侍同掌，辇香药、犀、
象及茶，与相贸易。”有人认为这是我国历史上在边贸中最早用茶的明确记载。《契丹国志》亦载宋“至贝州赐茶、药各一银盒”。
契丹朝廷在重大节日时，都要举行祭祀或庆祝仪式，在仪式过程中要献茶、喝茶；在款待宾客和招待外国使节时，也要行茶。《萍洲可谈》言：“先公使辽，辽人相见，其俗先点汤，后点茶。至饮会亦先水饮，然后品味以进。但欲与中国相反，本无义理。”而中国习俗则“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在辽代墓葬的考古发掘中，发现有大量契丹贵族饮酒喝茶的用具，有精美的金银器、华美的瓷器、也有罕见的玻璃器。河北宣化发现的辽墓群中有大量反映茶饮习俗的壁画，其内容主要是备茶图和备经图。备茶图展现了烹茶人物各司其职，各种茶具一应俱全的场面。其中在一些墓室壁画中，均绘有以碾茶、煮茶、侍女敬茶的茶道程序图，说明契丹贵族嗜茶已很普遍。
契丹人饮茶主要有饼茶（茶砖）和散茶两种。饼茶又称“团茶”，比较贵重。张舜民《画墁录》云：“熙宁中苏子容使辽，姚麟为副。曰：‘盍载些小团茶乎？’子容曰：‘此乃上供之物，俦敢与北人？’未几，有贵公子使辽，广贮团茶，自尔北人非团茶不纳也，非小团不贵也。彼以二团易蕃罗一疋，此以一罗酬四团，少不满，则形言语近。有贵貂处边，以大团为常供。”团茶是贵族富户的享用品，而广大平民百姓只能饮散茶。宋朝贺契丹生辰礼物中还有“的乳茶”、岳麓茶等。的乳茶是宋代建州（今福建建瓯县）特产茶饼之一。契丹人也喜欢饮乳茶，即以盐与牛乳和茶共煮而成，这是契丹人接受汉人饮茶习俗时，仍保留本民族尚饮乳汁的传统习惯。
图5-4 辽代契丹人茶文化
服饰与发式 “太祖帝北方，太宗制中国，紫银之鼠，罗绮之篚，麇载而至。纤丽耎毳，被土绸木。于是定衣冠之制，北班国制，南班汉制，各从其便焉。”契丹人服饰原料主要有3大类：一是动物皮毛，貂鼠皮、水獭皮、野猪皮、野马皮、獐皮、鹿皮、狐皮、狼皮、虎皮、熊皮、羊皮、马皮、牛皮、鱼皮、骆驼皮等用来制作衣服皮帽。有的是家畜皮毛，有的则是狩猎所得，还有就是从邻国或邻部贡品中获得。二是丝织布帛，有麻布、纱、绸、绫、罗、绮、绢及驼尼和牛羊毛毡等。三是金属、玉石及骨木类，主要用于制作耳饰、手饰、腰饰、胸饰、发饰等。
契丹人衣服多以圆领、紧身、窄袖、长袍为主要特征，既有左衽，也有对衽。常见的衣服种类有长袍、短袄、内衣、裙、裤等。辽太宗入晋时接触到中原衣冠制度，北归后，契丹人遂制定了国服与汉服制度。契丹人的国服有官服和民服之分。官服主要有6类：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田猎服、吊服。吊服即契丹皇帝素服，白色。民服是一般契丹人的穿着，具有浓郁的北方民族特色。
契丹人不分男妇，都有顶冠戴帽的习俗。契丹人的冠式主要有金文金冠，为皇帝之冠；金冠，为臣僚之冠；也有纱冠与毡冠。辽宁建平张家营子辽墓出土有二龙戏珠鎏金银冠，“周边压印有如意云纹；冠面花纹特别凸起，中心是一大火焰珠，两侧为二龙相对，翘尾昂首，张口扬鬣，形态生动，空隙并加细线蕃草纹；前后也有宽的蕃草花纹，高19，径20.9厘米”。辽宁朝阳前窗户辽墓也出土有鎏金银冠，“冠面正中悬一火焰珠，两侧双凤相对，昂首展翅，长尾，中有云气浮动，周围压印卷云纹，上宽下窄，装饰图案疏密有致，线条流畅，高20，径19.4厘米”。
《契丹国志》载，“番（契丹）官戴毡冠，上以金华为饰，或以朱玉翠毛，盖汉、魏时辽人步摇冠遗象也。”《辽史》亦云契丹“臣僚戴毡冠，金花为饰，或加朱玉翠毛，额后垂金花，织成夹带，中贮发一总”。
纱冠，契丹人夏季戴的凉帽。解放营子辽墓草原宴饮图中主人所戴之冠，即为纱冠，平顶，无帽檐，不擫双耳，额前缀花形饰物，两旁垂带，带上亦有花饰，与《契丹国志》所记“无簷，不擫双耳，额前缀金花，上结紫带，带末缀珠”相一致。
毡笠，无附饰的毡冠，是契丹人常用的冠式。
靴，亦为鞾，北方游牧民族穿之，主要是便于防露水及沙土。因身份地位不同，季节变化等因素，契丹人靴的样式也有不同。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金华银靴”2双，用薄银骨制成，靴口椭圆形，靴筒上宽下窄，外侧略呈扇形，靴头较尖，底细长微凹，靴筒錾刻4只凤凰，靴面錾刻2只凤凰，每一凤凰旁有4朵祥云，錾花处均鎏金，两对靴的图案布置略有不同，萧绍矩的一双比陈国公主的略大。
在辽墓壁画中还能看到长筒靴。解放营子辽墓壁画《出行图》上有一髡发臂鹰的契丹男子，身着紧袖浅绿袍，红圆领，足穿一双黑皮长腰筒靴，靴口饰一圈红色。契丹女靴的靴腰两旁开褉，有的贵族妇女穿的靴子在靴面上绣有各种花纹。
契丹人发式以髡发为主要特征。沈括《使虏图抄》曰：“其人剪发，妥其两髦。”所谓剪发，即髡发，就是雉去颅顶而留四周头发，垂于耳畔和肩后；也有人雉光前额，只留鬓角一绺长发，从耳后垂至肩际，或前额留短发，鬓角边蓄长发。在出土的辽墓壁画以及传世的辽代绘画中，契丹男子都是髡发形象。契丹女子在未嫁时髡发，出嫁后则开始蓄发。内蒙古察右前旗豪欠营6号辽墓发掘出土了一具契丹女尸，其头发保存完好，前额边沿部分剃去，保留其余头发。剃过的部分又长出了一点短发。保留的头发在颅顶一部分用绢带结扎，带结位于颅顶偏后，另在左侧分出一小绺，编成一条小辫，绕经前额上方再盘回颅顶，压在束发上面，和束发结扎在一起，耳后及脑后的头发向身后下披，垂过颈部。
此外，契丹人尤其是贵族也很讲究佩饰。在他们所着服装上以及身体各部位都戴有很多佩饰。如契丹女性有发饰、耳饰、面饰、项饰；男子有腰饰、胸饰、手饰及臂饰等。
图5-5 青玉透雕飞天（喀左北岭出土）
奚人的生活习俗与契丹人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过奚人较早就从事了农业生产，而且与汉人接触也较多，生活习俗中农业文明的因素相对多一些。奚人的造车技术和粮食贮存方法都是很有特色的。
（二）辽代朝阳地区汉人生活习俗
辽代生活于今朝阳地区的汉人由于长期处于契丹族政权统治之下，与契丹人杂居相处，因此生活习俗也明显受契丹人影响，具有契丹人的某些生活习惯和特征，即出现了所谓的汉人契丹化现象。
汉人契丹化就是汉人生活习俗改变的明显表现。幽云地区归辽之后，那里的汉人逐渐地习染了北方胡人风气。而在朝阳境内，无论是隋唐以来就已定居于此的汉人，还是契丹族兴起之后以不同方式和途径进入该地区的汉人，其契丹化倾向更为明显。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其七燕山》中有“燕山如长蛇，千里限夷汉”；“居民异风气，自古习耕战”；“哀哉汉唐余，左衽今已半”等诗句，说明苏辙已经看到了燕山南北的汉人受契丹人影响大半已经胡人化了。苏辙《出山》诗中又言：“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苏颂也在诗中描绘了出使契丹经过柳河馆时所见风土人情：“君逢嘉景思如泉，欲和渐无笔似椽。山谷水多流乳石，旃裘人鲜佩纯绵，服章几类南冠系，星土难分列宿缠，安得华风变殊俗，免教辛有叹伊川。”苏颂在诗后注中说：“敌中多燕蓟之人，杂居番界，皆削顶垂发，以从其俗。唯巾衫稍异，以别蕃汉耳。”沈括言：“中京以南为东奚，其王衙西京数十里，其西南山谷间奚、西奚，有故霫之区，其西治牛山谷，奚、渤海之俗类燕，而渤海为夷语。”“山之南乃燕蓟八州，衣冠、语言皆其故俗，惟男子靴足幅巾而垂其带，女子连裳，异于中国。”
《鸡肋编》中也提到了燕地风俗：“良家士族女子皆髡首，许嫁，方留发。”显然是受到契丹人生活习俗的影响。《宋朝事实类苑》载契丹使者韩杞聘于宋，宋令赵文忠为接伴使，教之觐见之仪，“及将辞，嫌朝服太长，步武萦足，复欲左衽”。说明长久生活在辽朝的汉人已经习惯于契丹族服饰，反而对汉服不适应了。江少虞已言之曰：“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蹀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靴便于涉草，胡人乐茂草，常浸处其间。予使北时，皆见之，虽王庭亦在深草中。予至胡庭日，新雨过，涉草衣袴皆濡，惟胡人都无所霑，带之所垂蹀躞，蓋欲佩带刀剑、帉帨、筭囊、刀砺之类。”胡服给人的行动带来方便，早已为汉人所接受。
著籍柳城的韩氏家族到辽中后期已经完全契丹化了，韩知古子匡嗣“善骑射而敦诗书，尊德义而重然诺”。在韩知古11个儿子中，有名图育氏者，亦有名唐兀都者，都不是汉名，而是契丹名字。知古孙韩瑜“趋庭就傅，学诗礼以检身；筮仕勤王，便骑射而成性”。耶律元佐，“祖，故燕京留守，枢密使、尚父、秦王讳知古。”向南作注认为该志所记有误，知古当作匡嗣。耶律元佐为韩氏家族后裔子孙，“夙蕴韬钤之妙，尤精毂骑之能”，“寒暄陪陛，深殚忠恪之诚；中外践官，蔚有直清之誉。”俨然是以契丹人而自居，对辽王朝忠心耿耿，殚精竭虑。
朝阳耿氏家族中耿崇美“又以上国之言与中华迥异，公善于转译，克副佥求。大圣皇帝自谓得人，选为通事”。耿崇美“嗣子五人：长曰绍基，太后宫通事”，四子绍邕，“国通事”。《耿延毅墓志》亦言崇美“善骑射，聪敏绝伦，晓北方语”。耿知新“生而聪惠，善骑射，有异相。自孩幼习将相艺，识蕃汉书。” 从生活习俗而言，耿氏家族成员契丹化程度不逊于韩氏家族。
朝阳地区普通汉人家庭的生活也都受到契丹人生活习俗的影响，融入了契丹人的生活方式。在其饮食中，除保留较多面食外，肉类食品中除猪肉外，牛羊肉亦常见。当然，汉人依旧以原有的生活方式为主。从中原地区带过来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并未改变。不仅如此，汉人的生活方式对契丹人、奚人更有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