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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伪满时期凌源殖民统治体系

发布时间:2020-10-10    阅读:22

 

论伪满时期凌源殖民统治体系

 

王凤杰

 

    地方政权是殖民统治的重要基础。为适应殖民统治的需要,日本曾先后多次对地方政权改组。日本发动了侵略热河战争后,凌源地方行政人员纷纷携带家眷逃走,致使基层行政机构瘫痪,社会秩序混乱。为达到有效控制,日伪对凌源地区的行政机构与行政人员进行数次改革,打破凌源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重新设置行政区域,推行殖民统治政策,使之受日本军政势力直接掌控。尤其在改革人事制度过程中,日本人掌握了实权。同时,日本控制伪满洲国以维护地方治安的名义,在凌源地区实行严密的军警宪特统治,成立伪军队,镇压反满抗日力量。

    (一)成立日伪公署机构

    193335日,日本人竹村茂昭组建凌源县治安维持会,任命原凌源县建设局长杨守亨为会长,委员10人,经5天运作,增加委员10人,由治安维持会管理行政事务,日本人于幕后指挥。6月,撤销治安维持会组建伪县公署。县公署设一科三局。“一科”即总务科,含庶务、文书、会计、地方课。“三局”为实业局、财务局、警务局。实业局含工商、农矿课;财务局含收纳、稽核课;警务局含警务、司法课和警察队及5个警察署、各区自卫团。1933年伪凌源县公署组成,县长杨守亨,顾问李芳,指导员竹村茂,警察指导官永田英夫,总务科长王凤翔,庶务课长孟继武,文书课长述曾,会计课长李润田,地方课长杜维森,实业局长邢心斋,工商课长艾喜臣,农矿课长杜维清,财政局长冯国棠,收纳课长乔国旺,稽核课长姜渭淦,警务局长林书明,警务课长何其俊(辖警务、保安、卫生股),司法课长林书明(兼)(辖督察、司法股),警察队长尚玉珊,承审员赵荣林,书记员钱吉萱,管狱员于文川(看守所长)。

    1934 5 15 日,伪热河省正式实行伪满洲国的省政制度。伪凌源县公署进行了改革,设县长、参事官(日本人担任),辖一科三局。“一科”为总务科,含庶务、出纳、文书股;“三局”改为内务局、财务局和警察局。内务局含行政、教育、烟政股;财务局,含理财、征收股;警察局,含警务、司法、卫生股及5个区警察署和警察队,增设承审处和看守所,县长兼理司法。这次改革中实行了参事官制度。参事官制度是日本在伪满洲国人事制度上最显著的特色,表面上中国人担任政府的主要管理人员,而实际上日籍参事官是所有正职的“太上皇”,凌源县的统治主要控制在伪县旗长及参事官手中。在日本殖民统治过程中,凌源县的伪县旗长及参事官名单如下:

    193737日,凌源、凌南合并为建昌县,治所由凌源街移驻牤牛营子,凌源设街公所。1938111日建昌县公署设4科,为庶务、行政、财务和警务,各区警察署下设若干分驻所。194011日,废县存旗称喀喇沁左旗伪旗公署仍驻牤牛营子,设旗长、参事官。旗公署辖1036股。其中总务科含总务、会计、文书、人事股;行政科含行政、街村、土木、土地、国兵、民籍股;财政科含征收、财务、理财股;实业科含实业、林务、经济、工商、兴农股;教育科含视学、理教、学务股;烟政科含烟政、勘查、烟务、禁烟股;建设科含建设股;动员科含动员、劳动股;产业科含经济股;警务科含警务、司法、特务、保安、卫生、警防、督察股,下辖讨伐队和警察训练所及9个警察署。

    (二)建立伪军警宪特机构

    日本占领东北地区后,即着手建立“维护”治安的殖民军事系统。伪满洲国虽然有军队,但日本关东军直接负责占领地的治安工作,伪满洲国军只是作为日本关东军的附属品存在。因此,伪满洲国建立到热河抗战前,日本关东军负责伪满洲国的地方统治及“治安”工作。随着战线拉长,日本开始由伪满洲国军担任地方治安“维持”的主要角色。“剿匪是平时的主要任务,日军的一兵一卒也不能为剿匪而损失,治安维持的责任在于满洲国”。[浅田乔二、小林英夫编,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东北的统治——以十五年战争时期为中心》,朝阳彩印厂印刷,1994 年第 190-191 页。]日本控制伪满洲国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使中国人自相残杀以减少自身的伤亡。日本殖民者中心任务转变为对伪军的控制和管理。

1933 5 月,伪热河省警备军正式成立,张海鹏任司令。伪热河省警备军有四个混成旅,按照日本殖民统治的要求改编成军管区制。19347月,伪热河警备军被改编为“第五军管区,王静修(曾任伪满洲国中央陆军训练处中将处长)任司令官”,统辖锦州、热河两省警备区,建锦州警备司令部和承德警备司令部。热河警备队表面上由中国人担任最高司令,但是鉴于热河地区扼关内外通道之咽喉,又是抗日武装活动主要地区,因此,凡有警备军驻扎的地方,均配以日本关东军驻屯,名义共同防卫,实则指挥、监视。如伪热河省警备军司令张海鹏,日本关东军为削夺其兵权,经常召其以参议身份赴伪都新京议事。在其留京期间,伪热河省军政事务均由日本人代裁代定。张海鹏发现日本人已将“其苦心经营多年的部队改造得面目全非,始知上当,但也无可奈何”。1934 7 月,张海鹏被调离伪热河省,专任伪满皇帝侍从武官长,被夺去兵权,其留在伪热河省的部下基本上都脱离了原来的部队。因此,热河警备军已不再是张海鹏的私人军队,而成为日本关东军严密控制,受伪满洲国军政部指挥的部队。此外,日本关东军不断给热河各省警备军派顾问、教官,在警备军各基层安置日系军官,控制和管理军内的重要部门,建立指纹档案,残酷镇压私用军械、逃走、哗变的警备军。这样日军不仅握有热河地区警备军的人事管理权,还控制警备军的武器弹药,不允许警备军“保有坦克、重炮、飞机、瓦斯等武器”。[满洲国军刊行委员会编:《满洲国军》,1970 年,第 9 页,转引自浅田乔二、小林英夫编,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统治——以十五年战争时期为中心》,长春:朝阳彩印厂,1993 年,第 114 页。]

    伪满洲国有警察国度的称号,凌源沦陷后就建立了警务局。1936年伪县公署警务局下辖区警察署及自卫团;1937年改警务局为警务科;1938425日将原9个警察署调整为7个,扩大了各警察署管辖范围,其中建昌警察署管辖牤牛营子、石佛、陈先沟、郭家台子、百草沟、老西店、喇嘛洞、碱厂、圣宗庙、碾子沟、汤神庙、小蒜沟、黑山后、要路沟、大新开岭、头道营子、山岔、贾杖子18村;药王庙警察署管辖药王庙、阎八家子、小德营子、鸽子洞、黑山科、莲花池、玲珑塔、土城子、巴什罕、丛杖子、二道湾子、蟠龙沟12村;大城子警察署管辖大城子、小城子、南哨、后坟、括大海、赤里赤、河洛汤沟、亮子、羊角沟、十二德堡、老爷庙、马架子、申杖子13村;山咀子警察署管辖山咀子、平房子、郭家店、窟窿山、四官营子、菩萨庙、三台、坤都营子、哈巴气、沟门子、大边家沟、后漕12村;刀儿登警察署管辖刀儿登、大甸子、前杨树沟、小甸子、朝阳洞、刘杖子、佛爷洞、杨杖子、达摩洞 9村;凌源警察署管辖莫胡店、五官营子、三官甸子、东冯杖子、修杖子、热水汤、嗏哈、双庙、宋杖子、郭杖子、十八里堡、凌源街、三十家子、南宫、北宫、大白沟、茶棚、牛营子、老杖子、北炉、马连场、大德庄22村;和尚房子警察署管辖和尚房子、房胜沟、白枣林子、沙河哨、大屯、魏杖子6村。县警务科下设督查室、特务股、警防股、司法股、保安股、警务股、经济股和警察教习所,各区设警察署,署内设督察、经济、特务、警防、司法、保安、警务等系,每系配5-10名警察特务人员。警察署下辖若干警察分驻所,配若干警察。1940年后警务科特务股增设特搜班,警察署增设侦谍班,在山咀子等重点警察署还增设挺身队。警务科还成立警察讨伐大队,由500多名警察组成,分3个讨伐中队,重点讨伐抗日武装,还组建自卫队和独立小队等武装组织。警察系统从上到下重要职务均为日本人。1941年凌源地区新增三十家子警察署。原有警察署辖区有变动。山咀子警察署管辖沟门子等7村,比原管辖减少5村;大城子警察署管辖申杖子等8村,比原管辖减少5村;凌源警察署管辖塔子南沟等8村,比原管辖减少14村;三十家子警察署管辖大白沟等5村;刀尔登警察署管辖三道河子等4村,比原管辖减少5村。

    宪兵队是日本指挥军警特活动的机构。1934 年日本关东军宪兵队新增承德宪兵队,下辖承德、古北口、赤峰、凌源、山海关分队,凌源分队下设朝阳分遣队。日本宪兵承德本部所成立的凌源分队驻县城南大街。最初宪兵队承担指挥关东厅警察、日本领事馆警察以及伪满警察的职责,后来承担“搜集中国抗日部队的情报,逮捕、迫害、杀害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爱国人民,破坏抗日爱国团体,协助日本关东军的侵略行动;监禁原东北政权的主要人物,并进行诱降工作”。 关东军宪兵队在中国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它却是日本殖民统治体系——军警宪特的核心,在屠杀中国人民、镇压武装抗日中处于指挥地位。

总之,日伪军队、警察、宪兵互相配合,成为镇压凌源地区农民的反抗、打击各种抗日活动的主要力量。凌源地区1936 年伪骑兵35团进驻县城;1937年伪骑兵41团进驻凌源;1940年凌源街驻伪军41团,伪警察讨伐队500人分驻县南河坎子、刀尔登、佛爷洞等村镇。1943 年伪森林警察讨伐队进入凌源。沦陷时期,驻凌伪军在日军的驱使下,搜捕抗日军民,屠杀百姓,罪行累累。在这些日伪组织的协助下,日军占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治安肃正”,加大对抗日地区的治理。例如1936410日,关东军宪兵司令部颁布《关于昭和十一年四月至昭和十四年三月警宪实施之满洲国治安肃正计划大纲》,要求各地宪警“肃清匪化地区,或断绝匪团生存之路,使匪团势力衰弱、溃灭,以致最后达到不容一匪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东北抗日联军大事记回忆史料参考资料》,白山出版社,2001年,第600页。]据统计,从19364月到19393月,日伪政府共发出13次“肃正”命令,对东北抗日民众进行多次“围剿”,致使东北的抗日力量受到严重打击。

    (三)保甲-街村制

    保甲制度是我国古代实行的一种制度,虽然历代有所变革,但其组织机能、组合对象却无甚差别,其一贯的精神是在运用家庭组织的自然方式,根据相友相助的伦理观念,以维护社会的安宁,协进地方的事业,而为庶政措施的下层基点。简而言之,保甲是一种民众组织的制度,其目的,消极的在充实民众自卫力量,以安定社会,使各安居乐业;积极的在培养民众自治能力,以推行政令,促进地方自治。伪满洲国初期继续实行保甲制度,保甲原则上“以 10 户组成最小的单位牌,然后由一个村或相当于一个村的区域面积的牌组成甲,由一个警察管辖区内的甲组成最大的单位保”。保甲牌的居民负担“连坐责任,如有违背,对连坐者课以罚金;保甲牌须经县长许可制定规约,规约内订以褒赏及过怠金等;保甲牌的吏员违反职责时,由县长对其处以罚金(一百元以下)、免职或谴责处罚;为防卫匪贼并警戒水灾,保甲牌设置壮丁团,壮丁团的编制、指挥、监督及维持经费,以及吏员的选任和权限等,由民政部总长定”。

    日本殖民者非常重视地方基层组织“保”、“甲”,尤其重视负责“保”、“甲”内社会治安的自卫团的工作,可以说组建自卫团是施行保甲制中最主要的活动。自卫团由“保”、“甲”内18 40 岁的男子组建而成,可以视为以防“匪贼”为目标、暂时的民众警察制度。自卫团及其活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不完备的警察机构或代替了警察机构的职能。

    由于保甲组织中存在着诸如机械地打破原来自然村落的界限等弊病,伪满洲国逐步废除保甲制,实行街村制。1936 5月伪热河省开始实行全省废甲置村,改选村长,设置村公所,施行街村制。12 月伪热河省制定《热河省暂行街村制规定》及《热河省暂行街村制规定施行细则》。由于保甲制实行较晚,另外“因为人民素质较低,缺乏可担任中坚分子的村长和指导员的人才,所以必须与保甲制相融合”。因此伪热河省保甲与街村制同时实行。 1937 12 1 日,伪满洲国推行基层行政机构参与地方经济管理,废除《暂行街村制》,全面推行统一的基层行政组织街村制,颁布《街制》和《村制》。 这样街村成为伪满洲国最基层的行政机构。日伪实行街村制时重新划分区域,采用大街村主义,对各县所属的街村,曾多次废止或设置,变更街村的管辖区域。

    凌源和凌南合并后在凌源设街公所,街公所下设街长、副街长,设庶务、民籍实业、行政、会计、配给等六股。村公所下设村长、助理员,设财务、民籍民政、庶务、国兵、劳工、配给7系,有数额不等的事务员。1936年县内设155村,1937年设192村,1940161村,1942127村。1937年凌源街公所街长为王乃风和杨守亨,副街长为日本人利田佳成、佐久间太郎。 村级机构设置与街相近。如四官营子伪村公所成立于1935年,组建初设村长、助理员、事务员和勤杂等。1938年将三台、坤都营子合并为四官营子村,设庶务、财务、行政、实业、烟政、劳务、国兵、民籍等八个系,设有村长、村长助理、事务员、雇员、临时雇员。19439月,又增设勤奉、林业系。1945年将10个系合并为5个股,即庶务、财务、行政、实业、劳务股。村公所辖14甲,四官营子、小营、三家、徐杖子、两家、坤都营子、前朱杖子、水泉沟、三台、南洞、大房身、大波汰沟、高家洞、黄道营子。

    日本殖民者根据统治需要调整和强化凌源基层组织机构,街村制逐步取代保甲制,但这只不过是名称和外部形式的变更而已,其实质并没有变化。日本通过伪满洲国这个“御用”工具,打破原有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组织的管理秩序,保甲长或街村长直接受到警察署的领导与管理,街村职员是伪满洲国的官吏。由此强化基层统治,更直接地控制基层民众。

 

注释:

[1] 《热省开始正式行政》,《盛京时报》,1933 5 20 日,(三)。

[2]《凌源县志资料》,第四章,第39-40页。

[3]浅田乔二、小林英夫编,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东北的统治——以十五年战争时期为中心》,朝阳彩印厂印刷,1994 年第 190-191 页。

[4]《热河警备司令部移驻锦县》,《盛京时报》,19342日,()

[5]傅大中:《伪满洲国军简史》(上),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 年,第 137 页。

[6]满洲国军刊行委员会编:《满洲国军》,1970 年,第 9 页,转引自浅田乔二、小林英夫编,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统治——以十五年战争时期为中心》,长春:朝阳彩印厂,1993 年,第 114 页。

[7]凌源市史志编委会日军暴行录编辑部编:《凌源地区日军暴行与民众抗暴录》,2004年第268页。

[8]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伪满宪警统治》,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第 6 页。

[9]凌源县志编纂委员会:《凌源县志》,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第486页。

[10]《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东北抗日联军大事记回忆史料参考资料》,白山出版社,2001年,第600页。

[11] 胡庆祝:《“日满时期”东北地区的警察统治研究》,《兰台世界》,2011年第16期,第10-11页。

[12] 陈之迈:《中国政府》,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23页。

[13]程方:《中国县政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1939年底296页。

[14] []民政部警务司:《保甲制度论》,1936 年,第 26 页。

[15] 《公布实施伊尔之保甲连坐办法》,《盛京时报》,1933 5 18 日第4版。

[16] 《热河省施政方针》,《盛京时报》,1937 1 27 日第11版。

[17] 李茂杰主编:《伪满洲国政府公报全编》(第 55 册),线装书局,2009 年第 31 页。

 

(作者:渤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