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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新出五方辽代墓志及相关问题考论

发布时间:2020-10-20    阅读:61

 

朝阳新出五方辽代墓志及

 

相关问题考论

 

陈守义

 

《辽金历史与考古》第8辑刊登了李道新《辽代刘知新三兄弟墓志考释》、姜洪军《辽宁北票市发现辽代杨从显墓志》、张振军《辽宁朝阳县发现辽代〈王仲兴墓志〉》三文[1],共发表新出辽代墓志五方。有幸的是这五方墓志均为同一年在辽宁朝阳地区发现,而且志主生前居住地相距不远,墓志的写作年代也彼此接近,相对集中地反映了辽代中后期兴中府(其前为霸州,即今朝阳市)一带汉族聚居区的生态状貌,值得重视。笔者在研读这批墓志的过程中,依据随文附载的拓片图版校核录文,发现有几处讹漏,试作订正的同时,结合其他史料对墓志人物事略亦稍作延展,牵涉的历史地理问题则另文讨论,凡三位专家已予考论者,不再赘述。

一、墓志录文校订

为了方便检阅,本文以《辽金历史与考古》刊发的录文为序,列示行次及原文于前,订误附后。由于未见原石,对缺泐处仅提出个人看法,如有失当,敬请指正。

(一)《刘知新墓志》

5行:“次年,自礼部荐赴宸帘”。按“礼部”,当作“礼部院”,脱“院”字。 

6行:“加文林郎,守营州军事判官,吏□战战,不敢有犯”。其中的“守”,图版作“可”;“吏”后缺疑一字,图版作异体字,当为“局”。

12行:“以寿昌四年十一月十三卒于乡中,时年五十”。“三”后脱“日”,“时”前脱“公”。

13行:“后娶前奉班祗候曹孝闻女”。“前奉班”当作“前内供奉班”,脱二字。

15行:“公之爵位,非雲易致”。“雲”字显误,当为“云”。

18行:“威仪□庄”。缺疑一字,当为“肃”。

(二)《刘知微墓志》

(三)3行:“父仲,曾任北面监察御史”。“仲”后脱“皇”。

(四)6行:“惟承制职掌良县商铁麺监”。“承制”后脱“知微”二字;“麺(面)”当为“麴(曲)”之误。又,辽无良县,据下文“身殁于燕地良乡之邑也”,知墓志失“乡”字。

(五)78行:“洎大安三年岁次丁卯十月辛亥己卯朔十六日甲午,故染酒疾”。“月”后脱“建”。

(六)(三)《刘知古墓志》

志题:“古彭城郡刘公墓志铭”。“古”当为“故”之误。

3行:“子谞、乡贡进士李勉书”。“谞”显误,图版作“壻(婿)”。

18行:“□名□以为醒”。缺疑二字,分别为“恶”“宦”,图版均作异体字。

21行:“合鐘令子”。“鐘”当为“锺”之误。

(四)《杨从显墓志》

1行:“昌黎韩遂□撰”。缺疑一字,查图版当为“迁”。

2行:“详夫患身起歏,本自于考聃;逝水兴嗟,翩□因于孔氏。若圣,宁亮于去留”。此句夺讹较多,当为打字之误,此据图版改为:“详夫患身起叹,本自于老聃;逝水兴嗟,肇因于孔氏。若贤若圣,宁免于去留”。

3行:“莾自诸阳,号白杨佚,因命氏以□初”。依图版改为:“始自诸阳,号曰杨侯,因命氏以厥初”。

4行:“咸使佐国之功”。“使”当为“怀”之误。

6行:“生居俣胤……投班神神□候”。依图版改为:“生居缑胤……投班祗候”。

7行:“晨趋一凤关……本望从微致若”。当作“晨趋凤阙……本望从微致著”。

8行至9行:“奈顿失庭中韦之养。遂伸千诉……缴日往以月来”。当作“奈顿失庭帏之养。遂伸告诉……纵日往以月来”。

10行至11行:“每发维修……□俯之前途未远,□占之定命俄号□”。当作“每发维持……鸿渐之前途未远,蛇占之定命俄临”。其中“蛇”为异体字。

13行:“事姑善播于考诚”。“考”当为“孝”之误。

14行至15行:“恭轨妇柔,虔遵姗训……俄动伴凋之叹。本期弓月阶老,恒耻未亡”。其中“轨”应作“执”,“姗”应作“姆”,“伴”应作“半”,“本期弓月阶老”应作“本期偕老”。

16行:自“早亡”以下脱“次适故东作使男韩遂更,早亡。有妹二人,适乡贡进士权相,早亡”计25字。又,“园义并秀”,当作“闺仪并秀”。

17行:“在班□候”。缺疑一字,图版作异体字(左从“礻”右从“丘”),即“祗”。

18行:“谦恪而志蕴水清”。“水”显误,当作“冰”。

19行:“次适紫濛馆前都监李备”。“备”,疑为“修”。

20行:“夙著岜怡。托姻皆适于侯门,从堵并居于公室。有姪一人权。有孙三人:韩□、□安女、金哥”。其中“岜”“堵”“权”悉误,当改为:“夙著邕怡。托姻皆适于侯门,从婿并居于公室。有侄一人:枚。有孙三人:韩彦、长安女、金哥”。

21行:“皆以情深遗财,追思怃育之恩;痛□号天,穸结幽冥之恨。公这生平”。其中“财”“穸”“这”悉误,当改为:“皆以情深遗体,追思怃育之恩;痛极号天,空结幽冥之恨。公之生平”。

2223行:“禀性□毅。呜呼哀哉!遐年不享,寿□难过。”缺疑二字,图版分别为“节”“数”。又,“娘子即礼备,送终仪行。扫諲斋射,意切为铭。见托不才,焉能□诅。乃铭曰”。其中“行”后脱“古”字,“乃”后脱“为”字,“扫諲斋射”当作“痛缠齐体”,“焉能□诅”当作“焉能违阻”。

23行:“意态关身,行藏洁巳”。“关”当为“周”之误,“巳”当为“己”之误。

24行:“魂兮安在哉,空播令名光授词”。图版“魂兮”叠用,录文脱;“授词”,图版作“后嗣”。

(五)《王仲兴墓志》

1行:“大辽故朝散大夫、守秘书监、侍御史杂”。其中“守秘书监”,应为“守秘书少监”,脱“少”字;“侍御史杂”,应为“侍御史知杂”,脱“知”字。

5行:“白霫王公有三子,皆自髻光善辞□,□名京师”。其中的“光”,图版作“丱”。又,“辞”后两字泐损,依据残余笔画分析,前一字应为“赋”,后一字不明。

6行:“相踵蹋高等。已而从政,以贞果为时能吏。故开中士大夫家,□教戒其子弟”。其中“蹋”当作“蹑”,“开”当作“关”。又,“教”前缺疑一字,查图版应为“凡”。

15行:“祖讳保德,时□不仕”。缺疑一字,应为“违”。

17行:“慈爱纯静,有寿孝。君为□□□宣嗜好”。其中“孝”字误,当改为“考”。另,“宣”字已坏,从残存笔画看,似为“寡”,待考。

18行:“故□治辨”。缺疑一字,应为“所”;“辨”,应为“辦(办)”。

19行:“然□工吏曹事,诸文武最殿之。”缺疑一字,应为“尤”。又,原石无“之”字,当删。

21行:“以阴封彭城县君”。“阴”显误,图版作“廕(荫)”。

22行,“铭”字以下遗漏“曰:人苟有伎,放于诡僻。厥行惇固,跋于怀迫。有趋有违,咸蔽于一。贞哉”计27字。

24行:“气不尔污,迹不我溺。溺工于文。惟志有获。长覆吏事,俾有理翼”。后一个“溺”字,当为“弱”之误。又,“覆”,图版作“覈”,形近致讹。

25行:“遽锻彼□”。其中的“锻”,图版作“铩”;缺疑一字,应为“翮”。

25行至26行:“师师贞人,既瞰乃尽。天其胡心,弗升一敕。生不有季,殁且有息。□委克仁,亦君罔惕”。其中的“尽”,图版作“衋”,非“尽”之繁体“盡”;“弗升一敕”,当作“弗畀士敕”;“生不有季”,当作“生不有年”;“□季克仁”,当作“繄季克仁”。

27行:“有枞有□,君攸宅”。图版作“有枞有枌,乃君攸宅”。

二、相关史料链接

五方墓志记载的刘氏三兄弟、杨从显、王仲兴及其相关人物均属地方大族,但无一见于史传,只能从本地出土的石刻资料中寻找线索。

(一)刘氏三兄弟的父祖

刘氏三兄弟祖正言,父仲,此二人见载于《塔下勾当邑人僧人题记》(下称《题记》)。该《题记》发现于朝阳北塔天宫,系辽兴宗重熙十二年(1043年)重修北塔时所刻,内载僧俗76人及各自的捐款数额,头一名即为“邑长刘正言”,第28名为“勾当人刘仲”[2]。

位于朝阳市区的北塔始建于北魏,迄今已历1500余年,其间几经修缮。辽重熙十二年是继隋唐之后的第三次大规模重修,时间正当霸州升府之前[3],显然是一项官办工程。辽塔的规模大小、数量多寡,一般与地方建置的行政规格有关。根据塔内发现的各种砖石题记,此次大修有节度使一级官员出任都提点,上京道僧录任同提点,霸州所属霸城(倚郭)、安德(今朝阳县五十家子城址)两县长吏悉数参与[4],普通信众和寺院僧人则相应地成立了邑社。按邑社通常被定义为“民间自由结合的组织”[5],实则修塔建庙,糜费颇巨,故多为官筹民助,不能一律视为自发行为。现存于朝阳市西北狼山的《兴中府改建三学寺千人邑碑》,记述府尹纠集千人邑之事甚详[6],可资寻绎。北塔立社也应是这种情况。《题记》载录的邑社骨干成员,包括邑长、邑政、邑录、别贮、勾当人和重要施舍人,基本都属于霸州大户或官宦之家。刘姓人除刘正言父子而外,还有9人。另有曹姓6人,王姓5人,韩姓4人,郭姓3人,以及安、胡、张、周等姓人。其中有些同姓人字辈相同,估计与刘氏类似,都是以家庭或宗族为单位集体加入邑社的。韩姓4人中有一人为“故乣首韩均”,应为刘正言的前任,韩、刘两家作为霸州首户,对重修北塔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往对北塔的研究,注意力多集中在佛祖舍利和古建筑层面。刘氏三兄弟墓志的发现,为深入了解当时的民间社会及群体形式提供了可靠的背景资料。

刘氏祖籍洛州(今河南洛阳市),三兄弟之曾祖刘化于统和年间落户霸州。《刘知古墓志》所述“承天皇太后寻徙居柳城”一事,当与辽圣宗统和十三年(995年)“诏诸道民户应历以来协从为部曲者,仍籍州县”有关[7]。刘氏徙居柳城(指霸州)之前应为宫分户,列籍州县后始占地置业,至刘正言一代“捃拾籍产具数十万”,加之“富而有礼,乡人佥重”,很快成为一方望族。这里的“籍产”,指官没财产。契丹建国前即行籍没之法,其适用范围包括罪犯和户绝两种情况。对籍产的处置,论者曾言及官收、籍分等方式[8],而此处的“捃拾”,义同“经营”,当指有偿收购,说明辽代处置籍产还有变卖一途。墓志显示刘氏门楣不崇,何以独得捃拾,抛开经济能力不言,背后一定别有因由。此刘氏与刘承嗣一族同居一地,且均以彭城为郡望,两家的墓地亦相去不远。据《刘承嗣墓志》记载,刘承嗣入仕前即有“专城”之任,从他的墓志中还可以检出“故旧州里,殷繁户民”一语,但实际上刘承嗣除了一度“奉宣宜、霸州城,通检户口桑柘”[9],从未任职霸州,可见“专城”是指其私地(疑即南和州归化县),当年刘守奇带来的“数千人”仍得其庇护[10],“殷繁户民”则表明其家族势力仍在扩大。从各自的经历看,刘氏并非跟随刘守奇同时入辽,如果彼此引为宗亲,则刘氏只能作为“故旧州里”,通过“认祖归宗”的方式落籍霸州。上述《题记》名列第20位的是“勾当人刘日成”,据《刘从信墓志》,此人系刘仁恭五世孙,刘从信之父[11],论辈分应为刘承嗣之从孙。刘日成与刘正言在此相遇,恐非偶然。

刘仲“善属文章,于重熙十一年,皇帝下诏取人,以才擢中进士第,当殿授秘书省校书郎”。校书郎为辽朝进士释褐的初授官秩,修塔期间刘仲已经中式,惟无事职,所以有时间协助其父处理邑务。刘仲的长子刘知新生于重熙十八年(1049年),推及刘仲,修塔时他可能还未婚配。《刘知新墓志》记“皇妣二:安氏、曹氏”,此二氏在《题记》中都可以找到。大户之间互为姻娅的现象,在五方墓志中均有所反映。

(二)杨氏与“昌黎韩”

《杨从显墓志》涉及人物众多,仅韩姓人就有4人,其中韩德珪、韩遂更、韩遂达系志主的戚属,墓志撰写者则自署“昌黎韩遂迁”,可知他们的居住地在霸州,属于历史上著名的“昌黎韩”。

历史上韩姓人自十六国初期移居前燕龙城(今朝阳市),称籍昌黎,历北魏至隋唐而长盛不衰,被韩愈尊为族望。下至辽代,玉田韩知古“徙居昌黎”[12],韩氏复振于祖地。韩知古的长子韩匡图、次子韩匡业(献)和第五子韩匡美均籍家于霸州,开枝散叶,子孙绵延。另有安次韩延徽一支,也被称为“昌黎氏”[13],据开泰六年(1017年)《朝阳东塔经幢记》记载,韩延徽之曾孙韩绍基官建、霸、宜、白川、锦五州制置使并彰武军节度使,照说也应有族人留居霸州[14]。因此朝阳及周边地区出土的碑志,尤其是辽代碑志,韩姓人出现的频次极高。辽代碑志除去韩知古家族墓志以及前述《题记》中提到的4人即韩均及韩延峭、韩咏、韩延宁而外,重熙十二年(1043年)《今聊记石匣内题记》有韩德均、韩遂澄、韩咏等,刘知古、刘知新两志有韩长国,大安三年(1087年)《茹雄文墓志》有韩逸、韩君穆,寿昌三年(1097年)《张郁墓志》有韩汝霖,寿昌五年(1099年)《刘祜墓志》有韩绛,同年的《玉石观音像唱和诗碑》有韩资让、韩汝励,近年发表的辽重熙十五年(1046)《南赡部州大契丹国兴中府东北甘草埚建塔葬定光佛舍利记》记载韩姓人多达18人,其中韩匡美之孙韩棹、韩格以及前述韩遂迁名列其中。另外,还有不少碑志记载妻族为韩氏。由此不难想见韩姓人之多及其社会关系渗透之广。在这些人里,只有韩资让(韩延徽五世孙)、韩格和韩棹可以明确世系,其他系出玉田还是安次,抑或是隋唐以来的营州土著,依据现有的资料尚难判别。不过,韩姓人素有“诸韩皆称一祖,自当一家,互称名族”的家风传统[15],即便昭穆甚远,也不免互为引重。以上列举的这些韩姓人多半是以姻亲或撰文者的身分出现的,处于辽代中后期政治地位普遍不是很高,有的甚至士而不仕,他们之所以能够长期立足于民间社会,既有的门第资本和文化身份固然不可或缺,亲族的相互援引也是重要一端。事实上,韩氏家族几乎每一个人背后都隐匿着一张盘根错节、深不可测的关系网。

杨、韩两家的关系即是众多例证之一。杨氏系白川州显姓,其地即今北票市南八家乡四家板村城址。白川州“初隶崇德宫,统和中属文忠王府”[16],为韩知古之孙韩德让的隶宫州,划归韩德让应在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即他“徙王晋,赐姓,出宫籍……赐田宅及陪葬地”期间[17]。根据杨从显的生卒推测,其曾祖杨好殷任职长宁军(白川州军号)最晚不过圣宗初期,至统和二十二年,杨氏经略白川州已根深蒂固。墓志称杨从显卒于“故先上杨太保寨”,既有“上杨太保寨”,也应有“下杨太保寨”。这些寨有否头下的性质,尚不能定说。但从学者举证的梁廷嗣、李知顺等具有附庸性质的汉族封建领主的实例[18],并结合刘承嗣的情况来看,杨氏可与之相当。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杨从显“娶宗州故刺史崔公之爱女”,宗州也是韩德让的私城。在地方势力的对比平衡中,世家大族的盟好充满了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

(三)王仲兴及其家人

《王仲兴墓志》记志主“前后两娶,皆金原刘氏之女,以荫封彭城县君”,又称“刘氏一门三节,为世著族”。金原,亦作金源,地即今内蒙古敖汉旗牛夕河城址。检寿昌五年《刘祜墓志》:“女三人,长适故秘书监王仲舆,早卒。”[19]内中也有“一门三钺”之说,均指刘氏四兄弟中有三人官至节度使。是知“舆”字误,当作“兴”。王仲兴卒于大安七年(1091年),《刘祜墓志》写于8年后,因以“故”字相称。刘祜的长女去世后,王仲兴续娶的刘氏,也应为四兄弟之女。

其父育,名见《张郁墓志》:“故度支使王公育,在布衣中富文行之实,与相友善,因教长子从而师之。”此“长子”即张郁,“清宁五年夏四月,礼部院策试,高第,列名奏籍”[20]。乾统八年(1108年)《兴中府安德州创建灵岩寺碑》也提到王育:“重和(熙)初元,有郡人雄武军节度使、太原王公育,与邑人尹节、高耸等,礼请悟开上人住持,经始营葺”[21]。可知王育历官归化州雄武军节度使、中京度支使,致仕后教子授徒,为一时之名儒。碑称王育为“太原王公”,是言其郡望,而墓志称“白霫王公”,则指王氏初地在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明镇城址),后移居安德县,与王仲兴的妻族刘氏同贯一地。刘祜高祖“先仕唐,后以部曲归本朝,诏赐田宅若干……遂隶安德县,籍家金原”[22]。王、刘两家与刘氏三兄弟祖上均有类似的迁徙经历,推算时间,大约都在景宗至圣宗初期。由此不难看出,前述圣宗诏令“仍籍州县”,针对的主要是原属诸宫提辖司管辖的汉族大户。安德县乃“统和八年析霸城东南龙山、徒河境户置”[23],同一年以提辖司人户建置的还有临潢府定霸县、保和县、宣化县和仪坤州广义县、辽西州长庆县、白川州弘理县等[24]。圣宗为推动辽朝封建化,借助宫卫、州县的析并调整,使大量汉民转换法律身分,成为州县编民,为此他还以“诏赐”的方式加以优抚,以至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一大批新兴地主萃集一地的局面。王育与刘祜因同贯安德县(金源县后置)而彼此倚重,结为世好。王育本身拥有深厚的官场背景,且又“富文行之实”,“纯德素学,为世宗老”,里居期间自然备受推重。重熙元年(1032年)重修安德州灵岩寺,实际上他也充当了邑长。灵岩寺是兴中府境内另一所著名寺院,也是目前已知为数不多的几个收藏《契丹藏》的佛寺之一,辽道宗先后两次赐名,惜已片瓦无存,乾统八年的立石刻有安德州刺史耶律劭手书小篆,曾得清人钱大昕盛赞,今则不知下落。 其兄仲渊,见于宋人庞元英所著《文昌杂录》:“余奉使北辽,过顺州,有黍谷坊。伴副使王仲渊指以谓副使文供备云:‘观此,可知其寒也。《刘向别传》曰燕地谷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吹律,召温气至,五谷生,至今名黍谷。’北辽士子多燕人,故亦颇知学问也。”[25

墓志记仲渊“少府少监、知黔州军州事,早世(逝)”,庞元英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使辽,其时王仲渊尚未亡故。辽宋盟和之后,南北竞争转入文化领域,辽境文教倡兴,故不乏儒学深邃之士,像王仲渊甚至得到了南朝士人的认许,曾经充任接伴使的郑颛、王师儒等也都有过出色的表现[26]。元好问在《闲闲公墓志铭》一文中批评辽人“以科举为儒学之极致”[27],未免言过其实。

其弟仲华,寿昌五年(1099年)《玉石观音像唱和诗碑》有载,署衔作“前枢密院吏房承旨、行殿中少监”[28],对照3年后的《王仲兴墓志》,其实职“枢密吏房承旨”如旧,惟品秩稍有变化,其间或以丁忧一类家事而一度解职,故加“前”字。寿昌五年在中京大天庆寺(旧址在中京附近)举办的唱和诗会,为终辽一代少有的大规模文坛雅集,莅会者自朝廷命官至大德高僧凡25人,几乎囊括了道宗朝所有才俊。王仲华跻身其间,谅必为一时之名笔。墓志说王氏三兄弟是“关中士大夫家”教戒子弟的样板,看来并非谀辞。

三、余论

(一)五志中的霸州刘氏、白川州杨氏和安德州王氏均为中原大族入辽后的第四五代,其先世大都是五代末期以俘户的身分降附契丹的。相关史料表明,早期入辽的汉人基本延续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但与燕云地区仍有所不同。已故学者刘浦江先生曾谈到辽代民族同化问题:“承唐朝以来的胡化之风,燕云十六州入辽后更深受北方民族的影响,汉人的胡化倾向愈益显著。”[29]相对燕云地区而言,塞外“蕃境”汉人群体的“胡化”论濡染之深自应更加一等,众所周知的韩知古和耿崇美两个家族即为显例。可是在这批墓志中,以往常见的那种尚武犷悍之风已荡然无存。这种文化风尚的逆转,与辽代中后期推行科举制及旌表孝友等儒化措施的大环境有关,表明汉族的主体意识已经觉醒,尤其是那些标榜“富而有礼”“贤妻孝子”的世家大族,凭借其家族势望重塑家风的同时,还积极干预社会,主导地方事务,其文化诉求也相对更为强烈。

(二)辽代兴中府属于汉人密集区,文化比较发达,仅就这五方墓志就可以检出有进士头衔的人多达11人,另有习进士业者3人,足见辽代中后期科举入仕已蔚成风气。儒业地位的提升,必然促使地方社会逐渐向文化本位倾斜。墓志记载的刘氏、杨氏和王氏均以财力称雄于地方,以文名享誉于朝野,并与名流频相过往,高自标置。王仲华与玉石观音像唱和诗诸作者以及著名文士杨丘文的关系,王育的弟子张郁与翰林学士赵孝严的关系,杨氏与文章世家韩氏的关系,都是研究辽代文人社群可用的素材。

 

注释:

  [1]此三文分别见《辽金历史研究》第8辑,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99318335页。以下所引五方墓志录文均采自此三文(请同时参看本文的校正),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2]向南等:《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2页。

  [3]《辽史》卷39《地理志三》谓霸州“重熙十年升兴中府”,但根据出土的石刻资料考证,正式升府当在十三年末或十四年初。

  [4]向南等:《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881页。

  [5]陈述:《围绕寺庙的邑、会、社—我国历史上一种民间组织》,《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

  [6]王晶臣:《辽宁碑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页。

  [7]《辽史》卷13《圣宗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146页。

  [8]项春松:《辽代财产刑研究—契丹“籍没”刑及相关问题试析》,《北方文物》2002年第2期。

  [9]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748页。

  [10]《辽史》卷1《太祖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3页。

  [11]向南等:《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12页。

  [12]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13]向南等:《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6页。

  [14]重熙十五年(1046年)《刘日泳墓志》,1970年出土于朝阳,内记志主之子刘湘“娶故兴中府节度使、左威卫上将军韩公之仲女”,疑即韩绍基。见《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45页。

  [15]张清华:《韩愈大传》,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78页。

  [16]《辽史》卷39《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487页。

  [17]《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290页。

  [18]齐伟:《浅论辽末金初汉族仕人政治灵活性之原因》,《辽金史论集》第10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4页。

  [19]向南等:《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37页。

  [20]么乃亮:《辽代张郁墓志考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10期。

  [21]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93页。

  [22]向南等:《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36页。

  [23]《辽史》卷39《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487页。

  [24]《辽史》卷13《圣宗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140页。

  [25](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3,《全宋笔记》(第2编),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41页。

  [26]《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第747页。

  [27]《元好问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77页。

  [28]《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03504页。

29]刘浦江:《说“汉人”――辽金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民族研究》1998年第6期。

 

(作者:朝阳市广播电视台原副台长、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