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的朝阳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的朝阳

马文涛

    隋代和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在经历了五胡乱华和南北朝长期的动荡和战争之后，人们更加渴望安定的生活，同时在民族不断融合和战争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开放吸收、兼容并蓄的思想，从而促使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都达到了极盛时期。此时的朝阳也在历史的大气候中，实现了自己的繁荣发展。从隋唐时期出土的陪葬品数量、精美程度以及品类范围上，就可见一斑。同时朝阳佛教发展也随着皇家御赐佛祖舍利的到来，而一跃成为东北乃至东北亚地区的中心。

　　陶俑：朝阳丝路交融的文化元素

    在陶俑中最能反映丝绸之路交流的文物就是陶俑、陶骆驼、陶舞马等。朝阳唐代孙则、张狼、韩相、纺织厂等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陶人俑，其中就有胡商俑、胡人武士俑（见图1）。其相貌特征明显有西域、中亚、欧洲等地区高鼻梁、卷发、深眼窝的特点，有的俑人还佩戴尖顶翻沿胡帽。在朝阳纺织厂唐王君墓中还出土了一件昆仑奴俑。昆仑奴大多来自南洋诸岛和非洲地区，少部分是印度的达罗毗荼人，其特点是卷发、肤黑、性格温顺、身体健壮，在唐代主要是侍奉达官贵人或舞乐娱乐而用，同时也是墓主人上流社会地位的象征。

    纺织厂唐墓还出土了多件伎乐俑（见图2），这些伎乐手中分别拿着古琴、琵琶、竖箜篌、笙、管、排箫、钹、鼓等。其中琵琶、竖箜篌、钹都是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在隋唐时期颇为盛行，它们是唐代吸收外来音乐的见证。

骆驼作为丝绸之路重要的运输工具，在朝阳唐代墓葬如韩相墓、张狼墓、孙则墓中出土了多件（见图3）。骆驼的形态不一，一般都高昂着脖子，头向上抬起，有的骆驼张开大嘴，口露牙齿，有的骆驼嘴唇微闭，显现出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从骆驼的姿态来看，可以分为站立式、卧式两种。驼背上承载了大量的货物，表现出骆驼作为丝绸之路贸易运输的重要作用。纺织厂唐王君墓出土的骆驼，驼背上的障泥有明显的西域装饰纹样。

    舞马最早见于三国时期，是曹植向魏文帝进献的一种“行与鼓节相应”的大宛马。大宛是古代西域一个国家的名字，在现在的中亚地区。大宛马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被记载为“其先天马子也”，即天马。此种马在快速疾跑后，肩膀位置慢慢鼓起，并流出像鲜血一样的汗水，因此又被称为“汗血宝马”，历朝历代世家大族都视若珍宝，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换货物。在唐代，唐玄宗喜欢用舞马助兴，达官贵族们为投其所好，舞马盛行一时。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安史之乱，此二人是营州（朝阳）胡人后裔，其手下也有大量营州地区兵卒，于是舞马便从长安带到了朝阳。后安禄山手下田承嗣得到一批舞马，舞马闻乐起舞，士兵皆以为是妖马，便将舞马活活抽死，从此以后舞马这种娱乐形式就鲜有出现。朝阳地区出土的舞马（见图4）年代均为唐代，在其他朝代暂时未发现出土。所以它们不仅是丝绸之路东传的文化产物，更是历史事件的见证。

    朝阳地区出土了大量的女俑，其中有两件套女俑形制最为特别。一件是双塔区博物馆藏唐韩相墓出土的彩绘陶立式披巾女俑（见图5），其留短发中分波波头，脑后无发髻，身披风巾，内穿圆领打底紧身衫，下穿齐腰一字裹臀裙。整体穿着前卫，与唐代女俑穿着迥然不同，似现代女性，在唐代应为奇装异服。根据现代女性潮流风向应为欧美地区的服饰，所以此俑是研究朝阳地区文化多样化来源的重要证物之一。

    另一件套女俑是纤维厂唐墓第8号墓出土的帷帽骑马女俑（见图6）。帷帽原属于胡装，从西域流传而来，帽顶下周檐可以垂挂薄纱以防风沙或遮掩面部，最一开始薄纱的长度可长至垂地，所以又叫幂蓠，后逐渐演变薄纱长度越来越短可至肩部或颈部。朝阳出土的帷帽与其它地区出土的帷帽截然不同。其它地区女俑只有一层帽檐，可直接从圆顶下垂挂薄纱，而朝阳地区出土帷帽是上下双层，帽顶为圆凸形，帽檐两层大小形制相同。有的学者认为上层帽檐为帽体，下层帽檐能与上层帽檐分离，可用薄纱相连，起到下垂重力的作用。笔者根据查阅资料发现在日本镰仓时代（1185年—1333年）女性流行外出穿着壶装束、仕女笠、虫垂（见图6）。这个时期的仕女笠也是上下双层帽檐，下层帽檐是用于系绷带将帷帽固定到头部，从而起到稳定作用的。无论双层帷帽的作用是下垂重力，还是起到头部固定，还是悬挂装饰物，其本源都是来自于西域，沿丝绸之路传至朝阳，后又传至日本，是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产物。

    金银币：朝阳商贸持续往来的见证

    金银币是现在学者研究较多且最能证明丝绸之路传播的一类文物。朝阳地区出土了多枚萨珊波斯银币和东罗马金币（见图7）。萨珊波斯王朝从224-651年，持续400多年。统治领土包括现在的伊朗、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高加索地区和中亚西南部、土耳其部分地区以及阿拉伯半岛海岸部分地区、波斯湾地区、巴基斯坦西南部，控制范围甚至延伸到印度，是伊朗或波斯最具重要性和影响力的历史时期之一，见证了古波斯文化发展至巅峰的过程。东罗马帝国，又被称为拜占庭帝国。从395年一直持续到1453年，共历经了12个朝代，93位皇帝，是欧洲持续时间最久的君主制国家。其疆域最大的时候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及外高加索、北非以西、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东南。这两个王朝的文化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它们的疆域，遍及欧洲、非洲、中国及印度等地，对欧洲及亚洲中世纪的文学艺术、宗教体系的形成都起了显著的作用。由于这两个帝国持续时间较长，且在当时影响力较大，所以金银币在朝阳从魏晋墓一直到唐墓均有出土。朝阳市开发区七道泉子北魏墓出土的萨珊银币是朝阳首次发现的萨珊王朝银币，对研究中国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具有重要意义。从而证明了朝阳这座古城与西域的商贸往来，从北魏时期就有着密切联系，而且一直持续不断。

     朝阳：东传佛教的中心

    隋唐时期，隋文帝大兴土木修建塔寺，隋炀帝受法成为菩萨戒弟子，唐高宗鼓励翻译佛经，唐玄宗给予佛僧特殊待遇，唐肃宗因国难崇佛，唐宣宗一度出家，这些最高统治者的尊佛崇佛促使了举国上下推崇信仰佛教。隋以及唐中期以前，经济的发达和社会的稳定，统治者的崇佛，佛教庄园式寺院经济的形成，都推动了佛教在朝阳地区的发展。随着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爆发以及唐武宗灭佛（公元841-846年），佛教再次受挫，但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得佛教在这样的环境下可以平稳度过，暂时休养生息。

    隋唐时期，从中央到地方都广建寺院，朝阳也有著名的狼山隋塔遗址、东塔、喀左青云寺、北票龙华宫等。随之，出家的僧人也逐渐增多，于是就不断向日本和朝鲜半岛传播，朝阳成为东传佛教的中心。佛寺的修建在这一时期盛行，而佛寺建筑风格也随着朝代的更替不断变化，从南北朝时期的以塔为中心的佛寺建筑，到隋代塔在殿前，再到唐代佛殿居中，塔居两侧或塔在寺外，中国修建佛寺的风格演变，朝阳地区修建佛寺的风格也随之演变，而受丝绸之路佛教影响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也在相应的时间跟随建筑风格进行演变，如韩国忠清南道扶余军守里废寺、日本奈良飞鸟寺和大阪四天王寺、日本奈良川原寺和法隆寺、日本奈良本药师寺等，它们在建筑风格上都体现出佛教从中国沿丝绸之路向此地区的传承与发展。

    在隋代，隋文帝在“思燕浮图”（现朝阳北塔前身）的基础上修建了梵幢寺舍利塔，并派宝安法师敕葬释迦牟尼的两颗舍利于此塔内。史书和北塔出土的题记砖都对此事进行了记录。敕葬舍利于营州柳城（朝阳），不仅说明了当时朝阳在隋朝时期的政治地位，同时也说明此地佛教发展的繁荣状态，更说明当时朝阳已经成为东北地区文化交流的中心。梵幢寺塔的修建也受丝绸之路的佛教传播中心西安的佛教建筑风格影响，与周至县的法王塔建筑形式相同，为方形中空式叠涩十七级密檐砖塔。

    朝阳地区出土的大量文物中，也可以对唐朝时期佛教的发展窥见一斑。朝阳工程机械厂内出土的蔡须达墓志中记载：蔡须达平日“坐而诵经，酷爱法门”，无论是走路还是坐卧都时时诵经，不离于口，尊崇佛教，虔心礼佛，终身没有娶妻生子。“波若未遍，已悟真空。涅槃不尽，先知佛性”，后来蔡须达与其父蔡晖变卖宅舍修建寺院，并将所有资产捐给寺院作为敬佛功德。此墓志不仅体现了蔡晖和蔡须达二人信仰佛教、尊崇佛法的宗教思想，同时也表现出佛教在唐代已经逐渐平民化，影响着人们的日常饮食起居，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此时民间修建佛教寺院的盛行。

    作为辽西柳城（朝阳）人的唐代高僧帝示阶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朝阳出土大量承载多样化外来元素的随葬品，说明朝阳在当时已经成为丝绸之路上经济贸易的重要输出地和交换地，同时也说明当时丝绸之路的文化与经济交融在人们思想意识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朝阳佛教信众的增多，寺院佛塔的广泛修建，皇家御赐的佛祖舍利，促使了朝阳成为当时东北亚地区佛教文化传播的中心。在繁盛的隋唐时期，朝阳俨然已经成为东传丝绸之路融会贯通的汇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