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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辽代朝阳地区经济发展及其结构特征(《朝阳通史》第五章)

发布时间:2021-11-22    阅读:74

 第四节  辽代朝阳地区经济发展及其结构特征

 

辽代以兴中府为中心的今朝阳地区,地处中京道腹地,位于大凌河中上游河谷最宽阔处,是大凌河流域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区域,也是辽西经济文化的中心。以兴中府为中心的地区经济,有其自身的结构特征和发展特点,对推动辽朝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辽代朝阳地区经济发展 

    辽代今朝阳地区经济主要是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尤其是农业生产在辽朝社会早期处于领先地位并发挥示范作用。手工业当中的丝纺织业,商业贸易领域中对外贸易交往都极富特色,对辽朝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一)农牧业 

    契丹族最初以游牧为主,“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及皇祖匀徳实为大迭烈府夷离堇,“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澜为于越,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契丹人的农业,丝织业得以逐渐发展。这是关于契丹农业、丝织业发展的记载。其实在匀德实之前,契丹族就已经有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和人群。契丹人自北魏“真君以来,求朝献,岁贡名马。显祖时,使莫弗紇何辰奉献,得班飨于诸国之末。归而相谓,言国家之美,心皆忻慕,于是东北群狄闻之,莫不思服。”契丹各部“各以其名马文皮入献天府,遂求为常,皆得交市于和龙、密云之间,贡献不绝” 。太和三年,契丹“莫弗贺勿于率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止白狼水东。自此岁常朝贡。后告饥,高祖矜之,听其入关市籴” 居于白狼水东的契丹人在遇到饥荒时,被允许到中原交换粮食。可以推知,其一,他们已经有了农业生产,非遇饥荒,可以自足。其二,他们对粮食是有需求的,至少是他们饮食的补充。其三,他们靠近中原州县,对农业生产是有认识的,开垦土地,种植粮食,并非不可能。其四,在北票市南八家子乡四家板村发现过慕容鲜卑墓葬群,该地正是白川州咸康县治所。从随葬器物看,有陶器、铁器、铜器、金银器和其它饰件。其中铁制生产工具有75件。“除铧、犁镜、钁、铲、锸、斧为铸制外,余均为锻制”。生产工具“不仅数量多,而且大都作为死者生前的实用之物共置于同一棺内,从而表现出亦兵亦农、耕战结合这种带有军垦性质的社会经济形态特征”。说明该地在两晋时期已经是慕容鲜卑的垦田基地。因此,北魏时期白狼水东的契丹人从事农业生产已经具备基础和条件,只是皇祖匀徳实时期推而广之。

    唐代羁縻州的建立,也为契丹部族农业生产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唐代在营州缘边设立了多个羁縻州县,有些羁縻州与契丹境接壤,有些则深入到契丹内地。契丹农业的发展是由与中原接壤的边地向内地逐渐推广的。

    契丹私城、斡鲁朵、头下军州的设立,又为农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中原地区大量汉人、俘户被安置在这些州城周围,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成熟的劳动经验,因而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陈述认为,“头下城的初起,是草原建城或建立据点的先驱,也就是缩小游牧移动性的开始”。还认为,“头下城不仅是中原作物品种向草原迁移传播的桥梁,也不仅是农业手工业基地,同时还成为草原上的农业试验场”。兴中府、白川州在契丹南界,尤其是白川州与白狼水东相连,既是最早建立的私城之一,又是最早的头下州,其农业生产较其他地区更为先进。兴中府为中心的今朝阳地区主要是汉人、契丹人,奚人、渤海人集中的地区,经济发展也主要以农业为主,并且是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考察辽代经济发展特点,就会发现其农业生产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畜牧业生产集中在北部。中京道所属地区曾经是奚族故地,正处于南部农业区和北部畜牧业区两者之间,亦即半农半牧地区。在中京道北部及西北部以牧业为主,或者农牧各占一半;中部以南则是以农业为主。从时间上划分,辽代前期以牧业为主,农业为辅,后期则逐渐转向以农业为主了。然而兴中府地区则是辽代最早的农业生产区域,其周边地区有的以农业为主,有的农牧结合。

辽朝政权建立后,契丹统治者高度重视农业生产,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和推动农业的发展。“太祖平诸弟之乱,弥兵轻赋,专意于农。” 太宗会同(938—946)初年,“将东猎,三剋奏减辎重,疾趋山北取物,以备国用,无害农务。寻诏有司劝农桑,教纺绩。”“诏征诸道兵,仍戒敢有伤禾稼者以军法论”。圣宗在乾亨五年曾下诏:“五稼不登,开帑藏而贷民税;螟蝗为灾,罢徭役以恤饥贫。”开泰元年又诏曰:“百姓徭役繁重,则多给工价;年谷不登,发仓以贷;田园芜废者,则给牛、种以助之”

在朝廷及各地方政府对农业的大力重视及辽境内州县地区农业生产普遍发展的情况下,兴中府及其周边州县的农业生产则更有进一步的发展。该地区与中原北方传统农业始终保持相对一致。生产工具具有中原特色,有的直接从中原传入,有的仿照中原农具而制作。在朝阳境内辽代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铁铧、铁锄、铁镐、铁镰等农业生产工具,与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工具大体相同。尤其是铁铧,犁板宽大;铁锄锄沟与锄板二部结合,已经与近代的锄具十分相似,是当时农业生产中精耕细作的重要标志。

兴中府及周边地区地区农业生产发达,土特产品丰富。《大元一统志》虽然是元代官修的地方志总志,记载元代各路、府、州、县的历史、地理等情况,但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唐宋金元时期的材料。据该书记载,“谷、麦、稷、黍、豆、麻,大宁路诸县出。”“利州、惠州、兴中州、川州、建州、高州,土产有谷、麦、黍、豆。”“兴中州土产芝麻。”该地区特产有梨、枣、桃、杏、杏仁、樱桃、白葡萄等,此外还有榛、松、榆、桑、椴及各种药材苍术、黄芩、桔梗、柴胡、防风、白芷、知母等。元代大宁路即辽代中京道,兴中州即辽代兴中府。由此可知,辽代兴中府农副业生产发展的基本特色。尤其是在农产品中,兴中府所产的粟,俗称谷子,去皮后为“小米”,营养丰富,口感好,是远近闻名的特色产品;芝麻及其制品小磨香油也深受人们的喜爱。契丹农业生产中,“农作物种类较丰富,品种也比较齐全,且均为适于北方地区种植的品种”。兴中府、建州、惠州、利州、榆州、白川州大抵亦如此,主要有粟、黍等抗旱耐寒类作物。瓜果、蔬菜及其它经济类作物也有大量种植。《元一统志》记载川州土产有谷、麦、黍、豆、麻、芍药、红花、酥等

    在牧业生产中,由于兴中府及周边广大地区多是丘陵地带,没有广袤的草原和适宜的牧场,不适和大规模放牧。甚至由于开垦耕种的土地越来越多,荒地变为农田,因此牧业生产大多是零散的,小规模的以家庭饲养与放牧结合为主,所饲养的以羊、牛居多。一般来讲,家庭经营还是以耕种土地为主要收入来源,牧业生产只是辅助的方式,是家庭收入的重要补充。

白川州西北部依傍努鲁尔虎山脉,山地与丘陵较多,更适于牧业生产。而且白川州一直具有私人领地性质,领地实也是牧地,最初是安端家族的驻牧地,后来成为承天太后和耶律隆运私人牧场。“大宁路武平县、川州土产乳酪。” 因此这里的牧业应有一定规模。

以农业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是介于农耕与游牧之间的农牧结合地区最适合的生产方式,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兴中府如此,与其毗邻的各州县亦如此。

(二)手工业

辽代手工业以丝织生产为主要特色。兴中府、白川州以及锦州、宜州、显州、乾州等地当时的丝织业发展重要区域。辽政权建立初期,幽州人卢文进降契丹,教契丹人学习织纫,最初利用从幽州俘掠来的的士女、匠人从事纺织,后来逐渐推广到契丹内地。“未几,文进引契丹寇新州。自是戎师岁至,驱掳数州士女,教其纺纫工作,中国所为者悉备,契丹所以强盛者,得文进之故也。”实际是中原纺织匠人进一步推动了辽朝纺织业的发展与进步。北宋路振《乘轺录》曰:“东至灵河五百里,沿灵河有灵、锦、显、霸四州,地生桑、麻、贝、锦,州民无田租,但供蚕织,名曰太后丝蚕户。”1988年,朝阳市文物店在朝阳县木头城子镇征集到一方刻有篆书“兴中府绫锦印”的官印,这方铜质的官印现收藏在朝阳市博物馆,由此证明兴中府设有绫锦机构,管理当地丝织生产。据《梁援墓志》载,大康十年,“起复兴中尹。百里內野蚕成茧,驰驿以进” 兴中府方圆百里之内,桑蚕遍野,为丝织业提供有利条件。“白川州筑城在辽泽之中。东距医巫闾山,西至营州,地宜桑柘。民知织紝之利。岁奉中国币帛,多书白川州税户所输云。东至黔州七十里。西至中京四百三十里。东南至宜州百里。西南至霸州七十里。” 这条史料更直接地说明了白川州丝织业发展规模和水平。

    另外,在朝阳境内辽墓中也发现有大量的丝织品,正是辽代丝织业发达的佐证。至少可以说明兴中府是辽朝纺织业发展的重要基地。

陶瓷制造业在辽代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唐、五代制瓷工艺的基础上,辽代制瓷匠人又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辽瓷艺术。辽代陶瓷器型分为中原形式和契丹形式两类。辽瓷具有浓郁的草原文化气息,在器物造型上,除了中原传统的杯、碗、盘、碟、盂、盒、盆、罐、壶、瓶、瓮、缸、以及香炉、陶砚、棋子、砖瓦以外,更多的是带有契丹民族特点和风俗的鸡冠壶、鸡腿坛、凤首瓶、长颈瓶等,这些都为中原地区所罕见。有些品种的造型源于契丹族传统的皮容器和木容器,是其游牧与狩猎生活遗留的形迹,它反映了民族勇猛、刚烈、剽悍的气质。三彩器也是辽瓷中独具特色的一种,辽三彩釉盘可与唐三彩相媲美。在朝阳境内出土有大量的辽瓷,其器形之美,令人赞叹。凌源市三家子乡富家屯村出土的三彩八角砚、喀左县平房乡辽墓出土的三彩印花陶盘、喀左县三台乡辽墓出土的三彩长盘等都是辽三彩的典型器物。朝阳市二十家子乡辽墓出土的绿釉鸡冠壶、卷草纹鸡冠壶,喀左县南公营子乡辽墓出土的白瓷绿彩鸡冠壶,建平县叶柏寿镇辽墓出土的三彩环梁鸡冠壶都是壶中精品。凌源市凌源镇十五里堡辽墓出土的茶末釉鸡腿坛肩部刻有年款。北票水泉辽墓出土的穿带壶,展现了扁体或圆体壶式的特点。

这些都是研究辽瓷发展珍贵的实物资料。朝阳市博物馆收藏的辽代白瓷碗、钵、瓶、罐、壶、盘等,琳琅满目、且多为精品。辽代兴中府及建州、利州、白川州等地,应是辽瓷业发达的地区。

白川州酿酒业也具有一定发展规模。刻于开泰二年(1013)的《白川州陀罗尼经幢记》中有商税麴务都监、同监麯务、麴务判官等任职官员的记载,说明这一地区酒业生产已纳入国家工商管理,是国家曲酒税收的重要来源。白川州酒业生产反映和代表了包括兴中府在内的周边地区酿酒水平。

金属矿业亦有初步发展,辽于开泰二年析京民在唐青山州境置金源县,因为有金甸,故名。甸,田野出产物,金甸,则与产金有关。金源县毗邻白川州。在今北票与敖汉交界处有一地名为金厂沟梁,其地下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主要有金、银、铜、磷、铁等。由此推断,辽代该地区金属矿业至少有初步的发展。辽代金属器物制造工艺和技术具有高超水平,尤其是金、银、铜等有色金属冶炼与器物制作技术不逊于同时期的中原北宋。大量的金属器物在各地辽墓中出土,展示了其华丽与精美,反映了辽代金属业发展的水平和产业特色。

    天庆二年(1112)僧慧材撰《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记》,提到辽重熙十五年(1046)在兴中府“铸铁塔一所,立十三檐,亘二百尺”,反映了辽代冶铁铸造技术的高超水平。从中不能排除兴中府地区冶铁和铸造技术较其他地区是先进的,也是具有代表性的。

    《大元一统志》记载了元代兴中州矿冶、陶瓷、纸张、丝绸等手工业生产状况,“兴中州有铁冶,在州西北九十里蓼子峪。”“兴中州有玛瑙场,在州东八十里凤凰岩下,皆每岁贡。”“兴中州有白瓷窑一所,在州北二十里笠子堝。”“兴中州、建州土产纸是也。”“大宁路龙山县、利州、兴中州、建州皆土产丝绸”,“和众龙山二县利州惠州皆土产布”,“大宁路龙山县惠州土产蜜及蜡”。虽然不能找到辽代兴中府手工业发展状况的直接记载,但是依据元代情况,也可以推断辽朝时期该地区手工业至少应具有一定特色和一定规模,至少是金元时期发展的基础。

(三)商业贸易

兴中府是辽代商品贸易的集散地之一。兴中府所在地,自三燕以来直到唐朝,都处于东北地区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位置。北朝时,聚居在今松花江、牡丹江流域的勿吉族(后名靺鞨,为肃慎后裔),常派遣使者至龙城议事、朝献。“延兴中,遣乙力支朝献。太和初,又贡马五百匹。乙力支称:‘初发其国,乘船溯难河西上,至太沵河,沈船于水。南出陆行,度洛孤水,从契丹西界达和龙。’” 龙城即兴中府所在地。当时居住在饶乐水(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库莫奚、契丹族,也是以名马、文皮(虎豹之皮)入塞交易,龙城是其交易的地点。“契丹国,在库莫奚东,与库莫奚异种同类。并为慕容皝所破,俱窜于松漠之间。登国中,魏大破之,遂逃迸,与库莫奚分住。经数十年,稍滋蔓,有部落,于和龙之北数百里为寇盗。真君以来,岁贡名马。献文时,……各以名马、文皮献天府。遂求为常,皆得交市于和龙、密云之间,贡献不绝。”奚族、契丹族在兴起与发展过程中与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往来,必然要经过和龙或在和龙进行交易。和龙即龙城。

唐在边疆地区置羁縻诸州,加强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联系。“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戎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营州是进入辽东及东北的必经之路。唐朝时期,营州已经形成规模较大的贸易市场。安禄山即为营州柳城杂种胡人,“及长,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互市牙郎就是在市场上沟通买卖双方的中间人。安禄山为互市牙郎的地方当是营州的贸易市场,或与营州贸易往来有直接关系。辽建国后,陆续在各地建立了贸易市场,“太祖置羊城于炭山北,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偫,命有司治其征;余四京及它州县货产懋迁之地,置亦如之。”兴中府虽处辽的内地,但是连接着南京道、中京大定府以至上京道,是南北货物流通的重要渠道。当时必经兴中府的贸易活动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草原丝绸之路,通向东北以致东北亚;一条是东北和草原通向中原。兴中府境内各州县均有贸易市场。在辽代遗址中出土有大量的文物,可以见证当时贸易往来的繁荣景象。朝阳北塔天宫中出土的波斯琉璃瓶、蜻蜓眼琉璃珠、七宝塔所用珍珠、琉璃等上万件器物都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从西域交换过来的。辽墓中出土的瓷器形态各异,丰富精美,其中有相当数量是中原地区瓷窑生产的,而且有很多是定窑、磁窑、钧窑、汝窑等名窑的产品。大批中原地区瓷器是由商贾从宋辽边界设立的榷场贩运,经由兴中府而输往辽境内其它地区。在朝阳沟门子辽墓出土的遗物中,有铜钱两枚,均为唐“开元通宝”,在木棺中出土,已烧变形;有漆器8件,均为木胎,漆色可分为红色及黑红色两种,大都保存较好,器类有漆碗、盘、钵、盏托、匕等。发掘人员认为,其中两件漆盏托弥足珍贵,在辽墓中很少出土,显然是中原北宋的产品,反映了辽宋之间贸易往来十分频繁辽墓以及窖藏当中还出土有大量的宋朝钱币,这是由于辽朝铸币滞后,不能满足流通需要而导致的。辽朝后期,本国铸造的钱币在流通货币中所占比例不及2%,更说明辽朝的贸易依赖于宋朝,或者说辽朝的经济也更多地依赖于宋朝,同时也说明经过兴中府及周边州县,辽朝实现了与其它国家及地区更为密切地经贸交往。

白狼水东的契丹人与中原地区很早就有贸易往来,因而辽朝建立后白川州对外交往亦很频繁。该地区丝织品多输往同时期的北宋;酒业也是商品生产所依托的重要产业。因此,白川州所辖地区商业经济色彩浓重,商业贸易传统悠久,是辽朝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较发达的地区之一。

由于兴中府地区农牧业、手工业及商业贸易发展,使之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地之一,也是契丹贵族以及汉人、奚人、渤海人等世家大族或官宦之家奢华生活所依赖的衣食之地和供给之区。《辽史·百官志》南面财赋官条下记载诸钱帛司有三:长春路钱帛司、辽西路钱帛司、平州路钱帛司。关树东认为辽西路钱帛司的治所可能是兴中府。天庆六年(1116),撰写《灵感寺释迦佛舍利塔碑铭》的张嗣初,即为辽西路钱帛判官。说明兴中府地区是朝中央政府税收管理的重要区域,原因就在于其经济发展具有明显优势。从整体而言,建州、利州、榆州、惠州、白川州等经济发展大体与兴中府相当。建州亦是汉人的聚居地,尤其是后晋出帝石重贵一行被安置于此,“耕垦自赡”,对当地的农业生产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利州、榆州、惠州、白川州也都各有特色,而且相互之间经济联系较为紧密,具有区域共同体的特征。

    、辽代朝阳地区经济结构特征

辽代朝阳地区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与其所处的地理区位有密切的关系。该区域位于燕北长城附近,既与中原毗连,又与北部草原地带相接,宜农宜牧。农业生产直接接受中原地区成熟的经验和技术,与中原地区有同步的发展。牧业生产自古以来就是该地区的主要产业之一。由于气候、雨水等自然环境的变化,牧业生产经常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时而南移至大凌河流域,时而北退至西喇木伦河以北。在辽代,今朝阳地区仍然有划为领地的牧区或有从事牧业生产的农牧民,以白川州耶律安端家族牧地及其附近耶律仁先家族领地和医巫闾地区耶律休哥家族牧场为典型;另外在农田周围的丘陵或山区地带也有散落的牧群,是农民家庭经济的一部分。因此,其经济结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农业与牧业并存,两者相互平衡,相互补充,相互依赖,相互协调,保持持续发展的态势。在辽代经济结构中,兴中府及其相邻州县农牧并存经济,既与南京道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相衔接,又与上京道契丹等部族游牧经济相联结,因此对辽朝以农业和牧业为主体的经济起到调节作用,有利于其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辽代朝阳地区经济发展结构特征之二是丝织业占有较大比重。辽代纺织品大都是桑蚕丝织成,有绢、纱、罗、绮、锦等多类织物,规格达90多种。辽代丝织业发达,而毛、麻纺织生产情况未见文献记载。《辽史》中记载有契丹人使用毯垫等毛织品情况,祖州,天成军,“殿曰两明,奉安祖考御容;曰二仪,以白金铸太祖像;曰黑龙,曰清秘,各有太祖微时兵仗器物及服御皮毳之类,存之以示后嗣,使勿忘本。”毳为鸟兽的细毛,也指兽的毛皮及用鸟兽毛加工而制成的毛制品,如毳裘、毳冕、毳衣,以及毳殿、毳帐、毳幔、毳锦等毛制品和毛织物,毡及毛毯等亦属之。辽代地毯等毛织产品的主要来源:一是战争掠夺。“明年(唐天复二年,902)秋七月,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胜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计。”神册元年(916)秋七月,“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俘其酋长及其户万五千六百,铠甲、兵仗、器服九十余万,宝货、驼马、牛羊不可胜算。”在所掠物品中应包括皮毳品在内,尤其是毡毯等是游牧民族重要的物质财富。西域(新疆)地区是我国地毯最早的发源地,当地少数民族用羊毛、驼毛编织出带花纹的地毡,后来经过改进创造,发明了最古老的“手工打结”地毯编织工艺。地毯编织技术从新疆沿青海、甘肃、宁夏、陕西进入中原地区。契丹族是以掠夺的方式获取相当数量的皮毳产品。其二是外交朝贡,辽与周边国家或部族都有通使往来,朝贡则是官方贸易的一种形式,大多以土产方物互惠交换。地毯类毛织品是西域诸国朝贡的主要物品。其三,通过边境榷场贸易和民间走私而来。“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诸部、高丽之货,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罽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繦属。”罽,《说文解字》糸部曰:“西胡毳布也,从糸罽声。”王国维:“毳布,葱岭东西皆产之。” “时北大王院耶律室鲁以俸羊多阙,部人贫乏,请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南中之绢,上下为便。” 因此所言辽代纺织业主要指丝织业,麻织业很少,毛织业更是未得其见。丝织业生产主要在靠近汉族的地区,即南京道、东京道、中京道以及上京道等地。在上京临潢府、中京兴中府、东京辽阳府安州等地都设有绫锦院,是负责丝织生产的管理机构,已经发现有“兴中府绫锦印”、“安州绫锦院记”等官印。位于大凌河流域的朝阳地区正是辽代丝织业发达的地区之一。朝阳地区的丝织业与农业及畜牧业紧密联系,形成了稳定的经济发展格局,是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在辽代今朝阳地区经济发展中,酿酒业也有一定影响,在其经济结构中占有一定比例。辽代酿酒业发展,既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又与畜牧生产有紧密联系。酒税是当时白川州上缴的重要赋税来源之一。

辽代今朝阳地区经济发展结构,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在农业生产中,除了粮食作物种植外,亦有大量的经济作物以及各类树木的栽植。由于粮食种植面积扩大,生产技术提高,产量增加,大量粮食用于酿造酒类,为酿酒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辽代所酿酒类虽以粮食酒为主,但也有配制酒和果酒。辽代北方粮食作物中有粟、黍、稻、稗、菽、稷、麦等,其中尤以粟、黍产量最大,因而粮食酒中的原料以粟、黍为主。辽代所见酒类有糯米酒、法酒、乳酒、羊酒、菊花酒、茱萸酒、婪尾酒、葡萄酒等。除粮食酒外,配制酒要加入茱萸、菊花、芍药、葡萄等原料,这就要求粮食生产的同时,经济作物的种植,采摘野生药材等副业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适当发展。另外乳酒是通过牲畜的乳液酿制而成,这对牲畜放牧与饲养的规模与数量是有要求的,也就是说没有大规模的牧业发展,就不会有乳酒生产的发展。再如羊酒,亦称白羊酒、羊羔酒,是需要“绝肥嫩羯羊肉”,经过相当复杂的工艺酿造而成。酿造白羊酒必须有相当数量的羊肉,因而养羊的数量也必须足够多。

辽代酿酒业以官酿为主,但也有相当数量的私人酿酒作坊,《北山酒经》记载:“北人造酒不用酵,然冬月天寒,酒难得发,多攧了,所以要取醅面,正发醅为酵最妙。”中原地区成熟的酿酒经验对辽境内酿酒业发展有直接的影响,因而辽代官私酿酒业很快就在各地发展起来,成为其经济总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酿酒业带动下,粮食种植、陶瓷以及饮食等与之相关的产业有较快发展,也影响到经济结构发生变化。

    第四、商业贸易在辽代经济发展中亦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契丹族兴起和建立政权初期,位于今朝阳的营州是其对外经济交往和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这里是粮食、茶叶、瓷器、毛纺织品等商品集散地。幽云十六州归入辽版图后,朝阳地区所在的中京处于五京的中心的位置,与南京道联系更加紧密,商业中心的地位没有改变。在朝阳地区辽代墓葬中,出土有大量陶瓷器,大部分都是中原地区交换过来的产品;大量宋代钱币,更印证了与北宋经贸交往既频繁密切,又数额巨大。在墓葬壁画中所描绘的地毯等毛纺织品,皆产于境外,除掠夺外,大部分是通过朝贡、榷场贸易或民间走私而进入契丹人的生活。

辽代今朝阳地区社会经济结构与其自然环境和条件相适应,有其合理性,且又有可持续性。与其它地区经济发展相比,朝阳地区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是辽朝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