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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对中华文明

发布时间:2020-09-01    阅读:100

 

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对中华文明

起源定位的重大意义

 

高文金  王思中

  

   

    讲牛河梁遗址,我们就会想起近些年来流行的一个词,叫“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还有常说的一句话“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一千多年”。这里说的“文明”指的是什么呢?所谓“文明”,指的是人类在物质、精神和社会结构方面达到的进步状态。文明起源实质是指原始氏族制度衰落解体,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形成。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指出文明的起源就是国家的产生。具体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还会有自己的特点。

  一、牛河梁遗址的发现,表明那时已产生基于氏族公社又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政治实体

  牛河梁遗址发现的消息,正式向世人公布,震惊中外。因为这次发现的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址群和以龙题材为代表的玉器群,其规模之大,组合之全,结构之精,为同时期其它地区所没有,是当之无愧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象征。这件事向世界表明,我们传称久远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并非是一种传说,而是有真实的历史事实作依据。也就是说,你有金字塔、乌尔神庙、摩亨佐·达罗古城这些文明古国象征性的遗址,我们中华古国也有了实证,就是牛河梁遗址。它明确无误地证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这一考古发现的年代距今5000年前,相当于我们过去说的仰韶彩陶文化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期。这就把中华文明起源从4000年前的夏代一下子提前了1000多年。在年代上正好与古史传说五帝时代相吻合。

  牛河梁遗址发现的地点,不是在中原和靠近中原的地区,而是在远离中原的山海关之外燕山以北的西辽河地区,或者更近一点说,在大凌河流域。这将探索中华文明的目光从中原地区扩大到北方。那么,五千年前在北方建立的文明、建立的国家是什么样子呢?牛河梁坛庙冢三位一体的例证用无声的语言告诉我们:这就是古国概念的一种模式。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组织、有层次、有领导(王者)、有习俗规定、有宗教礼仪的政治实体。这个政治实体是从哪里来的呢?氏族公社。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凌驾于公社之上,组织管理“领导”公社。公社还没有解散,但它必须归这个实体管。这个实体已具备了国家的基本特征,但它还是早期形式,是个雏形。就像刚出蛋壳的小鸡,羽毛还没有丰满,还没有长大。不过,这个小鸡,这个实体已经是独立的了,但是它必定是刚刚走出氏族公社那个“壳”,还与氏族公社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回过头来看看积石冢吧。每个冢或每个冢群都坐落在山冈的顶部,又以大墓为中心,突显墓主人“一人独尊”的身份和地位。这与后世帝王陵墓接近。秦朝的时候,把天子冢叫“山”,汉朝的时候叫“陵”。后来历史上就把天子冢通称“山陵”。牛河梁上的积石冢也具有天子冢那种“山陵”的性质。但是,在冢内还普遍成排的置有中小型墓。不仅一般的冢有这种情况,就是有中心大幕的主冢也有这种情况。而主冢两侧又与其它冢并列。这说明红山文化的积石冢还深深保留了氏族社会的那种血缘关系相维系的众多特点。

  看看女神庙吧。神,有主有次;室,有主有次。空间那么狭小,执掌祭祀的人只能很少或一人。这与积石冢表明有王者出现一样,表明神权独占。反映当时社会等级制度观念在宗教上被固定。可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建筑,既是中心,又是高层次,却建在半地穴一个大房子里。这是女神庙的原始性。因为氏族社会人的居住地普遍都是半地穴式多室连体的大房子。修“神居所”的时候,还抛不掉“人居所”的特点。

  再看看整体布局吧。红山文化区范围很广,不是没有平地。规格那么高、规模这么大的一个祭祀中心不是选在平地上,而是专门选在地势多变的山区,选在有多座山冈的地方。这与当时社会文明刚刚开始,既有统一组织又保留氏族各个公社相对独立有关。就是说,不管哪个公社,死了人,只要够“级别”都得埋葬在牛河梁。而且必须服从统一布局,统一规划。但又照顾了原来的社会组织形式—原始氏族公社。比如说,一个氏族公社,分给你一个山头,死了人,可以埋在一起。社会上有统一,以统一为主;有分散,以分散为辅。牛河梁遗址,在山区的自然环境中,也是有规范,以规范为主;有分散的各个山头,又必须服从规划。这是当时社会新旧交替,有新有旧,以新为主,有些旧的因素还不能消除的具体表现。

  还有一个问题,牛河梁积石冢已发掘墓葬100余座,除记录一小墓葬的是一名女性外,其余全是男性。表明那时男性占主导地位,并从中产生了“王者”。而女神庙祭祀的对象全是女性。这是为什么呢?可以这么理解:那时刚刚产生的文明社会是从父系制度社会整体转变过来的古国,掌管新的社会组织的男性“王者”们,还保留着原始社会祖先崇拜的因素,比如说生育、丰收、母性。这样,他们就会将原始社会与他们有血缘关系,或是原始社会与他们有关联的“女首领”,按着当时社会人的等级观念,崇拜起来,祭祀起来。古史研究国家形成有这么一个观点,当男性在社会上当权之后,也会怀念崇拜为他们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女性祖先。但神庙中的女神,只是曾经的辉煌,逐渐成为历史的记忆,而中心大墓中的男性主人才是当时真正的首领,有极高权威。这就是文明社会初始阶段祭祀女性祖先的缘由,也是新旧社会交替过程中存在的特有现象。说明那时的文明古国是从原始社会脱胎而来。

  苏秉琦先生审时度势,在由于牛河梁遗址的发现而引起全国关于中华文明大讨论的时候,及时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著名论断。古文化,主要指原始文化,古城主要指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指的是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个观点就是要寻找区别于一般村落的遗址,区别于一般墓地的中心遗址,更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牛河梁“女神庙”以及附近多处积石冢、祭坛就是这种更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实证。这样的古城古国就是区别于原始社会又与原始文化相联系的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个论断是在对各地诸考古文化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对辽西地区、大凌河流域考古材料分析研究中提出来的。这一新的认识反过来又对文明起源的大讨论起了直接的指导作用。不仅把牛河梁遗址发现的重大意义一步一步引向深入,而且在全国各地引起连锁反应。六大考古区系都各自寻找与原始文化有联系的古城古国。一时间,中华文明的火花,真如“满天星斗”,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越来越多。

  二、牛河梁遗址的发现,表明那时已形成最高层次中心聚落

  有一种考古方法叫“聚落考古”。聚落,用白话说,就是聚集的村落。人们需要在那里居住、生活、生产,比如进行饲养、搞作坊,从事精神方面的活动,比如搞祭祀、搞埋葬等。聚落形态反映社会形态,反映人的社会关系,也反映人与生活环境的关系。原始人群住在山洞里,那就是旧石器时期,后来转到平地上定居,那就是新石器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村落发生分化,产生大村落、中心村落,又产生更大的村落,更大的中心,逐步产生国家组织。这个考古方法是从国外传进来的。我们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项研究,80年代以后才得到普遍重视。按着聚落考古研究,聚落分化只产生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这两层关系,并不能导致国家产生。只有当中心聚落又分化出最高层次超中心聚落,即形成三个基本层次聚落形态时,才可能出现国家。苏秉琦先生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论断,和聚落考古层次性研究是一致的。就是要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寻找中心聚落,特别是最高层次中心聚落。

  用聚落考古的标准衡量红山文化,它已基本具备了这三个级别的聚落。第一聚落,牛河梁遗址,规模大,规格高,执掌统治权力的贵族阶层,首领级的人物“王者”已经出现。第二级聚落,已见于喀左、阜新、朝阳、北票、敖汉、河北平泉,这些地方的红山文化遗址都有积石冢,都有随葬玉器,构造与牛河梁遗址基本相同,只是规模小,数量少。第三级聚落,一般聚落。比如敖汉旗已发现500多个红山文化遗址,多数是小遗址,可以说这里是红山文化密集区,但不是中心区,更没有发现最高层次的聚落。

  而符合最高层中心聚落标准的,至今发现的只有牛河梁遗址。从牛河梁遗址本身说,除了规模大、规格高这样的特点以外,还有这么几点:遗址分布广,地势多变,却能顺山势定方向,按高低规划布置;主次分明,彼此照应,自然和人为相结合形成南北轴线;将人文景观融于大自然之中,显出奇特而神圣的效果。特别值得注意的的是,作为一个大规模祭祀礼仪的建筑群体,一个神圣的宗教的祭祀场所,在庙区内外上百平方公里范围不见任何居住遗址的迹象。这表明,遗址群的级别,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祭祀,也不是以氏族为单位的氏族祭祀,已远远超出了家庭和氏族的范围。它应当是什么级别的祭祀中心呢?它是远离生活住地,专门营建的独立庙宇、庙区和陵区。它不属于一个氏族部落,而是属于整个红山文化共同体,是红山人对共同祖先进行祭拜的圣地。也可以说是红山文化古国“高级干部”的“八宝山”。有位著名的考古专家半开玩笑地说,埋在牛河梁积石冢内的人,起码得是当时“部级”干部。

  从牛河梁遗址所处的位置看,它基本处于红山文化分布区中央部位。它属于大凌河流域,又距老哈河不远,而这两条河所流经的区域都是红山文化集聚的重点区域。从牛河梁遗址向北可以通往内蒙古赤峰地区,并可以继续向北深入广大蒙古草原;向南顺大凌河南部支流,抵达渤海海滨;向东沿大凌河主干,通向朝阳和阜新地区,还可直达辽河西岸;向东北沿山谷可达敖汉;向西沿大凌河西部支流到河北承德地区,并沿燕山山脉直下华北平原。当时建牛河梁遗址不是随便建的,而是有意而为;那么,选这块“风水宝地”是不是随便选的呢?不是,也是有意而为。选择这样一个四通八达的地方建高层次祭祀中心,有利于对周围地区进行控制,有利于延伸最高层次中心聚落的影响力。

  三、牛河梁遗址的发现,证明五帝时期前期代表人物在北方地区活动的可信性,找到了真实的历史依据

  没有发现牛河梁遗址以前,多少年都这么说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炎黄、尧舜,中华文明早就存在了。而且《史记》又有《五帝本纪》详细记载。可以说夏以前,史前,我们不是没有历史,而是没有证据。考古学就是寻找考古资料复原中国史前史,实现古史传说与考古资料的有机结合,是我国考古学界追求的目标,更是苏秉琦先生一生追求的目标,是他所创建的学科理论重要组成部分。他说,考古发现已日渐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具体到牛河梁遗址,他有一句非常精辟的话:“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

  从时间上讲,牛河梁遗址反映的是红山文化后期发展成为高峰阶段,距今5500年到5000年之间。而这个时期恰恰是“五帝”时的前期,也就是黄帝时期。这个时期包括颛顼、帝喾等代表人物。从诸文化考古资料看,还没有哪一种史前文化比得上红山文化的发展水平。它们率先进入古国,率先形成最高层次中心聚落,产生了国家的政治实体。

  红山文化中的龙文化玉文化也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历史记载北方的民族是拜熊族,皇帝崇拜熊,黄帝姓氏叫“有熊氏”。《史记.天官书》记载“轩辕黄龙体”,指的是黄帝。联想牛河梁遗址选定的主线对应熊首山,女神庙发现的泥塑熊的下颚、泥塑熊掌,还有积石冢里发现的玉雕熊龙、双熊头三孔玉器,就会想到牛河梁遗址该是黄帝族大本营。有一本古书叫《越绝书·风胡子》提出“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用玉作武器。红山文化区域及牛河梁遗址出土那么多精美玉器,有力证明黄帝之时“以玉为兵”。

  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空间在北方。在考古文化六大区系类型里,北方排在首位,指的是: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可是,我们过去习惯于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没有重视中原周边地区的历史。苏秉琦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了辽河流域、大凌河流域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先行一步的新思路。他说,从发展顺序看,中原并不都是最早,不都是从中原向四周辐射。北方的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提出的中华民族起源和文明起源的一系列重大课题,诸如龙的起源、王墓的形成、祖先崇拜的高度发达与上古宗庙的出现等,不仅具有无可怀疑的真实性,而且远比传说中的黄帝事迹丰富得多,它向人们展现出一幅黄帝时代的壮丽画卷。

  有不少记载都说皇帝与北方地区有关,与北方古文化有关,燕山南北地区是黄帝族及其后裔的主要活动地区。大家都知道夏商周,在周朝建立时,武王克殷,把商纣王打败,推翻了商朝。周朝刚建立,周武王就到燕山南麓现长城脚下“蓟”那个地方,视察“工作”搞“调研”,还没等下车就说,黄帝之后在北方活动,有功劳,封他们当官,以示对黄帝的尊重。这证明,还没有修长城的时候,还没有《史记》的时候,就知道黄帝在北方起家。

 

参考文献:

    [1] 雷广臻.《红山文化及其影响》[M],沈阳出版社,20099月。

    [2]郭大顺.《红山文化》(M),第54-55页。

    [3]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J),1984年第11期,第1-11页。

    [4]郭大顺.《红山文化》(M),第91页。

   [5]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J),第1-17页。

  [6] 郭大顺.《红山文化》(M),第97-98页。

(作者:高文金系朝阳师专副教授;

王思忠系朝阳师专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