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通史》第五章第二节 辽代朝阳地区行政建置及其演变

      第二节  辽代朝阳地区行政建置及其演变

辽朝初期，今朝阳地区是辽境内重要的农业区域和战略要地，设置州县，建立行政体制是加强专制集权，对其实行有效统治根本保证。辽政权在朝阳地区建立的州县，多以私城而设，既有行政州，也有斡鲁朵州和头下州。从时间上说，朝阳地区行政设置与辽上京道州县建制大体处于同一时期，都是在建国前后设置的，较其它地方州县的设置要早一段时间，因而具有典型特征和实践影响。此外，在朝阳地区设置州县，也体现了辽初统治者“以汉制待汉人”的施政方针。辽代地方建制经常有所变动和调整，朝阳地区所置州县亦如此。

一、行政建置

   辽代在今朝阳地区的行政建制，逐渐按照南面州县制度的原则，陆续建立起节度州、观察州、团练州、防御州、刺史州等不同层次和等级的州县，最初只是私城或头下州，后又转化为行政州，其中多数有驻军和军号。

（一）辽代朝阳地区所置州县

在辽代地方建制中，今朝阳地区所属州军及州县皆位于中京道内，除霸州彰武军外，还有建州保静军，惠州惠和军，利州，榆州高平军，潭州广润军，川州长宁军及神水县、金源县。霸州后来升为兴中府，其州治所在地就处于今天朝阳地区行政建制的中心位置。

（二）辽代朝阳地区州县建置过程

霸州   辽太祖阿保机平定奚族，夺取营州地，俘掠燕民安置于此，命韩知古择地建城。知古乃完葺唐朝时期的柳城，遂定号为霸州彰武军。《读史方舆纪要》载：“《辽志》云：‘营州为奚所据，契丹平奚，乃取其地，完葺故柳城，改置霸州，亦曰彰武军节度。’”霸州是辽政权最早设置的州县之一。霸州境内有“大华山、小华山、香高山、麝香崖——天授皇帝刻石在焉、驻龙峪、神射泉、小灵河”。天授皇帝即辽世宗耶律阮。《热河志》曰：“兴中故城，即今朝阳县治，今其城在土默特右旗界，周七里有奇。辽金时所建三座塔犹存，土人呼为三座塔。”   

 建州   原为唐武德年间所置昌黎县地，辽太祖阿保机完葺故垒，置建州，即今朝阳县木头城子镇古城址。《辽史》载，“建州，保静军，上，节度。”后汉乾祐元年（948），故石晋李太后诣见辽世宗，请求“于汉城之侧耕垦自赡”，世宗许以建州南40里给地50顷，营建房室，创立宗庙。州在大凌河南岸，屡遭水害。辽圣宗时，将州治迁到河北“唐崇州故城”，今大平房镇黄花滩村古城址。建州统辖永霸、永康二县。永康县即唐昌黎县地。《武经总要》载：“建州，胡中地，今号保静军节度，本辽西之地，德光立为州。嗣王即位（契丹号穆宗），三关之地复为周世宗所取，时江南诸国欲牵制中原，遣使赍金币泛海至契丹国，乞出师南牧，卒不能用其谋，入蕃人使舟楫水师悉留之，建州、双州、霸州并置营居之，号通吴军。东南至器仗山三十里，东北至霸州九十里，南至渝州五十里，西南至小凌河十里。” 据《热河志》记载，初置之建州，故址在今朝阳县治南五十家子废城；后迁之建州，故址在黄河滩，有废城址，“东西二百七十丈，南北三百六十丈，周十里有奇，四门，蒙古名“喀喇城”。城西北有浮图十七级，周十二丈，其旁又有小浮图，七级，周四丈。其东距县治，为兴中州地，其南达大城子，为利州地，当为故建州城”。又据《朝阳县志》载：“案：建州本有二城，辽太祖初置之建州在大凌河之南、小凌河之北，正当兴中城之南。辽圣宗移置之建州在大凌河之北，正当兴中城之西。”黄花滩建州古城址为长方形，南北长100米，东西宽约800米。城址西北角还残留一段长约200米的城墙。墙基宽8米，顶宽2米，存高3米，夯筑。城址中部有四层台式七筑台基一座，长15米，宽12米，高3米，台基上发现了大量的绿釉琉璃瓦片和砖块等构件。当是一座重要的建筑基址，亦可见当年建州规模。城外西北部山岗有辽代建砖塔1座，八角实心13级密檐式，高约32米。此塔亦为建州城的标志。建州为节度州。

惠州  太祖时俘汉民置，为刺史州。“惠州，惠和军，中，刺史。本唐归义州地，太祖俘汉民数百户兔麛山下，创城居之，置州。属中京。统县一：惠和县。”惠和县是圣宗时迁上京惠州民，括诸宫院落帐户置。“惠州，阿保机所建，在鲜卑之地。宋景德中，初契丹入寇河北，德清军失守，俘虏人民於此，置城居之。城方二里，至低小，城内有瓦舍仓廪，人多汉服。东至新州百三十里，西南至中京百二十里，南至建州二百三十里，北至汉水石桥，至高州百五十里。”

惠州城遗址位于建平县中部建平镇八家村，城址四面环山，东临老哈河支流——蹦河。城址长方形，东西638米，南北592米。城墙存高2-4米，底宽12米，城四角筑角台（东北角台水冲毁），现东南角台保存较好，高6米，底径15米。城墙间隔70-100米筑一马面，现存东、西、南三门筑有瓮城（北门水毁），东西两门相对，门阔2.5米。城外8米处为护城河，宽11米，深1—1.5米。城内东南角处有一方形小城，边长85米，四角亦筑角台。西墙中部设门，亦有护城河，并与大城护城河连通。城址中部一大土丘，周围还分布大小不等的7—8个土丘，应属较大建筑遗址。另外，城内还发现水井一眼。城北500米山坡处有一座长方形小城，东西长235米，南北宽约200米，建筑格局与大城略同。小城东侧山梁上还发现一建筑基址，因出土石狮和经幢，应属庙宇建筑。另外，在小城北部的山顶，还有一座塔基，附近也有建筑遗迹。纵观惠州城址，北坡小城子、山顶塔基处，分布在同一条中轴线上，应为同一时期的建筑遗址，遗址除建筑材料砖瓦残块和生活器皿陶瓷残片外，还曾出土金、银、铁器、精美瓷器，以及象棋、围棋等文物。   

利州  “利州，中，观察。本中京阜俗县，统和二十六年置刺史州，开泰元年升。属中京。统县一：阜俗县。唐末，契丹渐炽，役使奚人，迁居琵琶川。统和四年置县。初隶彰愍宫，更隶中京。后置州，仍属中京。” 《武经总要》载：“利州，虏承天后所建，东至建州百二十里，东北至建州百一十里，西南至兰州六十里，南小凌河路至平州五十里，西北至中京百五十里。”

利州古城位于今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大城子镇东部，地处大凌河谷地，地势平坦，视野开阔，其东临长臬河（城东小河），南为大凌河西支（即古琵琶川，亦有说古榆河），东流不远处汇入大凌河主河道。因该城址地处大凌河谷，即在河流的冲击平川上，是联系东北与中原的交通要塞，也就是位于辽西古道上的冲要之地。无论是军事上，还是经济上，利州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该城址为长方形，南北约600米，东西宽约450米，方向为南偏西25度。城墙系夯土筑成。1960年代初曾对该城址进行过调查，轮廓十分清晰，尚存部分夯土城墙，城墙残高1——1.5米，四隅尚有角楼台基，台基高约2米，南墙和北墙外壁各有12个马面。四面城墙各有1座门，宽约7米，其外设瓮城。城墙四周有护城河，宽约25米，深约2——3米。上述遗迹因大规模城市建设，现已无存。然在利州古城址西部，尚有辽代砖塔1座。

《元一统志》曰：“利州，西南至大都一千里，西北至上都一千里，东至锦州界梨园岭二百三十里，西至和众县界文山岭六十里，南至龙山县界白道子岭四十里，北至富庶县界庞家庄三十五里。”

《钦定热河志》曰：“则利州故城当在今建昌县南境，县治东北七十里土人称为大城子，亦名小三座塔，正当中京之东南，在喀喇沁左翼旗北百里，所称左翼东北二十五里者，误也。”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为利州作注称“辽宁喀左县大城子镇东门，有一古城址，东西长四百五十米，南北长六百米，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及《热河志》、《塔子沟纪略》均论定为利州故址。”

    据考古调查报告，利州东北距朝阳市约150公里。该城址处于一地势平坦开阔的地带，其东部有一条季节河，河东岸有一山梁，名猫头山；西北为一连绵起伏的山脉，高出地面30余米；城南800米处是一条由西向东流的大凌河支流。

利州所辖阜俗县原是奚人居住的地方，唐末为契丹人占据。统和四年（982）置县，为辽景宗斡鲁朵所属，后又更属中京。《辽史·地理志》记载，统和二十六年（1008）置刺史州。《金史· 地理志》则载“利州，辽统和十六年置”。1958年出土于辽宁喀左县坤都营子乡钱杖子村西北的王悦墓志，载其于统和二十三年薨，葬于利州西三十里尖山南焉。可知《辽史》记载有误，《金史》记载为准，利州设置时间应为统和十六年。实际上，利州是在阜俗县基础上置州，阜俗又为其所辖。利州仍属中京。奚人、契丹人、汉人是利州的主要人口。

榆州  今凌源市西十八里铺古城为榆州之所。“榆州，高平军，下，刺史。本汉临榆县地，后隶右北平骊城县。唐载初二年，析慎州置黎州，处靺鞨部落，后为奚人所据。太宗南征，横帐解里以所俘镇州民置州。开泰中没入。属中京。统县二：和众县，本新黎县地。永和县，本汉昌城县地。统和二十二年置。” 据《张正嵩墓志》，乾亨三年（981）前已有永和县。榆州原为头下州，开泰八年（1019）才收归国家行政州。关于榆州的考证，确凿的证据是建国前在凌源市孙家杖子出土的辽中京提辖使宋匡世墓志，“以太平六年三月七日归窆于榆州南和乡余庆里鹿鸣山先茔之左”。其地距凌源市十八里堡城址很近。由此可确定该城为辽代榆州及倚郭和众县。

潭州  潭州为中京大定府辖郡，统依郭龙山县。“潭州，广润军，下，刺史。本中京之龙山县，开泰中置州，仍属中京。统县一：龙山县。本汉交黎县地。开泰二年以习家寨置。”《钦定热河志》曰：“按潭州龙山县之里至，《武经总要》未详。《方舆纪要》：‘潭州城，在大宁卫东。’《一统志》：‘原本龙山故城（原注：即潭州治），在喀喇左翼西南八里，大凌河之旁，距故利州约六十里，俗呼喀喇城。’《元一统志》：‘龙山县东北至利州，西北至和众县。’知在利州西南，和众县之东南，与喀喇左翼西南八里之说相合。”潭州也是先有县而后置州。1979年，辽宁省文物普查时，在凌源市天盛号乡发现一座已沉埋地下的金代石拱桥，桥卷上嵌有一方桥志，上书“唯大定十年岁次庚寅五月辛亥为朔乙卯日龙山县西五十里地名狗河川孙家庄刘百通亲笔记”等字。由此桥志出土地点为坐标东25公里即是喀左县白塔子村南城址。城内辽金陶瓷砖瓦残片甚多。潭州及依郭龙山县在辽金时期相沿未改。该城址即是辽代潭州及依郭县。

川州  “川州，长宁军，中，节度。本唐青山州地，太祖弟明王安端置。会同三年，诏为白川州。安端子察割以大逆诛，没入，省曰川州。初隶崇德宫，统和中属文忠王府。统县三：洪理县。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户置。咸康县。宜民县。统和中置。” 白川州初为安端私城，后由朝廷下诏赐额名之。有学者断定白川州应建于契丹建国前。

白川州设置于唐代青山州地。青山州是唐代营州都督府管理契丹部落的羁縻州之一。

   “青山州，景云元年，析玄州置，隶幽州都督，领县一，户六百二十二，口三千二百一十五。青山，寄治范阳县界水门村。”  

    “玄州，隋开皇初置，处契丹李去闾部落。万岁通天二年，移于徐、宋州安置。神龙元年，复旧。今隶幽州。天宝领县一，户六百一十八，口一千三百三十三。静蕃，州治所，范阳县之鲁泊村。”

  “唐太宗置玄州，以契丹大帅据曲为刺史。又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都督，分八部，并玄州为十州。则十部在其中矣。” 

  玄州初置时应在今朝阳市东北，努鲁尔虎山至大青山以东地区。

“辽国其先曰契丹，本鲜卑之地，居辽泽中；……南控黄龙，北带潢水，冷陉屏右，辽河堑左。高原多榆柳，下隰饶蒲苇。当元魏时，有地数百里。至唐，大贺氏蚕食扶余、室韦、奚、靺鞨之区，地方二千余里。贞观三年，以其地置玄州。寻置松漠都督府，建八部为州，各置刺史：……以大贺氏窟哥为使持节十州军事。”

据《辽史地理志考》卷三载，“唐青山县为河北道羁縻青山州属县。……喀喇沁右翼东南一百五十里有大青山。唐青山县，即青山州治，当在大青山下也。” 白川州与金源县同置于青山州境，西金源县，东白川州。

白川州地为契丹故地。北魏时，契丹与库莫奚“俱竄于松漠之间”，其后“经数十年，稍滋蔓，有部落，于和龙之北数百里，多为寇盗”。和龙即唐代的营州。和龙之北数百里当指“今教莱河、孟克河、老哈河三河上游及西拉木伦河上游以南地区”。其后，契丹为高丽所侵，部落万余口求内附，被安置于白貔河，即《辽史》所云白狼水。“元魏末，莫弗贺勿于畏高丽、蠕蠕侵逼，率车三千乘、众万口内附，乃去奇首可汗故壤，居白狼水东。”其注曰：“白狼水，按《隋书》八四《契丹传》作白貔河。”白狼水即大凌河，白狼水东主要指大凌河与牤牛河交汇后南流段以东。李品清认为，“古白狼水东一带，是以阜新为中心，含附近的义县、北镇、北票、库伦、奈曼、法库等地。”此其契丹族北窜“松漠之间”后首次南迁之地，西界已抵达营州西北努鲁尔虎山一带。“其后为突厥所逼，又以万家寄于高丽”此又是契丹人第一次离开白狼水东的记载。

“隋开皇四年，诸莫弗贺悉众款塞，听居白狼故地。又别部寄处高丽者曰出伏等，率众内附，诏置独奚那颉之北。又别部臣附突厥者四千余户来降，诏给粮遣还，固辞不去，部落渐众，徙逐水草，依纥臣水而居。在辽西正北二百里，其地东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 

“开皇末，别部四千余户违突厥来降，高祖给粮遣还；固辞不去，部落渐众。遂北徙，逐水草，当辽西正北二百里，依纥臣水而居。东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

渴奚那颉即独奚那颉，其地应在努鲁尔虎山东，大青山一带。契丹部落渐众，遂向北迁徙至纥臣水（老哈河）流域，亦即奇首可汗故壤。然仍有留居故地者。

“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白狼水东遂成为契丹人南迁后的聚居之地。随着部族壮大，又有契丹人陆续回迁至纥臣水流域。至大贺氏联盟末期，涅里可汗收拢契丹残部，“始制部族，各有分地”，契丹各部才有了固定的游牧范围。

契丹故地距离奇首可汗故壤木叶山并不遥远。目前学界对木叶山具体方位还有不同认识，葛华廷认为“今敖汉旗的大黑山，范围大一些则说是努鲁尔虎山某段当就是辽代时契丹始祖庙所在的木叶山（阴山）”，此大黑山介于敖汉与北票之间，向北可至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向南亦可至大凌河流域。葛氏的观点值得思考。

白川州西以营州为邻，东至医巫闾山脉，南抵大凌河流域，北至敖汉与北票交界的大黑山一带，是契丹故地之一部分。

会同三年（940），“置白川州官属”。白川州初置时治所在咸康县，位于今辽宁北票市南八家子乡四家板村。当地有辽代古城址，城址内有散落的辽金时期陶器、瓷器等碎片。出土辽开泰二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记》，经幢记文中有“长宁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傅、使持节白川州诸军事、白川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及“ 儒林郎、试大理寺评事、守白川州咸康县令”等语。《热河志》载曰：“辽川州共理三县，辽志先宏理，后咸康、宜民。元一统志载辽川州所领先咸康而后宜民、宏理。《清类天文分野书》亦称辽川州领咸康等三县。今据辽开泰二年石幢列衔有长宁军节度白川州刺史及白川咸康县令，知咸康县为辽川州治所，而宜民与宏理乃其属县。”《朝阳县志》曰：“今朝阳县治东北六十七里，名‘四角板’，有废城。中有辽开泰二年石幢，为白川州官吏所建，知即辽川州故城也。且此城当兴中故城东，亦与《武经总要》西南至霸州七十里之文相合。今朝阳县属土默特右翼旗，东北接土默特左翼旗境，皆川州地也。”

白川州所统3县中，咸康县无建置年代，弘理县为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户置；宜民县为统和中置。咸康县作为州治，建置应早于弘理、宜民二县。

 辽朝后期，白川州治由咸康县迁至宜民县，即今北票市黑城子乡。迁徙的原因未见记载，可能是地方行政设置调整所致，目的是为了强化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在川州宜民县古城址已发现大量文物，其中有些就是辽代器物。

    神水县  《辽史·地理志》记载，神水县为中京大定府所辖，“本汉徒河县地。开泰二年置。”《辽史·圣宗本纪》曰：“开泰二年二月丙子，诏以麦务川为象雷县，女河川为神水县。”向南：“按，据金志神水县属锦州，而女河川又为今锦州境之女河，故可知神水县不当在大定府，而应在锦州附近求之，今锦州西六十五里台集屯荒地村有一古城址，南距女河四里，北至朝阳八十里，又与元史所记元将击敌于神水县相符，故该城址似应是神水县址。”《辽史地理志考》认为：“汉徒河县属辽西郡，在今盛京锦州府锦县西北。辽神水县即此地。”也有人考证邰集屯镇为兴中府闾山县治。《朝阳县志》云：“《锦州府志》亦谓：永德城西北去神水城五十余里，永德城在今朝阳县，属土默特右翼旗界，则神水之在永德以西者，亦当在朝阳县境，盖大定府所属之县。金源东南即为神水，为府之最东南境。”考察神水县治所在，如果以大定府及金源县、白川州等为参证，则在朝阳市西北，而以《金史》、《元史》有关记载，则位于朝阳东南与锦州西北交接之地。此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尤其是考古发掘方面的证明。

  金源县 　《辽史·地理志》曰：“金源县，本唐青山州县境。开泰二年析京民置。”“唐青山县，辽开泰二年置，以地有金甸为名。有骆驼山。”《辽史地理志考》曰：“辽金源县在今内蒙古喀喇沁右翼最东境，与直隶承德府平泉州接境，以地有金甸故名。”白川州与金源县同属于唐青山州境。金源县应位于今朝阳市西北大青山西部。

 二、特殊机构的设置及州县调整

 辽代朝阳地区行政建制，除州县之外又陆续增加制置使司、处置使司、辽西路钱帛司等一些特殊的管理机构。废霸州而置兴中府以及白川州隶属关系的变化亦是辽代地方行政机构的重大调整。这些措施的实施则进一步表明辽中央集权的加强与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

（一）制置使司的设置

辽圣宗统和中，在霸州设立五州制置使司，“制置建、霸、宜、锦、白川等五州。寻落制置，隶积庆宫。后属兴圣宫。”五州制置使司属于南面边防机构。“宋以文胜，然辽之边防犹重于南面，直以其地大民众故耳。……圣宗开泰九年建霸、建、宜、泉、锦五州制置使。” 泉为“白川”之误。《耶律遂正墓志》记载太平年间，耶律遂正“移彰武军节度五州制置使”。制置使及其官署，是在唐后期出现，五代时期普遍存在的职官和机构，制置使负责经营谋划边防军务，辽代因之，主要是由初年的军事征伐到边防管理过渡时期的一种制度设计和安排。在辽代设置制置使机构的只有霸州，主要是因为霸州在辽朝前期边境防务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的。虽然“寻落制置”，相应人员经过调整后也改变了隶属关系，显然军事防务的意义并不大，但至少说明制置使在辽朝是存在过的，霸州也是辽朝统治者曾经考虑和安排的承担军事防务的重点地区。“临闾之西，海阳之北，地实要冲。”

 （二）处置司的废除

  辽代继承唐五代的官制，设置观察处置等使。唐代，观察使全称为观察处置使，为唐后期出现的地方军政长官。辽代节度使一般都兼任不是节度州的观察使或处置使，而其机构都设在节度州。耶律宗政于清宁五年（1059）“再判辽兴军节度，平、滦、营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六年，移判武定军节度使，奉圣、归化、儒、可汗等州观察、处置、巡检、屯田、劝农等使。”辽在霸州曾设立过处置司，统和二十七年（1009）夏四月，“庚戌废霸州处置司。” 处置司事务应既有军事，又有民政，相对于制置使权限要大些。《辽史》对霸州处置司记载很不明确，不知其置于何时，也不知处置使所辖州县，只有上述废止的一条记载。不过大体可以判断霸州处置司所辖应与五州制置使相同。处置司的废除同样也说明以霸州为中心的州县职能发生转变。因为至圣宗时期，辽朝的军事防御的重心早已南移，霸州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日益受到重视，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三）辽西路钱帛司的设立

钱帛司是辽代设置于地方的理财机构。关树东认为，“财政上，各类州县分区域隶属8个财赋路。”8个财赋路亦即8个专门理财的路，是指燕京三司、西京转运、中京度支、上京盐铁、东京户部以及长春、辽西、平州3路钱帛司。所谓5京5计司和3路钱帛司。 《辽史》南面财赋官条载：“辽国以畜牧、田渔为稼穑，财赋之官，初甚简易。”各路钱帛司长官为钱帛都点检。辽代长春路、辽西路、平州路钱帛司，只有长春路钱帛司有记载为重熙二十二年置，另外两路没有建置年代。据《耶律宗允墓志》记载，耶律宗允病逝于兴宗重熙十年（1041），“申命晋州观察使、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傅、辽西路钱帛都点检韩造，充勅祭发引使。”可知辽西路钱帛司至少设置于重熙十年或之前，早于长春路钱帛司设置时间。除韩造外，可知的辽西路钱帛司长官还有王滋、张嗣初、王正辞等。清宁八年（1062），耶律宗政病逝，“申命少府监、辽西路钱帛都点检王滋充勅祭使”。《灵感寺释迦佛舍利塔碑铭》为尚书都员外郎、辽西路钱帛判官张嗣初撰。咸雍五年（1069），秦晋国妃薨，“夏州观察使、检校司徒、辽西路钱帛提点王正辞，敕遣祭奠监护灵轜之臣也。” 李昌宪认为，辽中后期州县地区已经分为8路。辽西路应辖中京道大定府、成州以外的各州县，即兴中府、宜州、锦州、川州、建州、来州。辽中后期州县地区所形成的路，是由财赋路直接转化而来。关树东则认为辽西路的治所可能是兴中府。兴中府之前为霸州。

改设兴中府  

    辽兴宗重熙十年（1041），升霸州彰武军为兴中府。兴中府设有知兴中府事、同知兴中府事、兴中府判官等官职。

 由于行政建制的变化，兴中府所统辖的州县也有所变化。兴中府设置后，所辖州县有安德州化平军、黔州阜昌军2州，又直辖兴中、营丘、象雷、闾山4县。其中，安德州华平军（辽宁朝阳市以南），下刺史州，以霸州安德县置，统辖安德县。安德县则是在统和八年（990）析分霸城东南龙山、徒河境户置，最初隶属乾州，后属霸州，设置安德州后，归其辖属。考古调查证实，在朝阳市南32.5公里的西营子乡五十家子村南部发现一座辽代城址，位于小凌河一支流的南北狭长的河谷平地上，北距柏山灵岩寺旧址约2.5公里，城外西北岗上建有一座辽代方形13级实心密檐式砖塔。根据柏山上灵岩寺碑记载“安德州灵岩寺者，北连龙岫，前俯郡城”，可知五十家子城址即是辽代安德州及依郭安德县。黔州位于今朝阳与义县之间，亦为下等刺史州，《辽史·地理志》载：“本汉辽西郡地，太祖平渤海，以所俘户居之，隶黑水河提辖司。安帝置州，析宜霸二州汉户益之。初隶永兴宫，更隶中京，后置府，来属。”冯家升认为：“按穆宗谥曰‘孝安敬正皇帝’，则安帝或即穆宗乎？”即黔州为穆宗所置。而《武经总要》则说：“黔州，虏王耶律德光初置，东北至望海峰五十里，东至显州五十里，东南至梁家务六十里，北至闾山县六十里。”此说为太宗所置。舒焚《辽史稿》表11“辽五京和府、州、军城表”，在黔州阜昌军一栏备注中提到：“辖盛吉一县。辽朝初期置州。” 黔州初隶永兴宫，后属中京，兴中府设立后，划归兴中府。黔州所辖盛吉县，是太祖平渤海后俘掠兴州（辽宁铁岭西南）盛吉县民迁居于此，因其名置县。黔州应是太宗时期在太祖所置盛吉县基础上建置的。李桂芝认为，对于《辽史·地理志》关于黔州的记载，既可理解为初以渤海俘户为太祖弘义宫属户，后改隶太宗永兴宫；也可理解为太宗组建永兴宫时，将平渤海所得俘户安置在自己的封地内，设置了黑水河提辖司。至穆宗时，增加了宜、霸二州汉户，从永兴宫析出，建立黔州。黔州改隶中京，不可能早于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它从隶属于永兴宫的黑水河提辖司改为隶属于中京的地方建制，必须是在中京建立之后。兴中县，汉代为柳城县地。辽太祖对南征伐，掠汉民居此，建霸城县，置兴中府后，更名兴中县。营丘县，分霸城而置。象雷县，圣宗开泰二年（1013）以麦务川置，初隶中京，后属兴中府。闾山县，汉代属且虑县（王成生考证在葫芦岛市连山区邰集屯镇），开泰二年以罗家军置，初隶中京，后划归兴中府。

此外有些州县是《辽史·地理志》失载的，其中兴中府有南和州。《辽代石刻文编》中有“大契丹国兴中府南和州刘公墓志铭并序”，对此向南、冯永谦先生都做过考证。大体上说，兴中府所辖范围即今天的朝阳市大部分、北票市南部及其朝阳与义县之间的部分地区。

设置兴中府，是辽朝地方政权机构改革中的一次较大变动，除了由州而升为府之外，又重新划分了这一地区的州县格局与所属关系。兴中府的职能重点也有所变化，即以中京为区域中心，为维护契丹族的统治及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发挥重要作用。

兴中府在辽地方政权机构建置中占有重要地位。辽地方政权机构设置是由部族制和州县制构成，即所谓的两面官制。在州县体制中，“府”是较为特殊的设置。《辽史·地理志》记载辽太宗以后地方建制与疆域情况：“太宗以皇都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改南京为东京，圣宗城中京，兴宗升云州为西京，于是五京备焉。又以征伐俘户建州襟要之地，多因旧居名之；加以私奴置投下州。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庐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这里面提到的 “总京五”，是指上京、中京、东京、南京、西京。而“府六”所指者何？ { /3却不明确。人们知道五京府，即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所谓“府六”，是否包括京府？李桂芝认为兴中府为六府之一。“又置兴中府（今辽宁朝阳市）于中京道，计为五道六府”，是说五京府与兴中府合之为六府。另外，京府之外有关府的建制，还有以下几种说法：（1）《辽史·职官志》北面部族官：“五院部。有知五院事，在朝曰北大王院。六院部。有知六院事，在朝曰南大王院。乙室部。在朝曰乙室王府。有乙室府迪骨里节度使司。奚六部。在朝曰奚王府。有二常衮，有二宰相，又有吐里太尉，有奚六部汉军详稳，有奚拽剌详稳，有先离挞览官。已上四大王府，为大部族。” 北面四大部族，也称四大王府。（2）南面大蕃府官条记载有黄龙府和兴中府。据此，南面大蕃府只有2个。（3）《契丹国志·州县载记》提到大藩府6处，即南大王府、北大王府、乙室王府、黄龙府、兴中府、奚王府。（4）《辽史·地理志》记载京府之外，东京道内有龙州黄龙府、率宾府、定理府、鉄利府、安定府、长岭府、镇海府；中京道内有兴中府。关于东京道除黄龙府、镇海府之外其它诸府，向南先生认为不应被列入《辽史·地理志》里，因为阿保机灭渤海过程中，“每下一城，除将渤海战俘分赐给宗室大臣外，又大批地将渤海居民迁往上京地区。继而太宗耶律德光又采纳了耶律羽之的建议，将东丹国的都城迁往东京辽阳府，同时还相继把渤海人连同所居州城一并迁往辽东。渤海历经几度迁徙之后，原有的州城随之废弃，其旧地逐渐空虚，遂为女真人乘机侵据，成为辽朝军事管辖区。”就是说，这5府在辽朝是不存在的。因此，似乎可以说，“府六”指的是《契丹国志》提到的六大蕃府。不过，此外还有镇海府，尽管不能算作大蕃府，但也是府的建制。“镇海府，防御。兵事隶南女真汤河司。统县一：平南县。”镇海府设有防御使司，隶东京道。《辽史稿》谓镇海府在辽宁新金以东海滨。南女真汤河司是北面边防官系统中归辽阳路管辖的一个军事防御机构，主要是控扼高丽。可知镇海府的设置是以防御为主。这样看来，辽朝关于“府”的设置主要有以下特征：（1）职能差异大。辽朝有五京府，部族王府和南面官系统中所设置的府，它们属于不同的层次，而且各自职能也不一样，既使南面官系统中的府，也有各自职能特点。（2）分布不均衡。除了五道有五京府之外，在南面官系统中，东京道有2府，中京道有1府，其它三京没有府的设置。（3）不具有系统性。府与州县及京府之间不具有相应的统属关系。在一道之内，京府下辖部分州县，府也下辖部分州县，但是还有一些州县既不隶属于京府，也不属于府管辖，比如建州、锦州、宜州等，因此很难说府一定是州县的上一级机构，更不能说是京府的下一级机构。另外，《辽史·地理志》中关于府的记载也是不准确的。这就更导致府的设置既不系统也不规范。尽管如此，府一级建置是辽政权建设的重要举措，并处于地方建制的关键地理位置上。就兴中府而言，是辽朝所谓六大蕃府之一，更是南面两大蕃府之一；而且在京府之外，南面官系统中府的建制机构只有3个，即兴中府、黄龙府和镇海府。而且兴中府、黄龙府的地位与影响明显强于镇海府。“时五京、黄龙、兴中二府，及诸州县皆有学，其设官并同咸雍时。” 这里提到的府，只是黄龙、兴中二府。兴中府又是辽朝南北面官体制确立后惟一由州而提升为府的建制。《宋朝事实》记载：“契丹有五京，上镇十二，中镇六，下镇七，观察州十三，刺史上州九，中州十一，下州三十四。”在注释中，兴中府、黄龙府位列上镇，而且地方州县中也只有此二府被列入其中。黄龙府、镇海府突出防御功能，而兴中府设置重点则转移到它在政治上对中京的辅弼作用和经济上对朝廷的财赋供给作用。在中京道除了大定府为五京府之一，其它则为州县建制，其地位不及兴中府也；而就辽朝州县体系而言，兴中府的设置实在是具有其特殊性。

由霸州而改置为兴中府，不外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二是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当辽朝政权稳定和巩固之后，统治者则更加注重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为此必须要有职能的转变和建制的调整，由霸州而为兴中府的调整便是其措施之一。霸州原是唐朝营州所在地，且毗邻契丹故地，对契丹族的兴起影响巨大。辽朝建立后，霸州大体上近于其核心区域，其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地位突出。调整之后，兴中府得以有更大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也有利于发挥更大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辽朝社会的发展有赖于兴中府的示范与引领。辽朝初期，以霸州为中心，包括建州、锦州、宜州、白川州在内的辽西诸州，是太祖、太宗实施南进策略，不断向中原进军的战略要地之一。大规模征战结束后，这里遂成为辽朝南面防御体系的重要地区和经济文化发展重要区域。

    （五）白川州沿革与演变   在辽代州县行政机构中，白川州经历的变化较多且较复杂，有一定意义和影响。其沿革与演变主要是名称的变更，州治的迁移与隶属关系的变动。究其原因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而引起的相应政策调整以及制度完善。

   第一，白川州名称变更与州治迁移。白川州定名于会同三年（940），这是由私城转为头下州的标志。天禄五年（951），安端子泰宁王耶律察割与南京留守、燕王牒腊等在祥古山火神淀谋反，弑杀世宗。太宗长子耶律璟起兵讨伐察割，平定叛乱，遂将白川州没入，改名为川州。这是辽代第一个被削夺的头下州。

《读史方舆纪要》曰：“川州城，卫（广宁右卫）西北百二十里。《辽志》：‘本唐青山州地，属营州都督府。辽初置白川州，寻曰川州、长宁军，领弘理、咸康、宜民三县。’金初因之。” 川州城在广宁右卫西北120里，与所发现的四家板辽代古城址方位相合。

 辽朝后期，白川州治由咸康县迁至宜民县，为地方行政建设的进一步调整和规划，便于加强朝廷对地方的管辖与控制。

第二，白川州隶属关系变化。白川州最初是私城，后转为头下州，虽然仍具有私城性质，但已经是在国家政权有效控制之下，因而要履行对国家的义务，服从朝廷的需要。察割之乱后，白川州与察割所属贵德州被籍没为国家行政州。圣宗统和年间，承天太后摄政，以乾、显、双三州户置斡鲁朵，是为崇德宫。川州划入崇德宫。统和二十九年（1011），大丞相晋王耶律隆运去世，葬景宗乾陵侧，拟诸宫例，建文忠王府。川州改属文忠王府。“川州，初隶崇德宫，统和中属文忠王府。”

白川州没入为行政州开启了将头下州收归中央集权控制的先河，至于转归斡鲁朵州和隶属文忠王府，并无多少差别。再者，由崇德宫转属文忠王府，也反映了承天皇太后与耶律隆运在圣宗时期共理国政，相互信任且颇为紧密的关系，更是耶律隆运获得尊崇的荣誉和象征。

白川州名称变更和隶属关系的多次变化，反映了其在辽代州县中具有重要地位。首先，白川州与霸州、建州、宜州、锦州相毗邻，都是节度州，其战略地位不容忽视。辽初，白川州是其疆域的南端及边防要地。统和中，在霸州设立五州制置使司，“制置建、霸、宜、锦、白川等五州”，“圣宗开泰九年见霸、建、宜、泉、锦五州制置使。” 据此可以判断白川州是辽朝初年战略防御要地之一。其次，白川州的调整与演变，对于辽朝中央集权建设有直接的影响，甚至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其三，白川州经济文化发展在辽朝地方州县中处于先进水平，对周边地区也有很大影响。因而，白川州的演变，既是其地位的提升，也是辽朝政权建设的需要，同时也说明朝阳地区各州县在辽朝政权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特殊意义。

三、辽代朝阳职官考述

据统计，有辽一代，在今朝阳地区任职的官员144位。任职官员中，汉人占多数，其次是契丹人、渤海人。汉人当中大多是从中原迁徙过来，而且最初以朝阳为落脚点，因此，先在朝阳地区辽的各州县担任官职，然后可以转迁到其它地区。在朝阳地区辽墓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辽代腰带饰，其中既有契丹族官员腰带饰，也有汉族官员腰带饰，反映了辽代在朝阳地区任职官员一些信息。1972年在朝阳县二十家子前窗户辽墓中出土了一套银鎏金童戏纹带具7件；在朝阳市姑营子辽代耿氏家族墓葬中，先后发现了浮雕山形纹白玉带饰、长方形玉带銙、圆头扁方形玉带銙、桃形玉带銙、圭形玉鉈尾、鎏金银带扣等；在北票市西官营镇馒头沟辽墓中出土有一套童牛驮金纹铜带具，由8件带銙和1件鉈尾组成。朝阳市龙城区边杖子乡杜杖子村发现的一座辽墓出土一套铜鎏金双扣双铊尾人物纹腰带饰。在凌源市凌源镇八里堡村小喇嘛沟也出土过一套银鎏金双扣双铊尾独角兽腰带饰。腰带饰不仅起到束腰及装饰作用，它还是古代官员官阶地位高低的象征。《新唐书》载：“其后以紫为三品之服，金玉带銙十三；绯为四品之服，金带銙十一；浅绯为五品之服，金带銙十；深绿为六品之服，浅绿为七品之服，皆银带銙九；深青为八品之服，浅青为九品之服，皆鍮石带銙八；黄为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铜铁带銙七。”辽朝承袭唐五代制度，同时也受同时期宋代舆服制度影响。大同元年（947），辽太宗自晋北归，“唐、晋文物，辽则用之。左右采订，摭其常用者存诸篇。”也是由于“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 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其制，曲领大袖，下施横襴，束以革带，幞头，乌皮靴。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带，“宋制尤详，有玉、有金、有银、有犀，其下铜、铁、角、石、墨玉之类，各有等差。”因而对辽朝中后期官员服饰更有直接影响。从唐宋时期舆服制度可以看出带饰在舆服中也具有标志性作用。在朝阳地区辽墓中出土大量带饰，一是表明官员数量多，二是证明这些官员都具有较高官阶地位。由此考察辽代在今朝阳地区任职的官员更具有准确性，也对朝阳地区在辽朝州县设置中所处地位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记载可以看出，辽代在今朝阳地区设置的职官主要有知兴中府事、兴中府亚尹、各州军节度使、节度副使、刺史、提辖使、都总管、都知兵马使、管内观察处置使、防御使、 观察使、观察判官、军事判官、按察刑狱、都巡检、县令、知县事、县主簿、掌书记、判官、推官、都孔目官、商麯都监、商税事、钱帛都提点等。其中包含了军事、行政、司法和经济领域中税务征收与管理等各级各类官职，而且前期军事系统的官员占多数，说明该地区在辽朝初年一段时间内防御体系建设相对完备。税务官员占有一定比例，也说明国家对该地区财政收入有较大依赖。在任职的官员中，有契丹人、汉人、也有渤海人。重要官职多由契丹人担任；汉人、渤海人官员大都出身于世家大族，其中也有经过科举考试入仕为官者，还有很多官员曾先后在朝廷任职，官位与品级很高，甚至有位极人臣者，由此看来，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官员调动较为频繁。位高权重的官员多在今朝阳任职的情况，更说明朝阳地区各州县曾为辽朝统治者所倚重，被其视为重要地区。

另外，从朝阳地区发现的辽人墓志中也可以检索到辽代朝阳地区任职官员的基本信息，为研究该地区任职官员及其家庭和社会关系提供必要的帮助。         

表5-1  朝阳地区发现的辽人墓志

朝阳地区发现的辽人墓志，为了解辽代在今朝阳地区任职的官员提供了更为详细的资料。从墓志看，墓主多为汉臣，这与朝阳所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唐安史之乱后，中原地区汉族中一些名门望族，官宦之家，读书士人，甚至行伍军将大多举家迁徙至今朝阳地区，以朝阳为籍贯地。而后无论这些人任官何地，死后也大都归葬于朝阳地区所在的先祖茔地。因此，辽代在朝阳地区任职的官员，也包括远赴他乡就任而终归故里的人，无论是汉人还是契丹人都较其它地区为多。可见，朝阳地区是辽代官员的储备基地和人才荟萃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