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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隋唐时期朝阳地区的文化与习俗(《朝阳通史》第四章)

发布时间:2020-08-18    阅读:107

 

第四节  隋唐时期朝阳地区的文化与习俗

 

一、儒学教育

隋唐时期,营州地区各民族文化教育发展情况,显然极不平衡。但由于竞相与中原交往,特别是在盛唐文化的影响下,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日益加深,各民族的中上层人士在语言文字方面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儒家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在《元氏长庆集》卷49《唐穆宗敕渤海王子加官制》中唐代元稹称东北各族为“洲(海)东之国,知义之道,与华夏同风者”,杜佑《通典》卷185《东夷序略》称“大抵东夷书文并同华夏”。

在营州地区,营州治所柳城及周边地区,汉文化教育的发展程度要比其他地区略高一些。唐代十分重视地方的文化教育事业,既提出具体要求,又采取相应措施,配备吏员负责开展文化传播和生员教育事宜。据两唐书《百官志》记载,唐朝在各府州县中,分别设置五经或文学博士一人,“掌以五经授诸生”;医学博士一人,“掌疗民疾”。又明文规定:大都督府或上都督府置“经学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诸州下辖中等县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二十五人”。营州建制为上都督府,所辖柳城县为中县级别,唐代的这种重学兴教政策,必然会在营州照章贯彻,促使该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一定的发展。

营州其他地区除设立一些军事驻防城外,则大多为契丹、奚、靺鞨、室韦以及杂胡人居住区,设有20多个羁縻州县,其学校教育史无明文记载,但从其社会发展程度来看,不会有学校的设置。

隋唐时期营州几经战乱,营州治所三次迁徙,羁縻州县在武则天神龙年间的营州事变后南迁河北、山东,因此对于营州的学校教育不应估计过高。尤其安史之乱以后,营州为契丹、奚人所占,学校教育无存。

二、文学艺术

隋唐时期,营州柳城的文士不乏其人。如据文献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宋庆礼担任营州都督,“往城营州,士才数千”。可以想象,这些文士在营州对于汉族文化的传播与文学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唐代诗人歌营州

从出土墓志考察,刻于隋炀帝大业八年(612)的《韩暨墓志》记载:“君讳暨,字承伯,昌黎龙城人也。……聪明爽悟,机警若神。……并叶雕龙,世有文集”。韩暨出身儒学世家,有文集传世,为隋代营州的著名文士与重要官员。还有许多墓志的撰写文人文采颇高,只是由于记载缺略,对其所知甚少。

作为隋唐王朝边疆重镇,营州及周边地区民族关系复杂,战事频繁,营州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于是唐朝诗人写下了许多描写营州的诗篇,反映了营州的社会状况和民俗风情。

高适(702—765),唐朝著名诗人,字达夫,渤海蓨县人。出身贫寒,初仕封丘(今河南省封丘县)县尉,后投河西节度使哥舒翰任掌书记。安史之乱中,哥舒翰失守潼关,玄宗西逃,高适日夜兼程追及玄宗。后官至淮南、西川节度使,终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他的诗篇以描写边塞风光和兵士生活状况为主,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人民疾苦的同情。《燕歌行》是其代表作,多咏东北征伐之事。诗序云:“开元二十六年(738),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戎之事,因而和焉。”序中张公指曾任营州都督、河北节度副使的张守珪。据史载,这一年张守珪率部攻讨叛乱的奚人,先胜后败,上奏朝廷只说获胜的功劳,而没有上奏失败的情况。高适曾送兵到过边塞,目睹了军政败坏,百姓疾苦,有感而发作《燕歌行》。诗中提到“东北、榆关、碣石、狼山”等处,说明战场在营州西南部,即今山海关到朝阳南部喀左、凌源一带。

 

燕歌行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

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边庭飘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高适到边塞送兵时,曾来过营州并写下一首《营州歌》,描绘了当时的风物和民情。

 

营州歌

营州少年厌原野,皮裘蒙茸猎城下。

虏酒千盅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

 

除了高适以外,还有一些诗人谈到营州,略记于下。杨炯,唐代华阴人。举神童授校书郎。永隆年充崇文馆学士,与王勃、骆宾王、卢照邻并称初唐四杰。

 

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欧阳詹,字行周,举进士,国子监四门助教。

 

塞上行

闻说胡兵欲利秋,昨来投笔到营州。

骁雄已许将军用,边塞无劳天子忧。

 

崔国辅。开元年间应县县令,累迁集贤院直学士、礼部员外郎。

 

从军行

塞北胡霜下,营州索兵救。

夜里偷道行,将军马亦瘦。

刀光照塞月,阵色明如昼。

传闻贼满山,已共前锋斗。

 

沈佺期,字云卿,相州内黄人,上元进士,以下录其相关营州诗二首。

 

杂诗

(一)

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

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

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

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

(二)

妾家临渭北,春梦著辽西。

何苦朝鲜郡,年年事鼓鼙。

燕来红壁语,莺向绿窗啼。

为许长相忆,阑干玉箸齐。

 

(二)书法、雕塑、音乐

朝阳在隋唐两代一直为北方边疆军事重镇,隋唐王朝为加强统治和防御周边少数民族侵扰,派大批将士和文吏来到营州,带来大量先进文化及手工技艺。

目前朝阳出土的21方隋唐时期墓志,大多为书法精品,墓志书丹者的书法水平可谓高妙。从书法风格来看,经历了由魏碑到正楷和行书的变化,反映出隋唐时期的书法风尚。

 

4-2  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刻石《骆英墓志》拓片局部

隋唐时期墓葬出土的陶瓷俑,多属小型雕塑,造型逼真生动。更为重要的是,陶瓷俑反映了隋唐营州的社会风貌。

 

4-3  孙则墓出土瓷胡人俑

一些陶瓷俑表现了隋唐时期营州的歌舞场面。朝阳市纺织厂唐墓M2墓中出土陶瓷俑种类齐全,件件制作精美,形态逼真,特别是一组伎乐俑,穿着统一,打扮得体,均盘坐。单刀式高发髻,穿对襟短袖衣,红色百褶长裙,吹打弹拉应有尽有,俨然一个大乐团。造型生动,彩绘颜色鲜艳。从其乐器来看,与中原地区大致相同。近年发掘的唐代孙则墓出土了多件陶瓷人物俑,其中瓷骑马击鼓俑造型逼真,形象生动。

 

4-4  孙则墓出土瓷骑马击鼓俑

三、宗教信仰

朝阳地区在前燕时开始信仰佛教,是最早在中国东北传播佛教的地区。三燕时期,佛教从龙城向东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向西传到内蒙古和山西地区。

(一)营州柳城的塔寺与敕葬舍利

朝阳北塔是隋唐两代佛教在营州地区传播的重要见证。北塔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是皇太后冯氏在三燕龙城宫殿旧址上,为其祖父北燕王冯弘祈福和弘扬佛法而修建的木结构楼阁式佛塔,后毁于火灾。隋文帝广兴佛事,曾三次下令全国各州建立塔寺,派高僧分送佛舍利于各州城,供奉于佛塔内。营州梵幢寺是营州柳城最大的寺院,北魏佛塔基址即在其内。隋文帝仁寿年间,诏命在梵幢寺旧塔台基上重建成密檐式砖塔,称为梵幢寺塔,又因为住持宝安之故,称为宝安寺塔。《续高僧传》卷26《释宝安传》载:“(宝安)兖州人,仁寿二年,奉敕置塔于营州梵幢寺,即黄龙城也。旧有十七级浮图,拥在其内,安置舍利。当夜半上,并放白光,状如云雾,初惟一丈,渐大满院,明澈朗然,良久乃灭。前后三度,相类并同。”

1988年11月,考古工作者正在清理朝阳北塔天宫,忽然发现了一座散落的七宝塔。塔下有一座木胎银棺,棺内有一座金塔,金塔内又发现了金盖玛瑙罐,金盖刚一打开,一丝光亮射出来,沿玛瑙罐形成一个隐约可见的光环。工作人员在罐底发现一乳白色、一红褐色高粱米粒大的两粒晶体,考古专家惊呼:“舍利,释迦牟尼舍利。”北塔天宫发现舍利的信息不胫而走,在朝阳境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看来隋文帝敕葬舍利到营州确有其事。

隋代王邵撰《舍利感应二十卷》记载了隋文帝大兴佛教、敕葬舍利的前因后果:“皇帝昔在潜龙,有婆罗门沙门来诣宅上。出舍利一裹曰:‘檀越好心,故留与供养。’沙门既去,求之不知所在。皇帝与沙门昙迁各置舍利于掌而数之。或少或多并不能定。昙迁曰:‘曾闻婆罗门说,法身过于数量,非世间所测。’于是始作七宝箱以置之。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将灭,一切森明今已西去。儿当为普天慈父重兴佛法,一切神明还来。’其后,周氏果灭佛法,隋室受命乃复兴之。皇帝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故于天下舍利塔内,各作神尼之像焉。皇帝皇后于京师法界尼寺,造连基浮屠以报旧愿,其下安置舍利。开皇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绕露盘赫若冶炉之焰,其一旬内四度如之。皇帝以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寿宫之仁寿殿,本降生之日也。岁岁于此日深心永念修营福善,追报父母之恩。故延诸大德沙门与论至道,将于海内诸州选高爽清净三十处,各起舍利塔。”

“皇帝于是亲开七宝箱,奉三十舍利自内而出,置于御座之案,与诸沙门烧香礼拜。愿弟子常以正法护持三宝,救度一切众生。乃取金瓶、琉璃瓶各三十,以琉璃甁盛金瓶,置舍利于其内,熏陆香为泥,涂其盖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于铜函、石函,一时起塔。”

之后,仁寿二年又诏令五十三州建立灵塔,其中第三位即为营州。隋时,营州所建塔为梵幢寺塔(宝安寺塔),隋文帝所赐释迦牟尼舍利就供奉于此塔。唐玄宗天宝年间,大约公元750年前后,营州军民与众僧又奉诏对隋文帝敕建的舍利塔进行维修,并在塔檐束腰处装饰了彩画。修后的寺称开元寺,塔称开元寺塔,宝塔高耸,庙宇恢弘。

辽代寺庙更名为延昌寺,塔为延昌寺塔。重熙十二年,辽兴宗耶律宗真命人重修古塔。修塔之人,寻觅隋文帝赐予的佛祖舍利。首先在地宫寻找,未获,最后留下了一块题记砖。题记曰:“霸州(今朝阳)邑众诸宫,同共齐心结缘,第三度重修。所有宝安法师,奉隋文帝敕葬舍利,未获,请后知委。”题记全文说明三层意思:一是朝阳北塔经三次维修,二是隋文帝敕葬舍利之事为真,三是辽人重修该塔时,寻找隋文帝敕葬舍利,在地宫未找到。在地宫未获,但值得庆幸的是在北塔天宫找到了隋文帝敕葬的佛祖舍利。何以证明,有碑刻和题记砖为证。一是碑刻有“隋文……龙城紫塞……圣上乃……”字样,表明隋代在龙城曾进行过修塔建寺活动。二是天宫物账题记有“舍利两粒”字样。三是天宫发现了修塔题记砖“延昌寺大塔下重熙十二年四月八日再葬舍利记”。隋文帝敕葬的舍利在天宫找到,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都相吻合。

(二)佛教高僧与佛教徒

隋代梵幢寺住持宝安  宝安法师是隋朝著名高僧,曾任营州梵幢寺住持。据《续高僧传》记载,宝安祖籍兖州,家境贫寒,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云游四方,来到长安拜著名佛学大师净影寺慧远为师。慧远与天台宗开山祖师智顗和三论宗祖师吉藏合称“隋代三大法师”,门下僧众上千人。宝安主修《涅槃经》、《十地》,他虚心好学,认真刻苦,尤其对经中深奥隐晦之理,更是深入钻研,不达彻悟,决不罢休,深得慧远器重。因此,宝安在众僧中脱颖而出,开始担任讲经法师,主讲《涅槃经》与《十地》。他对经典十分精通,又有独到之处,讲经时非常自如,动之以情,喻之以理,逻辑严谨,层次清楚。而运用法则又随机应变,与听者交流,常以诗词做答,辩论则口齿伶俐,思如泉涌。为人俭朴,不尚奢华。

仁寿二年(602),隋文帝颁赐舍利于全国五十三州,建灵塔供奉。时舍利藏于金瓶,外置琉璃瓶,用熏陆香作泥,将瓶盖封好,盖上印玺。由1名官员和2名侍者陪同宝安法师,乘马奉送舍利至营州。营州官民僧众,打扫道路,手持香花、宝幢,列队奉请舍利。僧尼于梵幢寺举办了斋会。营州总管刺史以下,县尉以上,停止日常事务7天,奉安舍利。宝安作为奉送舍利的法师,自然是整个供奉、安葬活动的主持,受到僧众和信徒的无比崇敬。

奉安舍利仪式后,宝安欲回京都,但僧众苦苦相留,请法师在梵幢寺讲经说法。宝安见众僧心诚,就留了下来,做了梵幢寺的住持,讲授《涅槃经》等经典。营州及周边地区的僧众和信徒络绎不绝,到梵幢寺诵经礼佛。梵幢寺也因宝安大师之名成为北方著名佛教寺院。直到晚年,他才回到京都净影寺,并圆寂于寺中。

唐代大德高僧帝示阶  帝示阶是一位佛学造诣很深的沙门,道宣在其所著《续高僧传·幽州北狄帝示阶沙门传》中记述了他的事迹。

帝示阶,辽西柳城人,靺鞨族。靺鞨族原来居住在营州东北数千里的松花江流域。隋时,靺鞨族粟末部酋长突地稽率部内附,徙居辽西,被封为金紫光禄大夫、辽西太守。帝示阶一家是在隋代随酋长突地稽徙居辽西营州的。

贞观年间(627—649),18岁的帝示阶逃入辽东高句丽地区。在途中捡到一尊约有二寸高的铜像,不知道是什么神像,就放在皮袋里。每次饮酒吃肉之前,总要把神像拿出来,先烧香上供,祭祀完后才吃饭。

后来他被高句丽人抓获,说自己是北边靺鞨人。但高句丽人不信,以为他是唐朝派来打探情况的奸细。于是把他捆绑起来,想杀死他,砍他三刀,连皮肉也没伤着。高句丽人怀疑他是神人,问他有何道术。帝示阶回答说,没有道术,只是供养神像而已。说着,就从皮袋里掏出神像给高句丽人看。当人们看神像时,像背上有三条刀砍的痕迹。这样,高句丽人把帝示阶放了,他回到了营州。心想是神像救了我,便询问,方知神像即是一尊佛像。

从此以后,帝示阶对佛法深信不疑,决心落发为僧。后来,他在幽州一个寺庙里出家,努力学习佛法,言谈举止符合佛家仪轨。他常到各处巡回讲演佛法,努力回答别人的提问,有疑问之处就随时记录下来再向高僧请教。久而久之,佛法愈加高深,备受信众尊敬。

帝示阶生卒年月无考。据《帝示介沙门传》记载:“贞观年中……十八岁”推之,大约生于隋末唐初。

著名佛教徒  隋唐时期营州地区信仰佛教的人很多,有些尤其虔诚。据朝阳出土墓志记载,蔡泽笃信佛教,在柳城“舍宅造寺,蒙敕下名,所有资财,并入功德”。其子蔡须达一生未入仕途,其墓志盖上题为“蔡长者墓志铭”,人称“蔡长者”。实际上,“须达”为须达多之省。须达多是古印度富商,波斯匿王的大臣,经常为贫苦者施食行善。蔡须达追随先贤之举,“禀性惇厚,志在淳和。任己以仁,立身由义。洞知生灭,早识无常。行坐诵经,不离于口。波若未遍,已悟真空。涅槃不尽,先知佛性。尊崇慧业,敬爱法门。兄弟同居,舍宅为寺。”蔡氏父子二人“舍宅为寺”,虔心向佛的事迹推动了营州地区佛教的发展。

蔡须达墓葬出土文物有仪仗俑、文吏俑、武官俑等瓷俑,还有猪、羊、鸡、鸭瓷动物俑,与稍晚下葬的唐代高级武官“上柱国云麾将军”杨和墓葬出土的瓷俑在规格、造型上基本相同。二人社会身份相差悬殊,但此种情况似可说明营州地区佛教盛行,高级佛教徒的社会地位也较高。

(三)道教与原始宗教

道教为唐朝国教,道士们得到达官显贵的尊崇,隋唐时期营州地区也一度流行。2003年在朝阳市纤维厂原址发掘唐代孙则墓,其中出土2件高士俑,“这两件高士俑为朝阳地区唐代墓葬考古所仅见,体现了朝阳地区唐代道教的盛行及达官贵族崇信道教之风。”

而在契丹、奚、靺鞨等民族聚居区,原始崇拜仍是其主要宗教活动,包括对于天地、太阳、山川等的自然崇拜和对鬼魂、祖先的崇拜等。东北民族建筑物东向习俗即是太阳崇拜的一种表现。《隋书·契丹传》所载对死者的祷词:“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即带有太阳崇拜和迷信鬼神的痕迹。北方民族普遍信仰的萨满教即是在这种原始崇拜的基础上发育产生的,隋唐时期尚不确定已经产生了萨满教,但可以说是萨满教的萌芽时期。

四、民族融合与社会习俗

(一)隋唐营州的民族融合

隋唐营州地区除了汉人以外,还有契丹、奚、靺鞨、室韦、高句丽、突厥以及西域胡人等民族人口,各族居民大杂居、小集居,民族融合的程度日渐加深。民族融合以汉化为主流,但也会受到胡族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

隋唐营州的多民族杂居局面  隋唐营州地区汉人主要集中分布在柳城,即今朝阳及其周边地区。其他地区驻扎一些汉人军队,总体来看,营州汉人人数并不是很多。营州大部分地区是为内附诸族所设的羁縻州县,如唐朝前期为契丹部落设立辽州、昌州、师州、带州、玄州、沃州、信州,为奚人设立鲜州、崇州(北黎州),为靺鞨移民设立燕州、慎州、黎州、夷宾州,为室韦人设立师州(以契丹、室韦部落合置),为突厥部落设立瑞州。各族居民大杂居、小集居,营州地区形成多民族杂居局面。

营州柳城虽以汉族人口占大多数,但多民族杂居局面尤为明显。城内与城外分布有许多民族人口,除了契丹、奚、靺鞨人外,还有内附的高句丽人、突厥人以及往来经商的西域胡人。历任营州都督、总管、柳城太守、平卢节度使之中即有一些是少数民族,如靺鞨酋长突地稽之子李谨行,唐高宗麟德年间曾任营州都督,据《旧唐书》卷199下《靺鞨传》,号称“部落家童数千人,以财力雄边,为夷人所惮”。还有出身于西域胡人的平卢节度使安禄山与高句丽人平卢节度使侯希逸等人。

根据目前发现的纪年墓葬,隋唐时期柳城有韩、蔡、张、杨、孙、王、勾、左、鲁、骆、高、李计十二姓19个家族。根据墓葬考古发掘和主要事迹,可知唐初内附蕃人有孙则、杨律、骆英、高英淑、尼大光明等5人,皆身任要职或为高官家属,其家族在柳城势力很大。可见,墓葬考古发掘反映出柳城城内多民族混居的人口构成状况。

隋唐营州地区多民族杂居的人口状况必然会促进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不断深化。

汉族文化的传播  多民族杂居的营州地区,中原内地的儒学、典章制度、文字礼仪、佛教信仰以及服饰饮食等汉族文化因素逐渐为北方民族接受、吸收。相对先进的文化逐渐同化落后民族的文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隋唐时期,由于朝贡、和亲、质子、榷场贸易等形式,契丹、奚、靺鞨等族的中上层分子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不乏其人。契丹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先后朝贡20余次,肃宗至德以后,每年选酋豪数十人入京师长安朝会,其下属数百人则住在幽州馆驿中。至德、宝应年间朝献2次,大历年间13次,贞元年间3次,元和年间7次,大和、开成年间4次。唐朝政府为了安抚契丹,对其上层分子实行和亲政策,先后以永乐公主嫁李尽忠的从父弟、松漠都督李失活,燕郡主嫁李郁于,东华公主嫁李邵固,静乐公主嫁李怀秀。所谓质子,也称侍子,一般都是契丹贵族子弟,在京师长期居住,如孙万荣就曾经到长安当过侍子。这些上层人士与汉族接触的机会比较多,他们对传统的汉文化倾慕向往,耳濡目染,文化水平得到较大的提高。

隋唐时期,接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契丹人,最典型的例子如李光弼,他是契丹酋长李楷洛之子,祖籍营州柳城。李楷洛在武则天时归附入朝,官至左羽林大将军,封蓟郡公,死后赠营州都督,溢号“忠烈”。李光粥平生喜读《汉书》,父死守孝,“终丧不入妻室”,遵从的就是儒家的孝道。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与郭子仪齐名,可谓典型的儒将。其子李夤、弟李光进也都是汉化很深的契丹人。

张孝忠,《新唐书》和《旧唐书》列传都记他是奚人,“世为乙室活部酋长”。实际上乙室活是契丹部落,所以张孝忠应是契丹人。张孝忠“性宽裕,事亲恭孝”。在河朔藩镇割据之际,能够心向朝廷。贞元二年(786),河北闹蝗灾,张孝忠与部下同甘共苦,“人服其俭,推为贤将”。其子张茂昭,受张孝忠影响,“约有志气,好儒书”;次子张茂宗,与公主结婚,为驸马;三子张茂和也颇有政绩。总之,张氏一门是个汉化较深、遵从儒家伦理道德的典型契丹族家庭。

安禄山、史思明祖籍营州柳城,安禄山为粟特人,史思明为具有突厥血统的胡人。二人通六蕃语言,为互市牙郎,从其经历来看,自必精通汉语,汉化较深。类似二人的各族中上层人士肯定还有很多,如大祚荣一家居于营州多年,后东走建立渤海国,也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

唐朝末年,还有一个汉化较深的契丹上层人士,即耶律阿保机的弟弟迭剌。他是契丹文字的创始者,说明他精通汉语和汉字(因契丹字是以汉字楷书偏旁为基础创制的),而且据说他能“播之以礼乐诗书”,“守之以道德仁义”,“达于理行,咸推其德”。显然迭剌是一位精通儒家经典,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契丹王子。

当然,契丹、奚、靺鞨等“胡族”文化对于汉人的影响也是存在的,在社会习俗上必然会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只是由于各方面资料的缺略,难以详言。隋唐时期,汉人的华夷观念仍较浓厚,如将契丹、奚称为“两蕃”,所以不能将汉人“胡化”现象估计过高。

(二)胡风与胡俗

隋唐时期,各族人民虽然接受汉文化一定的影响,但在风俗习惯方面还是基本上保留了本民族的传统特色。如在文字方面,史书称黑水靺鞨“俗无文字”,而契丹“本无文纪,惟刻木为信”,即仍以刻木形式为记事手段。有关谣谚、歌诗、传说等,皆靠口耳相传,为口头文学。《隋书·契丹传》所载录的对死者祷词:“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就是以口头传诵形式流传到隋代。这篇祷词同时也反映出原始崇拜(包括自然、鬼魂、祖先崇拜等)仍是其主要宗教活动。

衣食住行习俗独具特色,是胡风与胡俗的重要体现。在服饰方面,髡发左衽,冬穿皮服,具有鲜明的北方民族特色。但各族也稍有不同,朝阳黄河路唐墓出土了两件辫发石俑,身穿圆领右衽长袍,与普遍采用的左衽长袍不同。男俑头发自前额两鬓向后梳起,至脑后编辫,辫上束带。浓眉大眼,注视前方,大耳下垂,颧骨突起,身穿圆领右衽长袍,腰束带。右臂屈肘,上立一鹦鹉,足系绳。左手提一前端呈圆曲状的棍子,足蹬尖头靴。女俑头发向两旁梳起,在头顶两侧梳成两髻,然后又在脑后结成发辫下垂,辫梢亦不扎结。浓眉大眼,嘴角微翘,面露微笑。身着交领窄袖长袍,腰束带,袍襟撩起系带内,露出长内衣,脚穿靴。腰带右侧佩香囊,身后亦佩两物,不识。双手置于胸前,作左手握右手拇指“叉手”状。从衣饰和发饰来看这两件石俑不是汉族人的形象,而是东北地区某个少数民族的形象。经过专家考证,这两件石俑属于粟末靺鞨人。

饮食方面,主要以肉乳类为主,辅之以粮食、蔬菜和水果。牲畜乳、肉及野兽野禽的肉是他们的主要食品,一旦畜牧业减产,契丹人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唐末,幽州节度使刘仁恭深谙此道。他整治契丹人的手段是“穷师逾摘星山讨之,岁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马多死”。契丹人无奈,只好“献良马求牧地,仁恭许之”。

唐代高适曾经来过营州并写下一首《营州歌》:“营州少年厌原野,皮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盅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这首诗描绘了营州柳城的风物和民情,反映了胡族服饰饮食与生活方式的特色。

契丹人和奚人的居室,也与中原汉人不同。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门皆东向。一直到隋唐时期的契丹人和奚人,大部分仍然是射猎居处无常,居住在穹庐中,并且居处东向的习俗一直保留到建国后。各游牧民族出行骑马,并有配备帐篷的穹庐车,以马、牛、骆驼牵引。

更具民族特色的是契丹和奚人的葬俗。契丹人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实行树葬和火葬,《北史·契丹传》载:“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这种丧葬习俗一直保留到隋唐时期。《隋书·契丹传》有相似的记载,《新唐书·契丹传》称:“死不葬,以马车载尸于山,置于树颠。子孙死,父母旦夕哭,父母死则否,亦无丧期。”奚人葬俗与契丹同,《隋书》卷84《奚传》记载:“死者以苇薄裹尸,悬之树上”。树葬又称风葬,是野葬习俗的一种形式,在北方信仰萨满教的诸民族中广为流行。

当然,唐代中期以后,北方诸族深受汉文化影响,葬俗也在逐渐发生改变,尤其是迁入营州柳城附近居住的契丹、奚、靺鞨等族。如目前在朝阳发现的孙则墓、杨律墓、骆英墓、高英淑墓、尼大光明墓都是汉化很深的契丹人墓葬。另外,在营州边远地区的诸游牧民族也在悄然改变,契丹等族人先树葬,后火葬,最后土葬。在内蒙古的乌斯吐,曾发现一座土坑火葬墓,其年代约相当于唐代中前期。这座墓葬墓底堆放着骨灰和木柴灰烬,烧过的骨灰上盖有几层桦树皮,并以铁刀、铁匕、磨刀、陶罐、陶壶为随葬品,该墓被断定为契丹人火葬墓。在内蒙古的科左后旗呼斯淖发现一座土坑竖穴墓,年代约为唐末。该墓以羊骨架、陶器、铁器、铜镜为随葬品,陶器中有一黑陶鸡冠壶。此墓主人可以定为契丹人。契丹建国之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古老的树葬风俗遂逐渐消失了,普遍代之以土葬。

(三)隋唐时期营州地区的葬俗

 朝阳地区隋唐墓葬的基本情况  墓葬的基本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分类说明:(1)从数量上看,据不完全统计,隋唐墓葬有200余座,近年来不断有新的发现,可谓数量极丰;(2)从分布地区上看,主要分布于朝阳市及周围地区,如中山营子、马场、西上台、北郊狼山及河东八宝等地。此外在距朝阳不远的北票市哈尔脑乡庄头营村也有发现。除此之外,在辽宁其他地区隋唐墓葬没有发现;(3)从墓葬年代上看,绝大部分为唐墓,隋代墓葬只有贾善墓(开皇二十年,600年)和韩暨墓(大业八年,612年)等数座。唐代墓葬只发现一座安史之乱时期的墓葬——杨涛墓,下葬时间为公元761年,安史之乱以后的则没有发现;(4)从建筑材料上看,以砖室墓为主,个别有砖石合筑墓和土坑墓,没有发现中原地区常见的洞室墓;(5)从建筑结构来看,以单室墓为主,多室墓占少数,多室墓有五室、四室和三室之分。墓道普遍比较短,没有壁龛和天井,墓室顶多为四角攒尖式,北壁或西壁有砖砌棺台,有见在东壁和西壁砖砌直棂窗、蜀柱、斗拱的现象。有斜坡和竖井两种墓道,斜坡墓道和甬道都比较短。有的墓门上有门额,墓门两侧有翼墙,墙上两方有砖砌的直棂窗;(6)从墓室大小来看,基本都是中小型墓葬,不见大型墓葬。较大的有孙则墓,墓室长5.2米,宽5米,韩贞墓主室直径4.8米,其余大多数墓室边长为2—3米;(7)从墓室的平面形状来看,有方形(包括弧方形)砖室墓、圆形(包括椭圆形)砖室墓、梯形(包括舟形、刀形)砖室墓和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等四种。其中以圆形墓居多,方形和舟形墓次之,方形墓多抹角,梯形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其他则占比例很小;(8)从随葬品来看,既有典型的中原输入的物品,也有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比较明显的随葬品。中原地区常见的随葬品可以分为四大组。第一组是镇墓类,包括镇墓兽和武士俑。第二组是仪仗俑类,仅见个别墓,多见文吏俑。第三组是家居侍俑类,包括男女侍俑。第四组是日常生活及疱厨类,碗、钵、托盏、水盂、注子、执壶,塔形罐(有的为釉陶器,三彩器)、陶井、陶碓、陶鸡、陶狗、陶羊、陶马等。除此之外,还常见铜镜、铜勺、铁剪、开元通宝、乾元通宝等。比较特殊的是朝阳地区墓葬中经常出土如墓龙(双头俑)、仪鱼(人首鱼身俑)、观风鸟等各种形态各异的怪兽。这种随葬怪兽的风俗在中原地区的唐墓中很少见,在河北石家庄以北广大地区的唐墓中才普遍出土这种怪兽。

朝阳隋唐墓葬与中原地区墓葬的比较  总体来看,中原地区因为处于唐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所以墓葬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和一致性,而朝阳地区则不同。

第一,在墓葬形制方面,中原唐墓的墓室从早到晚基本都是以弧方形、方形和长方形为主,变化不大。而朝阳唐墓则不同,在早期阶段,纪年墓确实以弧方形和方形墓为主,但到了中期以后,则以圆形墓为主,弧方形和方形墓消失。朝阳唐墓中的圆型和梯形墓葬不见于中原地区唐墓,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第二,在筑墓材料方面,朝阳唐墓以砖为主,不论墓主人社会地位高低,墓葬均可用砖砌筑。而在中原唐墓中,只有高等级墓葬才用砖砌筑,砖室墓是一种地位的象征。低级官吏和无官品庶人一般使用土洞墓。

第三,在墓葬规范性方面,中原唐墓严格地遵守当时的丧葬制度,社会等级的不同对应不同的墓葬类型。中原两京地区的唐墓可分为四个类型,即双室弧方形砖室墓、单室弧方形或方形砖室墓、单室方形土洞墓和单室长方形土洞墓,不同等级的人对应不同形制的墓葬。在朝阳隋唐墓葬的早期阶段,也可看出是遵循当时的丧葬制度的,由于官员的职务普遍偏低,所以墓葬规模也不大。但是到了中期阶段以后,朝阳唐墓开始逐渐超越丧葬制度的束缚,墓葬规模越来越大。所以有些墓葬规模的大小并不代表官位的高低,这是因为朝阳地处边疆,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影响的结果。

第四,朝阳隋唐墓葬体现出较多的民族文化因素。朝阳在隋唐王朝统治时期是东北地区的边陲重镇。在营州境内以及周围居住的少数民族有契丹、奚、靺鞨、高句丽、突厥等,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影响是非常频繁和广泛的。营州地区的墓葬形式多种多样,其中弧方形墓和中原地区保持一致。当然,方形墓和圆形墓葬的墓主人也不都是汉人,孙则、杨律、骆英、高英淑、尼大光明都是汉化很深的契丹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和梯形墓则是地方少数民族的墓葬形式,如双塔小区唐墓、纺织厂M4、91CGJ6、西上台M16、M19。两类墓葬均以随葬带纹饰的陶壶为主,有菱形纹、云雷纹、席纹、水波纹等,还有铜戒指、铜铃,葬具均为前高宽后低窄的木棺。在91GCJM6中还出有小铜铃,铃上铸有“日”字形纹饰。纺织厂M4出土1件底部带有鹿状纹记的盘口壶。两类墓葬的上述两种共同点及“日”字纹铜铃和鹿状纹纹饰与朝阳地区的鲜卑墓葬文化有很大的一致性,所以这两类墓葬应是地方少数民族墓葬,很可能是鲜卑族系契丹人或奚人的墓葬。

黄河路唐墓出土了男女两件辫发石俑,这在唐墓中是第一次发现。两件石俑皆以青灰色砂岩浮雕而成,下部有方形台座。男俑通高112厘米,女俑通高102厘米。男俑头发自前额两鬓向后梳起,至脑后编辫,身穿圆领右衽长袍。女俑头发向两旁梳起,在头顶两侧梳成两髻,然后又在脑后结成发辫下垂,辫梢亦不扎结。浓眉大眼,身着交领窄袖长袍,腰束带,脚穿靴。从衣饰和发饰来看,这两件石俑属于粟末靺鞨人,黄河路唐墓可能是粟末靺鞨贵族的墓葬。

五、历史文化遗产

据考古成果显示,隋唐时期营州地区的文化遗址绝大多数集中于今朝阳一地,且绝大部分都是唐代遗址,包括城址2座,古塔1座,墓葬(群)二十余处(约200多座)。而今辽西地区锦州、阜新、葫芦岛、盘锦境内毫无遗址可寻,呈现出隋唐文化断层,这正是隋唐时期营州社会发展的真实写照。

古城址2座包括营州柳城城址和大青山遗址。近年发现营州柳城城址周长约10里,呈北宽南窄形,每面各有一门。大青山遗址位于朝阳县大庙镇西北部,距朝阳市区约30公里,属于山城,大部残毁,出土有隋唐砖瓦、货币。

朝阳北塔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后毁于火灾。隋文帝仁寿年间,重建成密檐式砖塔,唐代重新修饰一新,辽代再修。历经千年风雨侵蚀,北塔外表损坏严重,经政府有关部门的加固维修,现成为朝阳市著名的历史旅游景观。

迄今为止,隋唐时期墓葬和墓群共发现二十余处(约200多座),主要分布在朝阳市城区外围,即今朝阳市西北、西南、东南三个区域。主要集中在今中山营子、肖家、马场、西上台、孟克一带。此外,西大营子、狼山、八宝、长宝等地也有少量发现。1992年,在今北票市境内也发现了两座唐墓。在这些墓葬当中,目前共出土21方墓志,为我们了解隋唐营州历史文化提供了难得的文字资料。

隋代墓志共发现2方,即出土于朝阳市新华路一段的《贾善墓志》和朝阳市狼山南坡出土的《韩暨墓志》。唐代墓志发现19方,从年代来看,主要是安史之乱以前的居多,只发现一方安史之乱时期的墓志,即《杨涛墓志》,下葬时间为顺天三年(761),顺天是史思明伪政权的年号,安史之乱以后的则没有发现。除《杨涛墓志》外,计有《王君墓志》、《蔡泽墓志》、《蔡须达墓志》、《杨和墓志》、《左才墓志》、《张秀墓志》、《勾龙墓志》、《孙则墓志》、《鲁善都墓志》、《韩相墓志》、《王德墓志》、《孙默墓志》、《杨律墓志》、《张狼墓志》、《骆英墓志》、《高英淑墓志》、《尼大光明墓题记砖》、《韩贞墓志》。已经发现的隋唐时期墓志,志文内容十分丰富,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的官制、历史事件、人物、经济、文化等方面问题的了解和研究。

除此之外,隋唐遗址与墓葬中出土的陶瓷器,铁器、金银制品、货币等文物数量极为丰富,前文多有言及,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