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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燕冯氏南迁岭南促进南海丝绸之路发展

发布时间:2021-01-26    阅读:125

 

北燕冯氏南迁岭南促进南海丝绸之路发展

周忠泰  吴至通

公元407年,鲜卑化汉人冯跋等杀后燕慕容熙,拥立后燕主慕容宝养子慕容云(即高云)为主。高云称天王,以冯跋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掌军国大权。40910月,高云被其宠臣离班等所杀,冯跋又杀离班等,自称燕天王,仍以燕为国号,都龙城,就是今天的辽宁省朝阳市,史称北燕。公元430年9月,北燕文成皇帝冯跋病死,冯弘登上大位。公元436年(北燕太兴六年),冯弘拒降北魏奔逃辽东后,因怨恨高句丽人的蔑视,计划奔走到健康(今南京)的刘宋王朝,在被杀前派子冯业率300人浮海投宋。因留于新会,遂定居岭南。自冯融之子冯宝娶俚人大族冼氏为妻后,冯家遂代代为岭南豪酋,至唐初的冯盎,已拥有岭南二十几州,地数千里,成为南北朝至隋唐间岭南最大豪酋,左右岭南平乱近四百年。北燕冯氏南迁极大地促进了岭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对促进南海丝绸之路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作用。研究十六国时期燕国的历史,也需要探讨其氏族宗亲的历史传承和后世影响,本文就来探讨一下北燕冯氏南迁岭南后对南海丝绸之路发展的影响。

一、北燕冯氏南迁及其在岭南发展

  岭南冯家,本北燕的皇族,北燕灭亡之际,“(冯弘)遣(冯)融大父(冯)业以三百人浮海归宋,因留于新会”。从冯业到冯融,冯家虽三世为刺史,但“他乡羁旅,号令不行”。为打开局面,南朝梁大同初,冯弘曾孙冯宝娶俚人大族冼氏为妻。这冼氏是当地土酋,“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自少“有志行”,“能行军用师”。冯宝与冼氏联姻后,冼夫人一方面“在父母家,抚循部众……压诸越。每劝亲族为善,由是信义结于本乡。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强,侵略旁郡,岭表苦之,夫人多所规谏,由是怨隙止息”。另一方面“每共(冯)宝参决辞讼,首领有犯法者,虽是亲族,无所舍纵。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1]由于有冼夫人的支持,冯家在岭南的威望迅速提升,“(冯融)每行部所至,蛮帅焚香具乐,望双旌而拜,迎者相望,辄诫其下曰:冯都老来矣,毋为不善以婴罪戮。都老,犹言官长也。自是溪洞之间,乐樵苏而不罗锋镝者数十年。”[2]自冯冼联姻后,冯家代代为岭南豪酋,隋唐间,拥有岭南十八州,地数千里,势力大到有人劝其称南越王[3]

  冯氏南迁后,在岭南的聚居地有三:一为珠江口的冈州(今新会)、广州一带;二为粤西南高州、恩州一带;三为海南省。

  《广东通志》说,入唐后,冯氏子孙“历仕州郡者数十人”[4]。时至今日,笔者还能从各类史籍中查到此家族自南朝宋代南迁至唐末的家族成员47(详见拙作《南北朝至隋唐间岭南豪酋冯氏家族记事》[6])

  冯氏南迁岭南后,左右岭南历史三百多年,每每岭南有叛乱,这家族都能平定。当时的广州、桂州、容州、邕州和交州五都督府平乱都要依靠冯氏的力量,冯氏实是隋唐岭南最大的豪酋。

二、冯家南迁发展南海丝绸之路的体现

  冯家南迁促进南海丝绸之路发展有许多体现,具体有如下几点。

(一)建好南海丝绸之路的桥头堡

  岭南西南境是南海丝绸之路发展的桥头堡,其与东南亚和南亚文明之地近,与它们的联系实比与中原的联系容易得多。吕思勉曾这样说:“秦汉之开南越,所至之地,不为不远,然其地陆路阻塞,交通皆籍海道,其南境,海道距印度近而距中国已开发之地远,故……其地之民族,遂有承袭印度之文化……”[10]

  但这桥关堡却是难管治之地,朝廷在选派官员一事上,颇费心思。《三国志》云:“吕岱从交州召出,综惧继岱者非其人,上疏曰:‘今日交州虽名粗定,尚有高凉宿贼……若岱不复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检摄八郡,方略智计,能稍稍以渐治高凉者,假其威宠,借之形势,责其成效,庶几可补复。如但中人,近守常法,无奇数异术者,则群恶日滋,久远成害。故国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窃惧朝廷忽轻其选,故敢竭愚情,以广圣思。’”[12]

  到了南北朝萧梁,为加强对这一带管治,广州刺史萧励上表朝廷,要求提高高凉地区的行政级别,在高凉郡立州,“俚人不宾,多为海暴……劢以南江危险,宜立重镇,乃表台于高凉郡立州。敕仍以为高州,以西江督护孙固为刺史。” [13]

  而海南省,更是长期是化外之地,迟至汉武帝元封元年(111)才纳入中央版图。之后,海南虽名义上纳入中央版图,但叛乱连年,政府难以管治。《资治通鉴》记:“其民亦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率数年壹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二十余年间,凡六反。至宣帝时,又再反。上(指汉元帝——笔者注)即位之明年,珠厓山南县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14]

  到初元三年(46),汉元帝不得不听从了贾捐之“宜弃珠崖”[15]的疏奏,下诏“罢珠崖郡。民有募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 [14]

  所以,到后来北燕冯氏重新管治海南时,海南已有近六百年脱离中央政府管治。

  这种情况得到根本性改变的是北燕冯氏南迁,并与冼氏联姻之后,不但粤西南境和桂东南境“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而且“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 [1],南海丝绸之路有了桥头堡。

(二)为南海丝绸之路发展扫除民族冲突障碍

  由于当时的航行,仅靠太阳、星相和岸上标记来导航,且为了及时泊岸补充物资或逃避狂风巨浪,船只只能沿海岸航行。所以南海丝绸之路,自开通以来就与岭南西南境的战争纠缠在一起,战争兴,则丝绸之路止,战争止,则丝绸之路兴。

  而战争兴的原因多是由于汉越民族的差异,民族矛盾冲突。《宋书》记:“广州诸山并俚、獠,种类繁炽,前后屡为侵暴,历世患苦之。”[16]《南史》记岭南梁代时的俚人:“俚人不宾,多为海暴。”[13]由于汉越冲突激烈,当时岭南的汉人官吏,便以征讨为主要任务。《南齐书》载:“……刺史常事马,唯以战伐为务。”[17]

  但冯氏和冼夫人联姻后,冼夫人一方面约束俚人,一方面协助冯家管治,汉人官吏不用再以征讨为主要任务,岭南汉越间的民族融合,战争得到了有效的制止。“自是溪洞之间,乐樵苏而不罗锋镝者数十年。”[2]这仅是冯宝、冯融这两代的情况,而事实上,冯氏保境安民,左右岭南历史,平定岭南动乱长达三百多年,为南海丝绸之路的发展扫除民族冲突这个障碍。

  (三)为南海丝绸之路发展扫除了语言风俗障碍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汉人对岭南的开发,一直为语言风俗不同所困。《后汉书》说:“自古圣王不臣异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兽心贪婪,难率以礼。”[11]《三国志》则说:“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徒跣,贯头左衽。”[12]

  发展南海丝绸之路相信更是这样,因为东南亚的语言、民俗与中原的差异更大,汉人在那里更为语言风俗所困扰。而相反,岭南人与东南亚的语言、民俗实自成一体,如岭南人的“文身”“徒跣”“横幅吉贝”“以女人为王”和“干栏”之俗,与东南亚的林邑和扶南人都是一样[18] [19]。而语言方面,时至今日,泰国人还能听得出广西的壮族的语言,二者还能简单交谈,海南黎族的语言还有大量马来语。这种相同的语言、民俗,使岭南人更易于被东南亚各国接受而顺利通过东南亚,进而与南亚、西亚联系。而冯氏和冼夫人联姻后,充分利用了这优势,为南海丝绸之路发展扫除了语言风俗障碍。

  (四)在北人和南人间穿针引线

  当时北人想南下,南人思北上。北人想南下就是指当时北方帝王及殷实之家,特兴奢侈之风,总想得到南方的珠宝。而南海诸国“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异,千名万品,并世主之所虚心。故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太祖以南琛不至,远名师旅,泉浦之捷,威震沧溟。”[16]按此,宋文帝征林邑,实是为求珠宝和好玩。而这种心情,实是“世主之所虚心”,别的殷实之家,又何尝不是这样。

  而南人为求庇护和通商又何尝不思北上?诃罗陀国王就上表云:“臣国先时,人众殷盛,不为诸国所见凌迫,今转衰弱,邻国竟侵,伏愿圣主,远垂覆护,并市易往返,不为禁闭。若见哀念,愿时遣还,令此诸国,不见轻悔。亦令大王,名声普闻,扶危救弱,正是今日……愿敕广州,时遣舶还,不令所在,有所凌夺。”诃罗单国亦上表“求买铠仗、袍袄及马。” [16] 扶南亦思北上,只是战乱不断罢了,《南齐书》云:“ ( 扶南 ) 常为林邑所侵击,不得与交州通,故其使罕至。” [20] 此乃南人思北上。

  在某种意义上,由于“远水救不了近火”,南海诸国求通商求南朝“扶危救弱”“远垂覆护”,求岭南的冯氏实比求岭北的帝王实在得多。《隋书·谯国夫人传》说“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1],正是这情形。

  当北人想南下,南人思北上之时,冯氏家族便在二者之间“怀集百越”,穿针引线,于是出现了冼氏送扶南国的“扶南犀杖”给陈主及陈永定二年冯仆“帅诸首领朝丹阳”二事[1]

  《隋书》说冼夫人曾以“扶南犀杖”献陈主作为信物,陈亡后,此犀杖又被隋用作向冼氏“喻以国亡”的证物[1]。由此可见,此犀杖非寻常之物,联系扶南、诃罗陀等国求通商、求“覆护”之切,此犀杖当是扶南向冼氏求通商,求“覆护”之信物,说明冯氏家族在南人和北人间穿针引线。

  最能体现冯氏家族在南北人间穿针引线的是陈永定二年冯仆“帅诸首领朝丹阳”[1]之事,联系验知陈亡时,冼夫人曾“集首领数千,尽日恸哭” [14]一事,则知通过冼氏归附陈朝的首领有“数千”,且他们和陈的关系甚好(否则不会如此悲伤,“尽日恸哭”),由此推知,他们之中不少当初实是随冯仆“朝丹阳”的,这一大群“徒跣”“以横幅吉贝绕腰”的越族首领走在丹阳上,定会引起不少的轰动,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冯仆此行的作用,从政治上说,加强了岭南与中央的联系;从商业上说,使岭北人更清楚地了解岭南的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由于当时北人想南下,南人思北上,故冯仆此行促成了南北大聚会、大交流。

  (五)为南海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了造船和航海技术

  汉人虽在汉南越国时便能制造出海大舟,但长期以来,汉越间互相敌视,互不往来,故这种技术一直未能在岭南西南境的越人中推广,直至魏晋时期,岭南西南地区的越人依然靠独木舟生活。当地的县志说:“‘道光二十六年(1816年)夏,大水,石宁下江堤大溃,民田沙积,民居多坏,长歧圩上江堤溃,冲出一独木舟,木质黑而坚……’19779月下旬,化州长歧公社石宁村附近鉴江堤段被洪水冲毁,冲出古独木舟10多艘,收回6艘……。197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2号、3号独木舟进行放射性炭元素断代测定,确定为东汉至魏晋间制造,其余各舟与此两舟木质相同,舟型基本一致,制作年代相差不远。”[21]这说明东汉至魏晋间汉人的造船技术未能在岭南西南境的越人中推广。

  而冯氏南下后,与冼夫人联姻,“怀集百越”,汉人先进的造船及航海技术便得到迅速推广。由于冯家本是航海的能手,其造船了得,故其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

  北燕本临海之国,又是北朝中唯一的汉人政权,孤立在东北方,国力又弱,长期被北魏侵凌,故其甚重视与南方刘宋联系。又由于陆路被北魏所阻,所以与刘宋的联系只有海路,故北燕冯氏甚重视航海,这是关系国家存亡之事,岂可马虎?每每战事危急,冯氏便派使者航海到南方求救。如元嘉九年,冯弘“遣修之南归求救。修之泛海至东莱,遂还建康。”又元嘉十二年,北燕“数为魏所攻,遣使诣建康称藩奉贡”。三个月后,又“遣右卫将军孙德”到刘宋乞求救援[22],这些均体现冯家重视航海,善于航海。

  最能体现冯家善于航海的还有以下两事。一是冯弘为了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国力,曾派自己的堂兄冯买、堂弟冯睹协助大臣褚匡由海道回到自己的旧乡长乐,组织了“五千余户”由海路脱离北魏,逃到北燕[23]。组织“五千余户”(应有几万人)在敌人眼皮底下进行海上大迁移,不善于航海是办不到的,冯买、冯睹便是前线策划者。

  二是冯弘投靠高丽时,“遣(冯)融大父(冯)业以三百人浮海归宋,因留于新会。”[1]冯业此“浮海”,不谓不远矣,从最北几至最南,应有数千海里,“三百人”,也应是个不小的船队了。而当时,北燕动荡不安,准备工作应是较仓促的,但冯业还是到了新会,不可不谓其善于航海。冯业的“三百人”之中,应有较多的造船和航海能手,其经验自然传给冯家后人。

  北燕航海技术传给冯氏后人,这在唐初冯子游身上有体现。唐初冯子游入朝,曾“载金一舸自随”[24],“舸”乃大舟也,非越人独木舟也,“自随”则体现其航海的熟练。

  另外,海南岛现还有许多事迹(如闹军坡等)都说明冼夫人曾率领大军到过海南,这些行动自然要运送大批军队和物资,在这过程中,北燕冯氏善于造船和航海的经验便在岭南西南境的越人中得到推广,使粤西南的高州一带的民间造船技术得到迅速提高,在岭南造船业中处于领先水平。

  就是延至实行海禁,闭关锁国的明代,高州还是广东的造船中心,子月说:“(明)广(东)船分官造和私造,广州、潮州和高州是造船中心……海禁森严时,福建商人往往到广东高州、潮州造船……他们所造的出洋舶,‘必千斛以上’。走私巨商王直在广东高州所造的海船,‘方一百二十步,容二千人,木为城,为楼橹,四门其上,可驰马往来。’”[25]

  为何处于偏僻的粤西南,虽不是官船的制造中心,但其民间的基础一点都不逊色,如果不是有隋唐的历史传统,是不会出现这情况的。

  (六)为南海丝绸之路发展打击贪官污吏

  秦汉以来,广州已成为一个大商埠,南北商贾在此云集,但历朝的地方官多贪污腐化,一味盘剥商人,敛财聚宝。如刘宋的广州刺史褚叔度,“在任四年,家财丰积……还至郡,凡褚旧及有一面之款,无不厚加赠遗。”[26]隋的番州刺史陆让,“仁寿中为番州刺史,数有聚敛,赃货狼借,为司马所奏,上遣使按之,皆验。”[27] 唐的刘巨麟、彭杲和市舶使吕太一亦一样是这样的贪官。“……南海郡利兼水陆,环宝山积,刘巨鳞、彭杲、相替为太守、五府节度,皆坐赃钜万而死。 ”[28]因此社会流传“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 [29]

  官吏的盘剥,常使南北商贾望而却步,不利于南海丝绸之路的发展,“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过三数。”[13]仁寿初年(601),番州总管赵讷“贪虐”,其“贪虐”不但使“诸俚獠多有亡叛”,而且“不可以招远人”,冼夫人“遣长史张融上封事,论安抚之宜,并言讷罪状……上遣推讷,得其赃贿,竟致于法”[1]。由“上遣推讷,得其赃贿”可知,赵讷“不可以招远人”,使“诸俚獠多有亡叛”的主要原因正是敛财。而冼夫人揭发、打击这类行为,是有利于南海丝绸之路的繁荣的。

  冯氏打击贪官污吏,减轻贪官污吏对商人的盘剥,也体现在冯季康的身上。唐市舶使吕太一也是赵讷这类的贪官污吏,其在广德元年,募兵逐广州节度使,纵下大掠广州三年,致使外商不敢前来,“西南夷舶岁至才四五”[30]。到大历三年(767年),罗州首领冯季康也募兵协助唐王朝平定了吕太一之乱[8]。罗州在粤西南,距离广州较远,但冯季康却做了打击贪官污吏吕太一的急先锋。

  三、发展南海丝绸之路的冯氏家族富可敌国

  冯氏南迁后,借助与越人的联姻建立了粤西南的桥头堡,借助自己带来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借助越人与东南亚的语言和民俗的相似,加之推行民族融合政策,南北人间穿针引线和打击贪官污吏,使南海丝绸之路在南朝梁代“逾于前代”,翻出新编章,也为隋唐南海丝绸之路的繁荣打下了基础,自己也成为富可敌国的家族。

  《梁书》有段概括汉至南朝梁代间南海丝绸之路的文字,其云:“海南诸国……汉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晋代通中国者盖鲜,故不载史官,及宋、齐,至者十有余国……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18]这“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正是冯氏南迁后发展南海丝绸之路的结果。

  自古“广东之富,在商不在农”,由于商业的繁荣,加上走海道减少了陆路沿途的盘剥,故利润丰厚,“欲拔贫,诣徐闻”这谚语在唐代也甚为流行[31],冯氏家族便出现多位富可敌国的人物。

  隋唐间的冯盎“奴婢至万人”,自己也承认“人生富贵,如吾希矣”[24]

  唐高宗朝的冯子游上朝竟“载金一舸”,其财富多得惊动了唐高宗,竟“遣御史许獾”不远千里来岭南“视其赀”,又挥金如土,迫皇帝的使者受贿[24]

  唐高宗朝的冯智玳的财产多得连任唐宰相的许敬宗也垂涎,为多索钱财竟愿嫁女给他,冯家亦财大气粗,毫无掩饰自己财富,其迎亲的车有百辆之多,且绕长安城三周才入城[32]

  唐玄宗朝的海南万安州有大首领曰冯若芳:“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若芳会客。常用乳头香为灯烛,一烧一百余斤。其宅后苏芳木露积如山。”[33]。冯若芳宅后苏芳木,是古代妇女的胭脂原料。

  冯氏经营南海丝绸之路,始自南朝梁代的冯宝和冼夫人,历陈代的冯仆,隋唐的冯盎,唐初的冯子游和冯孝诠(见后文),盛唐的冯若芳和中唐代宗时的冯季康,直至唐末,历好几百年。故嘉靖《广东通志》说冯氏“为高州大姓,子孙历仕州郡者数十人,唐末犹为富室。”[4]

  由于冯氏的带动,以冼氏为代表的古俚人也参与到南海丝绸之路中去。这体现在高州良德古墓出土的一件唐代青铜人头像上。该头像头发3.7厘米,宽4.2厘米,通高12.5厘米,头发尾部卷曲,鼻梁高而直通额际,在头像下连接有筒管,管里残存有削尖的木棍残段,表明该头像原是套插在一棍棒上。按此头像的肖像特征,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东南亚一带的昆仑人。《旧唐书》云:“自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昆仑。”[34]《隋书》云:“其人深目高鼻,发拳色黑。”[35]这青铜头像似乎确是有昆仑奴的特征。史书上常提及从事南海丝绸之路的“昆仑舶”,《南齐书》云:“张景真……又度丝锦与昆仑舶营货,辄使传令防送过南州津。”[36]《北齐书》亦云:“魏收……遇昆仑舶至,得奇货猓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数十件。”[37]

  但笔者仔细观察这头像后,发现这不是昆仑奴的头像,应是波斯女的头像。黑人和白人都有卷发的现象,但卷发的程度不同,白种人的卷发仅是头发尾部卷,卷发的程度较浅;而黑人的卷发是头发一长出来就开始卷的,不单发尾部分卷,发的根部也卷,卷的程度很深。而良德的青铜人头像,是白种人的那种卷发,故应是波斯女而不是昆仑奴。

  弄清了青铜头像的波斯国籍后,这说明唐初良德有大户人物,且参与了海上贸易,这正与史书所说冯盎是“良德人……奴婢至万人”[3]的记载相符。而且,我们更进一步地看到,把青铜人首器放置在墓里是仅见于岭南,具有鲜明古越族文化特色的风俗,良德此波斯女头像也是在墓坑中出土,且也和别处越人人首器一样底部有柱,这说明此波斯女头像是按古越人的人首器的用途来使用的,该墓的主人应是当地以冼氏为主的越人。而吴及南朝宋齐时,良德又曾是高凉郡,《旧唐书》云:“良德,汉合浦县地,属合浦郡,吴置高凉郡,宋齐不改。”[38]而《隋书》又说冼氏是高凉人,那里流传的民歌、《冼太真经》和《冼太更衣祝文》都说旧电白城北五里的雷洞村是冼夫人的故里(自然冼夫人故里还有在成化四年后的新电白城北五里的丁村说和阳江说),按古越语解释,“雷洞”又有古俚人土司衙门的意思,其距离良德又不远。综上所述,说明良德附近以冼氏为主的越人也参与了冯家的海外贸易,故有把波斯女头像以人首器的形式放置在墓里的葬法。这正是北燕冯氏南迁带着古越人一起发展南海丝绸之路的体现。

四、冯氏发展南海丝绸之路所带来的文化

  对岭南西南境在南北朝隋唐间受北方儒家和道家的影响,人们是较为了解的,对于这一带在当时受西南方佛教、伊斯兰教的影响,人们却不太熟悉,甚至错误地认为这一带的佛教及伊斯兰教也如儒教及道教一样,是由北方传来,此殊不当。其实,佛教和伊斯兰教对我国的输入,自古有南北两路,只是人们一直关注北路的研究,而忽视了对南路的研究,故产生以上的错觉。而事实上,此两教的输入,南路的作用也颇大的,其中,伊斯兰教从南路的输入还比北路的早。

(一)  印度文化的输入

  先是与东天竺一衣带水的林邑、扶南诸国,很早便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其王著法服,加璎珞,如佛像之饰”[18] “每有婚媾……女家请一婆罗门送女至男家……人皆奉佛,文字同于天竺。”[35]。又有那伽仙之国的使者,“言其国俗事摩醯首罗天神”[4],而此天神即是《阿育王经》中的一位佛,而扶南亦奉此佛,《梁书》云:“俗事天神,天神以铜为像,二面者两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儿,或鸟兽,或日月。”[18]此正是那伽仙国也敬奉的《阿育王经》中有其名的摩醯首罗佛。另《南史》又说毗骞王“能作天竺书”[39]

  而冯氏辖境又与林邑、扶南诸国一衣带水,在梁代以后,随着南海丝绸之路的繁荣,佛教文化便在冯氏辖境兴起。

  按《大唐和上东征传》,天宝七年,鉴真东渡日本,中途遇巨浪,坐船漂流到海南的振州江口(今海南宁远河口),鉴真一行北归经过振州、崖州“……雷州、罗州、辨州、象州、白州、傭州(应是容州)、藤州、梧州、桂州……”沿途“官人、僧俗、父老迎送礼拜,供养承事,不可言记。”鉴真北归,正好贯穿冯氏辖境,其沿途都被人们“迎送礼拜,供养承事” [33] ,可见当时佛教文化在冯氏辖境的盛行。

  由于当时佛文化盛行,冯氏后裔信佛的就颇多。唐代高州的冯媛出家为尼[40],这应与其离开高州前受佛教的影响有关(因其离开高州时家已被“籍没”)。高力士(原名冯元一,即冯媛之弟)信佛是很突出的,其在长安就曾大修佛寺,后来又回高州在其宅内建灵惠寺(此寺至民国初还存在,规模颇大,现已成为高州人民医院)。

  而冯若芳、冯崇债、冯古璞信佛更突出,且是受南路佛教的影响远比受北路佛教影响大。《唐大和尚东征传》说,在天宝七年,鉴真一行漂流至振州江口,“别驾冯崇债遣四百余人来迎。引至州城,别驾来迎。”冯崇债一见到鉴真一行,就把自己看作是佛家子弟,自称“弟子”,还“迎入宅内,设斋供养。又于太守厅内,设会授戒,仍入大云寺安置。”至次年底,“崇债自备甲兵八百余人送……到万安州(应作万安郡,郡治在今陵水县——笔者注),州大首领冯若芳请住其家,三日供养……行到崖州(今琼山县——笔者注)界,无贼,崇债乃回去。至崖州……彼州遭火,寺并被烧,和尚受大使请造寺。振州别驾闻和尚造寺,即遣诸奴,各令进一椽,三日内一时将来,即构佛殿,讲堂、砖塔。椽木有余,又造释迦丈六佛像。”当鉴真一行北返至桂林时,“始安郡都督上党公冯古璞等步出城外,五体投地,接足而礼,引入开元寺。初开佛殿,香气满城,城中僧徒擎嶓、烧香、唱梵,云集寺中。州县官人,百姓填满街衢,礼拜赞叹,日夜不绝。冯都督来,自手行食,供养众僧,请和尚受菩萨戒。其所都督七十四州官人、选举试学人并集此州。随都督受菩萨戒人,其数无量。和尚留住一年……(鉴真离开时,冯古璞)亲送和尚,自扶上船,口云:‘古璞与和尚,终至弥勒天宫相见。’悲泣而别去。”[33]

  鉴真一行从海南北归,在桂林所受到的礼遇,并不比在海南所受到的差,说明冯古璞亦如冯崇债、冯若芳那样,是笃信佛教的人。

  冯家信佛,比冯崇债、冯若芳、冯古璞更突出的是冈州的冯孝诠、冯孝诞和冯孝X兄弟。

  义净是玄奘之后在佛学上取得最大成就的高僧,俗姓张,名文明,唐齐州(今山东省济南地区)山庄人。十四岁时出家,后仰慕法显、玄奘西行求法的高风,希望游学印度。“咸亨二年,(义净)坐夏扬州。初秋忽遇龚州刺史(今广西平南)冯孝诠,随至广府,与波斯舶主期会南行。复蒙使君令往岗州,重为檀主。及弟孝诞使君、孝使君、郡君宁氏、郡君彭氏等合门眷属,咸见资赠,争抽上贿,各舍奇餐。庶无乏于海途,恐有劳于险地。笃如亲之惠,顺给孤之心。共作归依,同缘胜境。所以得成礼谒者,盖冯家之力也。”[41]义净历时25年,经历三十余个国家,回国时,带回梵文经典400余部。回到长安后,在荐福寺主持翻译,共译经56部,230卷。

  由孝诠主动带义净到广州,帮义净联系波斯舶,又主动带他到岗州的家中,又“合门眷属,咸见资赠,争抽上贿,各舍奇餐。庶无乏于海途,恐有劳于险地。笃如亲之惠,顺给孤之心。共作归依,同缘胜境”[41] 等行为可知,他们与天竺人的关系甚好,平日当是笃信佛教之人。义净后来不辜负冯家人的期望,建树颇大。

  冯崇债和冯若芳之帮鉴真,冯孝诠合家之帮义净,充分说明冯家在南海丝绸之路传播佛教文化巨大贡献。

  冯智彧的东合州(今雷州半岛)因其便利的地理位置成为当时的一个佛教文化的中转站。虽然现在能明确建于唐的寺庙,雷州仅有天宁寺,但事实上,在冯氏管辖雷州时,雷州却是有众多寺庙的。万历《广东通志》云雷州:“自梁唐以来,寺观庵堂半居民。”[42]就是说当时雷州一半的居民是住在“寺观庵堂”里的。万历《广东通志》所记的当不是虚假,上文所说的鉴真北归时,经过雷州时所受到的欢迎,即是体现。直到现在,雷州半岛“还是全省寺庵最多,佛事活动最活跃地区之一……现在已成为岭南佛像雕刻中心。”其“信佛人数更多,影响很大,甚至连北方一些出家人,也选择海康作为归宿”[43]。“雷州出家人数几占全省僧尼一半。” [54]因此说:“雷州半岛……的佛教地位,主要是历史传承的结果。”[43]而历史传承之源,便是冯氏管辖时的,也就是“梁唐”时雷州。

  伴随着佛教传入的是佛教音乐、佛教雕刻及佛教医学。由于冯氏大力参与海外贸易,其辖境内的佛教多来自于南方而不是北方,故时至今日,其中心辖境内以雷州为中心的佛教音乐也还自成体系,与来源于北方,以潮州为中心的佛教音乐不同。“雷州佛乐与肇庆鼎湖山庆云寺佛乐唱腔比较相似,属‘内江腔’,即产生于省内的唱腔,说明南路地区西江地区有深厚的文化渊源。而广州广孝寺、大佛寺,曲江南华寺以及罗浮山明月寺、延祥寺等佛乐唱腔与前者又有很大不同……属‘外江腔’,说明来源于省外。”[44]外江腔来源于北方外省是对的。南路以及西江地区正是冯冼氏辖境的中心地区,其内江腔又是如何产生于省内的呢?深究起来,便只有是来源于梁唐时的南海丝绸之路。现在雷州的佛乐还很盛行,种类多,有五十多首。那流畅,悠扬的旋律,仿佛是在颂扬冯冼氏的功德。

  此外,还应随便补充解释一事。就是我国隋唐音乐受外族影响较大,人们已注意研究经西域的丝绸之路带来的外来音乐,却未注意南海丝绸之路带来的外族音乐,尤其是扶南音乐。扶南音乐,远在三国时便已传入我国,《三国志》云:“赤乌六年……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45]扶南音乐必随“乐人”而来。《隋书》云:“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46]由此段文字可知,扶南音乐最迟在隋已广泛流行,故能载入史册。而还未及唐,扶南音乐便已成为单独的一部,《唐会要》云:“武德初,未暇改作,每燕享,因隋旧制,奏九部乐:一燕坐,一清商,三西凉,四扶南……”[47]《新唐书》又云:“扶南乐,舞者二人,以朝霞为衣,赤皮鞋。”[48]联系冯氏与扶南的关系来看,扶南音乐应是以冯氏辖境为其向岭北发展的踏脚板,伴随着佛教音乐的传播而传播。但究竟当时从扶南传来了什么音乐和什么乐器?现在却少有人去探讨,甚为可惜!

(二)伊斯兰文化的输入

  岭南与西亚的联系似乎比中原与西亚的联系略早,在汉初的南越王墓中,便出土有大捆非洲象牙、乳香和波斯盒子等舶来品。到南朝,随着冯氏促使了南海丝绸之路的繁荣,岭南与波斯的来往渐多,这首先体现在上文在良德出土的波斯女头像。

  其次,也体现在徐闻、合浦、遂溪等地都曾出土这时期的古波斯银币这类事情上。其中,以1984年在遂溪附城出土的最为丰富,该处出土的金银器虽散失了一部份,但回收的依然还重3500g,有铜鎏金器、波斯银币、金碗、银碗、金花、银镯、金环、银环、银盒、银簪等10多类,104件。这其中,有波斯银币20件,属舶来品的就有6类共37[50]

  在南朝及隋唐间,冯氏辖境已有伊斯兰教徒聚居,原因有三:一是船遇巨浪,漂浮而至,甚至船坏货失,再难上路,便不得不委身当地豪酋,以求保护。二是为做生意而来。三是船被海盗抢夺,自身又被买上岸为豪酋家的奴婢。如冯若芳便“每年劫取波斯船二三艘,取物为货,掠人为奴婢”,由于冯若芳宅后有堆积如山的苏芳木及乳香,此二者的产地均在阿拉伯地区。史籍又云其“每年劫取波斯船,又掠人为奴婢”。更主要是其辖境内,现海南陵水与三亚一带有大批唐代伊斯兰教徒墓。故“据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一带的墓群“可能是我国规模最大,年代最久远的伊斯兰文化古迹。”[43]故人们便认为冯若芳“南北三日行、村村相次”的奴婢村落当“是波斯奴村落”[43]

  随着伊斯兰教徒来海南定居的增多,伊斯兰美食便流行起来。岭南人没有养羊之习惯,也不喜吃羊。但伊斯兰教徒却以羊为美食,为主要肉类食品,其在海南聚居时,便把此饮食文化留给了海南人,这其中以冯若芳的东山羊为代表。东山羊因放养在万宁县(即唐冯若芳的万安郡)的东山而得名,在唐代,其已为岭北人所熟知,延至宋代,东山羊就已被列为皇室贡品。现在,东山羊在海南家喻户晓,成为海南四大名菜之一,连广州等大城市的酒家都爱挂东山羊的牌子。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冯氏家族中良德的波斯女和海南的波斯奴。我们实不要把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完全等同于奴隶,他们中的一部份人与冯家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互相利用,互相尊重的。冯若芳的波斯奴的墓碑还有阿拉伯文和图案,“图上画了一轮明月和云彩,两侧各有飞鸟,似是波斯神话中的神鸟,文中还有《古兰经》一段。墓主人屈膝朝西埋葬,以朝向西方伊斯兰教天国。”[43]由这样的墓葬看出,墓主在世时完全有自己的信仰自由,能为自己营建墓穴,可见财产支配权还在自己手上,这又岂是奴隶的墓葬,实是中产阶层人的墓葬。合而论之,良德波斯女和海南冯若芳的许多波斯奴,其地位颇高,实是冯冼氏发展南海丝绸之路的得力助手,实是为冯家出谋划策的人。正因为如此,海南伊斯兰教徒才得以保持自己的信仰和饮食习惯,有自己支配的财产,徐闻的伊斯兰教徒才得以保持自己的饮食习惯。也正是由于他们特殊的国籍及经历,使冯家在南海丝绸之路中如鱼得水,出现冯盎、冯子游、冯智玳和冯若芳这些富可敌国之人。

五、南北互补的丝绸之路

  北方丝绸之路与冯氏发展的南海丝绸之路存在较好的互补性,这种互补,使我国对外贸易的广度大为增宽,数量大为增加,商品的品种大为丰富,引种的植物大为增多。

      就贸易国家来说,从冯若芳的波斯奴可知,与冯冼氏贸易的国家有南亚和西亚的国家,这与北方丝绸之路的贸易国家相同。但冯氏贸易的还有东南亚国家,涵盖整个马来半岛及印尼。这正填补北方丝绸之路的不足,增大了我国贸易的广度。

  就运输量来说,南方一艘船的运输常常是北方几百头驼马的运输量,这正好填补北方运输量少的不足,南方的丝绸之路,除了象北方那样运输轻便,贵重的商品外,还可运输香料、陶瓷、牲口,甚至名贵木材(如冯若芳的苏芳木)等笨重商品,故南方的丝绸之路又称“香料之路”和“陶瓷之路”。就商品种类来说,北方因为是驼马,故多以轻便的丝绸为主。从冯若芳和冯盎的情况来看,冯家输入的商品以香料和牲口为大宗,此外,还输入珍珠、玳瑁、琥珀、翡翠、象牙、珊瑚、犀牛角和佛像等奇珍异宝。

  就引种的植物来说,南海的丝绸之路有北方无法引种的胡椒、甘蔗、菠萝蜜和橄榄等热带、亚热带植物。胡椒是香料中的一种,北路亦有输入,但运输量少,且不能种植。南路不但运输量大,且能种植,故影响大,高州的泗水镇便曾以种植它而闻名。西瓜原产非洲,甘蔗原产扶南,都是大象喜食之物,高凉合浦原也产象,在南北朝时已出现驯象业,大族人家已大量驯象,甚至骑象作战。当初大族人家引种西瓜甘蔗只是为了驯象。雍正《广东通志》引《草本状》和《老学庵笔记》记述了甘蔗的传入过程,其云:“诸庶(现作“蔗”)……泰康(应是“泰始”)六年秋扶南国贡诸庶,一丈三节(《草本状》)……《老学庵笔记》云:‘始自唐太宗时贡使所传。’”[51]联系冯氏与扶国的关系,冯盎与唐太宗的关系,冯氏应是为这些“贡使”穿针引线的人。现雷州半岛也是我国甘蔗的主要生产地,海南及雷州的英利、龙门等镇还保留种植西瓜的传统,是广东西瓜主要供应地。橄榄,原产阿拉伯,在当时或随冯家波斯奴而传入。雍正《广东通志》引《北户录》说:“橄榄……今高凉有银坑橄榄。子细长,味美于诸郡产者,其价亦贵(《北户录》)”[51]。笔者疑此“银坑”即旧电白县高凉山冼夫人庙不远的银坑村委会。菠萝蜜和菠萝也引种入冯氏辖境。乾隆《琼州府志》说:“波罗树自萧梁时西域达矣,司空携子二枚栽于南海庙……他处皆自此种。”[52]波罗树即菠萝蜜树,就适宜生长的环境和产量来说,海南和雷州半岛是别的地方所无法比拟的。(万历)《广东通志》说高州“有菠萝蜜”[53]。乾隆《琼州府志》说:“又有一种草本,实结于心顶……俗名番波罗,其叶可抽绩蔴织布,文昌、定安多出。”[52]“番波罗”即菠萝,由“番”字可知是外来的。茄、指甲花和波菜或也由此时引种,乾隆《琼州府志》载:“茄,隋炀帝名为昆仑紫瓜,又有白色者为银茄,黄山谷诗云:‘珍蔬长带色胜银。’《南方草木状》云:‘交广草木经冬不衰,故蔬圃之中,种茄有宿根,至三四年者,渐长枝干成树。’……指甲花……番人自大秦国移植于海南。……菠薐菜即菠菜,名赤根菜,刘禹锡云‘种出自西国,有僧将其子来,云是颇陵国,语讹为菠薐耳。’(《嘉语录》)”[52]按此,茄的引种在隋炀帝时,指甲花的引种当是大秦国未灭亡之前,菠菜则在刘禹锡所在的中唐前。

  南北丝绸之路因有此互补性,使我国对外贸易的广度大为增宽,商口的品种大为丰富,数量大为增加,引种的植物大为增多,大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结束语

  冯氏南迁,怀集百越,保境安民,不但促进了学者们熟悉的岭南与北方的交往,实又促进了岭南与南方的交往,其对岭南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当时的冯氏,实是以恩州、冈州和广州为靠背,以茂名为胸怀,向南伸出雷州半岛及海南这一大手,向西伸出合浦这一大手,勇敢地拥抱从西南方传来的文化。在吹响一带一路和反腐倡廉号角的今天,北燕冯氏发展南海丝绸之路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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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周忠泰 广州市象贤中学

        吴至通  香港 中文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