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辽代朝阳地区民族构成与民族交往(《朝阳通史》第五章)

第三节  辽代朝阳地区民族构成与民族交往

   朝阳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隋唐以后，营州是东北地区政治军事重心，也是北方的商贸中心。中原汉族及北方各少数民族汇聚、往来于此，有戍边的军人，耕作的农民，经商的胡人以及以车马为家的游牧民。唐代在营州边境地区建立羁縻府州，安置和统辖周边少数民族，营州遂成为汉人和少数民族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辽朝建立后，又有大量的外来人口进入或被迁徙至朝阳地区各州县，形成了民族构成复杂，民族交往密切，生活习俗各异，阶层变动相对稳定的大融合小集中的社会局面。

    一、民族构成

    辽代朝阳地区的民族构成主要有汉人、奚人、契丹人和渤海人，还有少量女真人。朝阳地区的汉人，一部分是原唐代所设州县的居民，包括留居于此的戍边军人及其家属。还有就是俘掠来的幽燕地区的汉人和投奔于契丹的汉族士人或官员。在奚人和契丹人当中，也有一部分是原唐朝建立羁縻府州时安置于营州附近的部民，他们进入朝阳地区较早，尤其是奚人，他们的聚居地就在今内蒙宁城和辽宁朝阳一带；另外则是契丹人在兴起及建立政权过程中因所置私城而迁居过来的贵族及其所属部民。渤海人是在太祖阿保机平渤海国之后，将其迁徙过来安置到辽西各州县的。

   （一）汉族

    汉族人口在兴中府及所属州县最为集中。兴中府之前是霸州，原为唐营州治所，是当时东北地区政治军事重心所在，本来就是汉人聚居之地，唐末为奚人所据，太祖平奚，又俘掠燕民置于此。“初，唐末藩镇骄横，互相并吞邻藩，燕人军士多亡归契丹，契丹日益强大。”《续资治通鉴长编》引宋琪上疏曰：“然自阿保机时，至于近日，河朔户口，虏略极多，并在锦帐。平卢亦迩柳城，辽海编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既殄群丑，悉为王民”。即辽自阿保机建国至统和四年（986），仅从河朔地区掳掠人口进入西辽河及大凌河流域的编户就有数十万。据邹逸麟推测，被掠去的人口约略有七、八十万以上，迁至长城以外辽河流域的可能有三、四十万。辽太祖元年（907），平州刺史刘守奇率其众数千人来降，太祖“命置之平卢城（辽宁朝阳市）”。由霸州而升为兴中府，其所辖州县是汉民族最多的地区之一。东京道咸州“地多山险，寇盗以为渊薮，乃招平、营等州客户数百，建城居之”。这些所谓的客户，无疑都是辽西地区的汉民，说明辽西地区的汉民有的被迁往新建城邑，以带动该地区的开发建设。此外，建州、榆州、惠州、神水县、金源县等地也是以汉族人居住为主。建州，“汉乾祐元年，故石晋太后诣世宗，求于汉城侧耕垦自赡。许于建州南四十里给地五十顷，营构房室，创立宗庙。”石晋太后，即后晋太祖石敬瑭皇后李氏。后晋为辽所灭，太后李氏随出帝被俘至辽，安置于建州汉城侧居住。建州原本就有大量汉人，晋出帝一行居住于以汉族居民为主的地区，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会方便些，不至于造成强烈的心理反差。榆州，“太宗南征，横帐解里以所俘镇州民置州。”镇州，唐元和十五年（820）改恒州置。治所在真定（今正定）。辖境相当今河北石家庄市及井陉、行唐、正定、阜平、栾城、平山、灵寿、藁城等地。五代唐升为真定府，晋改恒州，汉复改镇州，又升真定府，周又改镇州。镇州民则汉人也。惠州则是太祖俘汉民置州。“太祖俘汉民数百户兔麛山下，创城居之，置州。”中京道的神水县、金源县等，都是沿袭隋唐之旧，多数县民也都是汉人。张博泉认为：“就以上京、中京、东京三道而论，因新徙中原汉人而建置的府州县达五十左右，其中有一部分是汉人与其他族杂居。” 王明荪认为：“惠州惠和军、武安州、泽州广洛军、北安州兴化军、兴中府及兴中县、宜州崇义军及弘政县、锦州、严州保肃军、迁州等地，大部分为所俘汉民。”

（二）契丹族

早在隋唐时期，就有契丹部落被安置在营州附近，有的已进入“营州城傍”。营州附近白狼水东是契丹人故地。长期以来，契丹人在白狼水东过着以农牧结合方式为主的亦农亦牧生活。契丹族征服辽西后，贵族及大量平民遂定居于霸州、建州、川州等地。大体来说，契丹皇族耶律氏家族成员和后族萧氏成员，特别是契丹显贵的几家大族都世代居住在辽西，因为这里有契丹贵族最早建立的私城，是契丹贵族家族领地所在。霸州、建州最初为太祖阿保机所建私城。川州即白川州，最初也是为辽太祖弟耶律安端家族领地。在今北票市小塔子乡莲花山村，有耶律仁先家族墓地，先后出土《耶律仁先墓志》、《耶律智先墓志》和仁先子《耶律庆嗣墓志》，可知北票小塔子乡一带是耶律仁先的家族领地。   

（三）奚族

老哈河流域是奚人生活聚居的地区。“自古卢龙北经九荆岭、受米城、张洪隘度石岭至奚王帐六百里。有东北行傍吐护真河五百里至奚、契丹牙帐。”吐护真河即今老哈河。隋唐时期奚族约在今老哈河一带与契丹杂居，而老哈河南则以松陉岭为界，西部为奚人，东部为契丹。奚族西部当在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一带与突厥接，北与今西喇木伦河与霫为界，南达白狼水，即今大凌河。因此，辽西地区也是奚人世代居住的地方。孟广耀认为，唐代奚族驻牧范围先后有3个时期的变化，前期以饶乐水为中心，其南达白狼河北岸；中期以吐护真河为中心，南至白狼水流域和滦河中游，西至大洛泊；晚期，其中南达长城，西至大马群山。唐末，部分奚人因不满契丹人压迫，西迁至妫州（今河北怀来县东南），内附唐朝，称为西奚。而原地的奚人被称为东奚。西奚人先后居于琵琶川和阴凉河一带。即《辽史》所言：“唐末，契丹渐炽，役使奚人，迁居琵琶川。”琵琶川即今喀左县北百里之虻牛河。辽建国前，奚人一度占有营州地。辽太祖征服奚族，于其地置霸州，即《辽史》所记太祖置霸州前，该地区“为奚人所据”。辽统和年间，建中京城。中京为辽五京之一，中京道境内居住的民族有奚、契丹、汉人、渤海人，他们既各自相对集中，也有相互间杂居互处。这一时期奚人的具体分布，东抵今阜新、锦州一线，西达河北隆化、承德，北到老哈河、赤峰地区，南以长城为界。就今朝阳地区而言，奚人仍主要以利州阜俗县为多，此外榆州也是奚人集中的地区。“唐载初二年，析慎州置黎州，处靺鞨部落，后为奚人所据”。因此朝阳地区奚族人数还是较多的。     

（四）渤海人

渤海人是指建立渤海国的王族大氏集团及其所属平民。大氏是粟末靺鞨人，其属民有粟末人、高句丽，还有许多汉人。渤海国立国200多年，各民族相互融合，至其政权灭亡时，已经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即渤海族，一般亦称之为渤海人。辽太祖、太宗时期，将渤海人口大量迁往东京辽阳地区以及上京道、中京道各州县。兴中府所辖黔州，“太祖平渤海，以所俘户居之，隶黑水提辖司。安帝置州，析宜、霸二州汉户益之。”黔州盛吉县，“太祖平渤海，俘兴州盛吉县民来居，因置县。” 兴州，“本汉海冥县地。渤海置州，故县三：盛吉、蒜山、铁山，皆废。户二百。在京西南三百里”。 辽代兴州故址在今铁岭市南之懿路村。兴州居民中亦有渤海人。

（五）女真族

    渤海国灭亡后，女真族共同体逐渐形成。女真族的历史源流大体为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其中靺鞨族最初有数十部，后逐渐发展为7大部。主要分布在粟末水（今松花江）和黑水（今黑龙江）。以粟末靺鞨和黑水靺鞨最为强大。武周圣历元年（698），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建立渤海国，至辽天显元年（926）被辽所灭。渤海国立国期间，境内各民族逐渐融合，形成渤海族。渤海族的主体仍是粟末靺鞨人。辽天显三年（928），太宗耶律德光即位之初，东丹国中台省右次相耶律羽之上表言：“渤海昔畏南朝，险阻自卫，居忽汗城。今去上京辽邈，既不为用，又不能戍，果何为哉？先帝因彼离心，乘衅而动，故不战而克。天授人与，彼一时也。遗种浸以蕃息，今居远境，恐为后患。梁水之地乃其故乡，地衍土沃，有木铁鱼盐之利。乘其微弱，徙还其民，万世长策也。”为加强对渤海遗民的控制，巩固在原渤海国基础上建立的东丹政权，太宗采纳了耶律羽之建议，遂“诏遣耶律羽之迁东丹民以实东平，其民或亡入新罗、女直，因诏困乏不能迁者，许上国富民给赡而隶属之。升东平郡为南京”。 这次大规模移民，是将咸州（辽宁开原）以北的原渤海国强宗大族南迁至辽东地区，迁移人口大约有47万。南迁的渤海遗民一部分亡入新罗，而大多数则融入当地女真族。“困乏不能迁者”留居原地，又被迅速进入渤海故地的女真人所同化。以咸州为界，迁至以南地区的渤海遗民编入辽朝户籍，被称为熟女真，亦称“曷苏馆女真”。都兴智认为，曷苏馆女真很可能是内附或被俘女真生口中的一部分上层人物及其家属，故其称为“豪右”。 而留居咸州以北的渤海故地遗民不入辽籍，称生女真。熟女真主要居住于辽东地区，也有部分女真人进入辽西。“诏渤海旧族有勋劳材力者叙用，余分居来、隰、迁、润等州。”“来州，归德军，下，节度。圣宗以女直五部岁饥来归，置州居之。” 来州故址在今辽宁绥中县前卫镇。“隰州，平海军，下，刺史。慕容皝置集宁县，圣宗括帐户迁信州，大雪不能进，建城于此，置焉。隶兴圣宫，来属。统县一：海滨县。本汉县。濒海，地多碱卤，置盐场于此。” 隰州故址即今辽宁绥中县东辛庄镇东关站村。“迁州，兴善军，下，刺史。本汉阳乐县地。圣宗平大延林，迁归州民置，来属。有箭笴山。统县一：迁民县。”迁民县治所在今山海关。“润州，海阳军，下，刺史。圣宗平大延林，迁宁州之民居此，置州。统县一：海阳县。本汉阳乐县地，迁润州，本东京城内渤海民户，因叛移于此。”润州治所在今河北抚宁。除集中安置外，辽西地区也当有散居的女真人。尽管未见史料记载，可以推知进入朝阳地区的女真人亦应有之。 

辽代的人口地域分布差异很大，“大体说，西京、南京地区以五代以来的汉民为主；中京地区，以移居汉民为主，契丹、奚人次之；上京地区，以契丹族为主，多为辽20个部族所居；东京地区，以女真族为主”。

在割占幽云十六州之前，迁入辽境内的中原移民大多分布在西辽河及大凌河流域，因此大凌河流域是移民分布集中地之一，人口增长亦较快。据《中国人口史》判断，辽朝末年，中京道人口至少也有150万。《金史·地理志》载辽时兴中府户数为40927。王育民根据大凌河流域农桑发达情况估计该地区人口分布是不会少的，并说“中京道的全部人口当不会少于十二万户”。以此推算，大凌河流域的人口至少占中京道人口的一半，当为6万户左右。“从州县地区设置情况看，大凌河、小凌河流域人口密度最高。按《辽史·地理志》所载总县数42个，平均每县35714口，这里有24个县，当有人口85万多，每平方公里可达34人。”据此推断，当时朝阳地区人口也是相对密集的。这说明，在新政权施政策略安排下，大规模移民直接导致民族构成和人口数量发生新的巨大变化。

    二、民族交往

    辽代以兴中府为中心的今朝阳地区，可谓是多民族杂居之地。由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大体趋同，因而民族间的交往逐渐增多。

    自隋唐以来，营州就有来自中原地区的汉人，他们在政府组织下屯田戍边。中原汉人与唐羁縻府州治下的周边突厥、回纥、契丹、奚、霫、高丽、女真等少数民族都有接触、交往甚至杂居。汉人的农业生产技术、自治组织、管理经验以及社会文化、生活习俗等都对于北方及东北地区的游牧、渔猎等民族有很大影响。契丹建国前就有一些本部族的人口和相当数量的奚人等生活在今朝阳地区，这部分契丹人、奚人已经汉化。阿保机平奚建霸州，又有大量的契丹贵族及平民进入该地区，与当地农耕文明结合，过着优越而稳定的定居生活。长期以来多民族杂居，民族间交往不可避免。由民族交往导致民族融合，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和标志莫过于通婚。契丹人与汉人通婚始于唐开元年间。辽建国后至太宗朝逐步实行“因俗而治”的南北两面官制，其南面官“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太宗时期已明确规定了汉人和契丹人通婚，“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通婚。” 虽然只强调契丹人授汉官者可以与汉人通婚，但实际上，授契丹官者也有很多与汉人通婚。族际通婚不仅是民族交往的问题，而已是民族融合了。兴中府韩氏知古一门多与契丹人通婚。韩知古孙韩德冲，“娶宋国夫人萧氏”；德冲从弟韩瑜前后两位夫人都为契丹萧氏。韩瑜子韩橁的夫人有两位是契丹萧氏。韩橁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北面契丹官左领军将军萧乞得和护卫将军萧朱；知古曾孙韩相在妻子刘氏去世后娶兰陵萧氏。刘氏家族中刘承嗣夫人为契丹皇亲牙思。契丹人与奚人、渤海人也可以通婚。余靖言：“蕃人东有渤海、西有奚、南有燕、北据其国都，四姓杂居，旧不通婚。谋臣韩绍芳献议，乃许婚焉。” 兴宗以后，四姓可以通婚。辽后期，各民族间的通婚更为普遍。

    由于民族间通婚自上而下逐渐普遍起来，相互间交往更加便捷和直接，也由于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渐趋一致，因而在各自保留其生活习俗的同时，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这也是同一地区的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自然选择。

民族交往不只是在兴中府及周边地区即今朝阳市所辖之地有之，其它州县也较普遍，但毕竟该地区是契丹族兴起后最早的民族杂居之地，其民族交往与文化交流相对早于其它地区。这也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一种表现。

就某一地区而言，尽管民族聚居相对集中，但是比邻而居，杂居相处更为普遍，甚至在一些实力强大的权贵之家，多民族共处亦有之。因此所谓民族交往，实际是打破了民族间的界限，自我民族意识淡化，民族特征渐趋模糊，各民族趋同性增多，相互影响，潜移默化。总之，交流越来越直接便捷，从而民族间通婚是必然的趋势，民族融合也就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