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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隋唐时期朝阳地区的移民与经济兴衰(《朝阳通史》第四章)

发布时间:2020-08-07    阅读:116

 

第三节  隋唐时期朝阳地区的移民与经济兴衰

 

一、隋唐营州的移民与人口状况

(一)隋唐营州的移民

隋代移民  由于北魏、北齐时期频繁的战乱,营州地区人口大量流亡,郡县设置较少,地旷人稀。

隋开皇初契丹和靺鞨的一些部落开始迁入营州。《新唐书·地理志二》载:“玄州,隋开皇初置,处契丹李去闾部落。”玄州治地无考,大约在今朝阳东北。《太平寰宇记》卷71“河北道”条记载:“隋《北蕃风俗记》云:‘初,开皇中,粟末靺鞨与高丽战,不胜,有厥稽部渠长突地稽者,率忽使来部、窟突始部、悦稽蒙部、越羽部、步护赖部、破奚部、步步括利部,凡八部,胜兵数千人,自扶余城西北举部落向关内附,处之柳城,乃燕郡之北。’炀帝大业八年(612)为置辽西郡(治在今义县王民屯),并辽西(州县同治)、泸河(治在今锦州境内)、怀远(治在今北镇南境)三县以统之。”又《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三》载:“突地稽者,靺鞨之酋长也。隋大业中,……拜营州太守,封扶馀侯。”可知隋初靺鞨酋长突地稽率八部首先来到柳城,“胜兵数千人”,其人口应在万人以上。约十几年后,隋炀帝为其在今锦州境内设置1郡3县,并拜其为辽西太守。从此亦可看出,隋朝政府是鼓励这种自发性移民的。

高句丽于隋初寇扰营州,文帝开皇十八年、炀帝大业八年、九年、十年共四次东征高句丽。东征将士与运输粮草的百姓络绎不绝,形成几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高潮。

隋末,突地稽率领的靺鞨诸部不断随军迁徙。《隋书·靺鞨传》记载炀帝时“辽东之役,度(突)地稽率其徒以从,每有战功,赏赐优厚。”可见靺鞨诸部曾随从东征。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率领文武百官及随从北巡塞北,在雁门郡(今山西代县)被突厥始毕可汗数十万大军所围。隋炀帝下诏天下兵马勤王,“于是守、令各来赴难”。突地稽身为辽西太守,当承此诏而来。其后,突厥虽解围而去,然国内各路反王蜂起,估计突地稽不得遣归,乃扈从隋炀帝左右。因此大业十一年辽西郡、辽西县移治柳城即与此事有关。据《隋书·靺鞨传》,大业十三年(617),突地稽“从帝幸江都”。大业十四年(618),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叛乱,杀死了隋炀帝。深受隋炀帝信任的突地稽为了避免遭到迫害,于是率领靺鞨兵马北上返回营州,在罗艺帮助下重返故地。唐朝占领营州以后,唐高祖“以其部落置燕州(即隋辽西郡故地,治今义县王民屯),仍以突地稽为总管”。

唐代前期移民  唐朝前期营州地区居民虽然也有迁出,但大多为迁入性移民,并且主要体现为契丹、奚、靺鞨等游牧民族人口的迁入。

燕州总管突地稽所率靺鞨部落在唐初又从营州迁出。武德五年(622),刘黑闼在河北发动反唐叛乱,唐高祖命李世民率军镇压叛乱。据《旧唐书》卷199下《靺鞨传》,“突地稽率所部赴定州(今河北定县),遣使诣太宗请受节度。”在平定刘黑闼叛乱的过程中,突地稽所率领的粟末靺鞨兵马有着较为出色的表现,因此唐高祖封他为耆国公。此役之后,突地稽没有回到辽西故地,而是“徙其部落于幽州之昌平城(今河北昌平西南)”。

除此之外,则是各民族部落纷纷迁入营州。各族人口数量增加,为各民族所设的羁縻州县也明显增多。辽州(威州、归诚州)以契丹内稽部落置,武德四年,孙敖曹曾任辽州总管;昌州以契丹松漠部落置;师州以契丹、室韦部落置;带州以契丹乙失革部落置;玄州以契丹纥主曲据部落置;沃州以契丹松漠部落置;信州以契丹失活部落置;鲜州、崇州(北黎州)分饶乐郡都督府奚部落置;慎州、黎州以粟末靺鞨乌素固部落置;夷宾州以靺鞨愁思岭部落置;瑞州为以突厥乌突汗达干部落置。另外,还有大祚荣之父乞乞仲象与乞四比羽所率领的一部分靺鞨人,也到营州城傍安置,这部分靺鞨人唐朝没有为其别立州县。

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到高宗总章元年(668),唐朝总共6次东征高句丽,营州地区东征将士与运输物资百姓的人口流动也比较频繁。

营州事变后的移民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人发动营州事变,占领营州柳城。营州移治渔阳(今天津蓟县),羁縻州县纷纷南迁。威州、沃州迁于幽州之境,昌、师、带、鲜等州迁于青州之境,崇、慎二州迁于淄、青之境,夷宾州迁于徐州之境,黎州迁于宋州之境。内附诸州皆南迁于今河北、山东甚至远达河南、江苏境内。可见营州为叛军所占,原来人口大部分迁出,这是营州地区的一次大移民。

另据《新唐书·渤海传》载:“万岁通天中(697),……有舍利乞乞仲象者(大祚荣之父),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余众东走”,这也是营州事变后迁民的一部分,其方向是退回东北。第二年,大祚荣据东牟山(今吉林敦化西南城山子山城)建立靺鞨国,俗称震国。公元713年,唐玄宗授其为渤海郡王、始称渤海国。

以后营州回迁柳城,是在玄宗开元四年(716),但仍不稳定,开元八年(720)契丹再陷营州,又移治渔阳,直到开元十一年(723),才在柳城安置下来。其他羁縻州县在唐中宗神龙年间回迁,但均未回到营州,多迁回河北,隶属于幽州管辖

实际上,营州事变中,营州城已经残毁。因此“玄宗欲复营州于旧城,侍中宋璟固争以为不可,独(宋)庆礼甚陈其利。”乃诏宋庆礼等于柳城筑营州城,“兴役三旬而毕。……开屯田八十余所,追拔幽州及渔阳、淄青等户,并招辑商胡,为立店肆。数年间,营州仓廪颇实,居人渐殷。”可见玄宗开元年间,宋庆礼任营州都督,颇有政声,营州人口有所恢复。据《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营州城在玄宗天宝年间,户997,口3789,但仍少于事变以前的1031户, 4732口。

此时,营州普通居民仍是很少,但为了加强营州地区防御力量,唐王朝不断增加兵力和物资供给,迁入了大量军队驻扎营州。玄宗时期营州有平卢军、镇安军、怀远军、保定军四军,汝罗、怀远、巫闾、襄平、安东等守捉城,这些军队统以平卢节度使管辖。

由上述可知,营州之乱将唐王朝几十年的经营成果消弥殆尽,营州都督府管辖的契丹、靺鞨、奚等羁縻州县人口大部分迁出,大量人口流散。待局势稳定后,营州回迁,柳城居民逐渐增加,又迁入较多的军队。

安史之乱后的移民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营州战事频繁,人口大量南迁。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在内外交困之下,平卢节度使侯希逸举镇浮海南下青州,而营州遂陷于奚与契丹,奚人与契丹人纷纷迁入营州。

奚人占据营州柳城及其以南地区。据《辽史·地理志三》“兴中府”条记载,开元十一年营州还治柳城之后,“后为奚所据,太祖平奚及俘燕民,……乃完葺柳城,号霸州彰武军”,兴宗时升兴中府。还有“榆州(凌源市西十八里堡古城)……唐载初二年分慎州置黎州,处靺鞨部落,后为奚人所据。”说明今凌源地区也为奚人所占。

唐朝后期,契丹和奚人主体部分不断向营州西南部迁徙。《旧唐书》卷199下《奚传》“奚国,盖匈奴之别种也,所居亦鲜卑故地,即东胡之界也,在京师东北四千余里。东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北至国。”其“南拒白狼河”,即今大凌河上游一带,估计唐朝中期左右,进入大凌河上游流域的奚人已经逐渐增多。唐朝后期奚人力量逐渐弱于契丹,被契丹驱使又进一步向南迁徙。《新五代史》 卷74《四夷附录第三》载:“当唐之末,居阴凉川(老哈河上游支流),在营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数百里。……后徙居琵琶川,在幽州东北数百里。”《辽史·地理志三》利州阜俗县条:“唐末,契丹渐炽,役使奚人,迁居琵琶川”。琵琶川在辽代利州(今朝阳市喀左县城东门外)境,为今喀左北百里之牤牛河。可见唐朝末年,奚人主体已经在今朝阳辖区以及其南部地区了。

而安史之乱以后,契丹的主体部分无疑也逐渐南迁,据清代严观针对唐宪宗时期宰相李吉甫编撰的《元和郡县志》所作的《元和郡县补志》卷3“河北道营州”条记载,营州“北至契丹界五十里,……西北至契丹七十里,东北至契丹界九十里。”按照道里计算,契丹主体已经进入今朝阳北部的建平,北票境内了。

(二)隋唐时期朝阳地区移民的特点及其影响

隋唐营州移民的特点  在三百余年的时间里,隋唐政权对于营州地区的控制极不稳定,几经变迁。虽然隋唐营州地区在北魏以来的残败状态中稍有恢复,人口内迁,但由于不断的战乱,各族移民移入迁出,仍然处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衰落时期。隋唐时期营州地区的移民活动呈现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移民频繁,变动剧烈隋朝和唐朝前期,各族部落纷纷自发性迁入营州,隋唐政府采取鼓励态度,为之设州置县,以其首领为太守、刺史。而在武则天时期的营州事变以后,由于大规模的战乱,大部分内附部落迁出,唐政府调入大量内地军队加强防御力量。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营州大部分地区为奚人和契丹占据,唐朝失去了对营州的有效控制。

第二,总体来看,移民人数不多,属于小规模移民。各族部落之迁移大多仅为几百户、数千人,估计唐朝前期营州人口最多时(包括驻军)也不会超过十万人。

第三,以游牧民族的迁入为主要特征,且其人口居于营州人口总量的主体地位。隋唐时期,营州的移民包括契丹、奚、靺鞨、室韦等族人口,还有少量的高句丽、突厥、粟特人等。汉人普通居民人数要少于各族人口,主要居于今朝阳一地,迁入营州的中原汉人主要是官员随从和军人。虽然营州事变后羁縻诸州迁入内地,但到唐朝后期,营州仍为奚、契丹所据。这与三燕、北朝时期以汉人占人口多数的情况不同。

第四,隋唐时期是北方各民族力量碰撞、整合的动荡时期,因此大多数移民均与战乱有关。在隋朝和唐初,由于突厥和高句丽的侵扰,才迫使诸多部落内附,迁入营州。隋唐十次东征高句丽、营州事变和安史之乱的大规模战争,又引起剧烈的人口迁移、流散。

隋唐营州移民的影响  长期战乱和频繁移民,对营州地区乃至唐朝后期东北局势造成重大影响:

首先,总体来看,营州地区地旷人稀,经济凋敝,文化衰落。自北魏以来,营州大部分地区荆榛满目,寂无人烟。隋代和唐前期,迁入较多的游牧部落,人口渐殷。但经过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的大规模战乱,到唐朝后期,仍然满目荒凉,人烟稀少。隋唐之时,游牧民族分布较广泛,以畜牧业为其主要生产部门,而整个营州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则大大衰落了。而且学校教育、文学艺术亦难以发展,落后于三燕时期。只是作为边疆重镇的营州柳城及其周边地区人口较多,而且多为汉人,经济文化有所发展。

其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融合。隋唐时期,契丹、奚、靺鞨、室韦等族纷纷迁入营州地区,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加深,尤其仰慕华风,竞相与汉人交往。在盛唐文化的影响、辐射下,各游牧民族的中上层人士竞相学习汉族的语言文字,儒家文化也得到一定的传播。但总体上看,其民族融合程度还是有限的,仍保持着各自民族独特的风俗文化特色。

第三,唐朝后期通往东北的陆路交通中断,唐王朝失去了对整个东北地区的有效控制。隋唐时期,中原通往东北地区的陆路交通皆以营州为枢纽。从中原或出卢龙塞,或出古北口、或出榆关(今山海关附近),均要经由营州再进入东北地区。由营州向东行,其主干道路称为“营州入安东道”,据《武经总要》前集卷22宜州条:“按《皇华四达记》:营州东北八十里,凡九递至燕郡城,自燕郡东经汝罗守捉,渡辽州十七驿,至安东都护府,约五百里。”可见辽西与辽东之间的道路得到一定的发展,沿途设置了驿站。但安史之乱以后,中原通往东北的道路为河北诸藩镇和奚、契丹所阻,营州日渐荒凉,唐朝通往东北的陆路交通中断。因此唐朝后期与渤海国以及其他东北民族的联系要经由山东半岛入辽东半岛的海路交通航线。

唐朝后期,渤海国虽然臣属于唐,但不断向辽东地区扩张,到大彝震时期(831~857),渤海国占有了辽东大部地区,唐王朝与东北其他诸族的联系也近乎中断。今辽南地区作为诸方势力的缓冲地带,虽然名义上属唐,但已经难以控制和经营了,州县荒芜,人口流散殆尽。

而营州地区契丹日渐强盛,尤其唐天复元年(901)耶律阿保机任夷离堇以来,东征西讨,掳掠了大量中原汉人进入辽西地区,并建立了霸州、川州、建州、锦州、壕州、宜州等州县。

(三)隋唐营州人口状况

隋代营州的居民与人口状况  隋代营州地区主要有汉人、契丹人、靺鞨人等,汉人集中分布在营州所辖柳城县,即今朝阳周边地区。其他地区也应有一些汉人,但总体来看,营州汉人人数并不是很多。靺鞨人集中分布在辽西郡所领3县之中,即今锦州境内。营州辖区内契丹人分布在今朝阳东北的玄州和阜新境内。阜新地区的契丹人是北魏时期迁入的,据《魏书·契丹传》载:“太和三年(479),高句丽窃与蠕蠕谋,欲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惧其侵轶,其莫弗贺勿於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止于白狼水东。”白狼水为今大凌河,其东当在今北票和阜新一带。到隋代其人口数应该有所增加。另外,或许有奚人部落进入营州地界,但史无明文记载,在此仅指出有此种可能性。

关于隋代营州地区的人口数目,史籍记载不详,仅在《隋书》卷30《地理志中》记载辽西郡(移治柳城后的辽西郡,今朝阳)统县一,有户七百五十一,而其余州县无考。可以说,隋代营州地旷人稀,多为荒芜不毛之地。

唐代前期营州的居民与人口状况  经过唐代前期的移民,契丹人主要分布在今朝阳境内,阜新地区仍有一些北魏时期契丹移民后裔。奚人迁入朝阳境内,靺鞨在今朝阳、锦州境内,室韦人在朝阳境内。唐朝前期,汉人居民主要分布在营州都督府柳城县中,户1031,口4732。在其他地区应该也有一些零散分布,但人数很少。

关于营州境内的户口数,可作一下估算。为各族所设羁縻州县可考者14州8县,加上营州柳城县,大多有户口数记载,开始不领县的可参考营州事变南迁后的数目。总共5609户,20460口(其中燕州口数失载),这个数字肯定远远少于实际数字,如类似大祚荣家族的一些零散内附部落和各地驻军,即没有人口记载。唐朝前期营州人口多于隋代,但既便如此,仍然地旷人稀,估计最多时不会超过10万人。而且汉族居民(不包括驻军)人数还要少于其他民族人口。

唐玄宗时期的居民与人口状况  契丹人发动营州事变以后,营州人口大量南迁,直到玄宗开元十一年(723),营州还治柳城以后,营州人口才有所恢复。据《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营州城在玄宗天宝年间,户997,口3789,但仍少于事变以前的1031户, 4732口。

此时,营州普通居民仍是很少,但为了加强营州地区防御力量,唐王朝不断增加兵力和物资供给,迁入了大量军队驻扎营州。玄宗时期营州有平卢军、镇安军、怀远军、保定军四军,汝罗、怀远、巫闾、襄平、安东等守捉城,这些军队(其中包括安东都护府所辖军队)统以平卢节度使管辖。其中一些军队的人数有所记载,《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载:“平卢军,在营州城内,管兵万六千人,马四千二百疋。……安东都护府,在营州东二百七十里,管兵八千五百人,马七百疋。”营州城内驻军16000人,比照上文普通居民仅3789人的记载,可见民少兵多。其他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

天宝元年(742),安禄山升任平卢节度使,继而玄宗又任命其为范阳、河东节度使。安禄山还以同罗及投降的奚、契丹八千人为亲兵,名曰“曳落河”,这部分军队应随同安禄山常驻范阳(今北京),不在营州。平卢节度使所领大部分为迁入的汉军,但其中肯定有少量的归附唐朝的契丹、奚、突厥等族人,有些甚至成为高级将领,如安禄山及其心腹大将孙孝哲(契丹)、李宝臣(奚)等人。

安史之乱后的居民与人口状况  安史之乱以后,营州地区人口流散,而奚人与契丹人纷纷迁入营州。今朝阳境内奚人较多,朝阳北部和阜新地区为契丹人所居,汉人零散分布,但人数极少,大部分营州地区地旷人稀。

二、农业

隋唐时期,营州地区的自然环境很好,土地肥沃,雨水充足,日照时间长,适合农作物的生长,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但营州地处边塞,人口稀少,加之战乱不断,因此农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于中原地区。

隋唐时期营州地区的农业经济主要集中分布在柳城及其附近的汉人聚居区,铁制农具和牛耕得以推广使用,农业得到恢复和发展。朝阳唐墓出土了很多农具,其形式与现在大体相同。如朝阳中山营子唐墓出土有铁锹、铁锄、铁镐 八里堡唐墓出土有带銎铁锄,八里堡菜窖二号墓出土有铁锸,韩贞墓出土有铁铲,唐孙则墓出土2件铁铧,朝阳市铁西工种四队一号墓还出土有铁犁镜。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促进了营州农业的深耕细作,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朝阳唐墓中出土的粮食加工工具也较多。如左才墓出土有陶碾、陶磨,蔡泽墓出土有泥碾,鲁善都墓出土有陶磨,孙则墓出土有石臼和瓷磨盘模型,黄河路唐墓出土有陶碓,纺织厂唐墓出土有陶臼、陶磨、陶碾。另外,在交通局二号墓出土的陶持箕妇女俑,其造型为一女子蹲跪在地,一手持箕,一手挑米的形象; 纺织厂北唐墓也出土一瓷簸箕女俑,其双手持箕至腹前。形象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日常农业生活。

 

4-1 朝阳中山营子唐墓出土的铁工具

 

武则天时期的营州事变中,营州屡经战火,使营州的农业遭到较大破坏。到开元五年(717),营州都督宋庆礼在任时“开屯田八十余所,又追拨幽州及渔阳、淄青等户”,营州的农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也有了增加。“仓虞颇实,居人渐殷” 。粮食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安史之乱期间,营州将士在孤军无援的情况下坚持六年之久,说明营州的粮食储备是相当可观的。

至于营州地区的契丹、奚及室韦诸族,也有少量农业生产,但仍很原始。《隋书》卷84《室韦传》称其“气候多寒,田收甚薄”;《新唐书》卷219《奚传》记载奚人“稼多穄”,即仅能种植穄一类早熟低产作物,奚人将这种作物收成后,“窑山下,断木为臼,瓦鼎为食,杂寒水而食”。而契丹农业生产起步甚晚,至唐宪宗元和年间前后,契丹玄祖匀德实,“始教民稼穑,善畜牧,国以殷富”。另外,这些民族的农业耕种技术仍很落后,如《旧唐书·室韦传》载室韦人“剡木为犁,不加金刃,人牵以种,不解用牛。”

总体来看,隋唐时期营州地区由于几次大型战乱,人口流散,农业几度兴衰,尤其安史之乱以后营州为奚和契丹所占,农业生产迅速衰落下去。

三、狩猎畜牧业

隋唐时期,营州气候温暖湿润,经济生活农牧参半。

营州地区的契丹、奚、室韦及靺鞨部落以狩猎采集业为其基础生产部门。由于地旷人稀,营州地区野生动物资源非常繁盛,尤其多虎、豹、熊、鹿、狼、鹰、兔、野猪、野鸡等,成为各族捕获对象。契丹与奚等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旧唐书》卷199下《契丹传》称其“逐猎往来,居无定所”。两唐书《奚传》载“其人善射猎”,“以射猎为赀”。并以珍贵猎物丰貉作为贡品,敬献给隋唐统治者。室韦和靺鞨人也是素以悍勇劲健著称,擅长追逐射猎。契丹和奚人向中原政权进贡的土特产品主要是名马和“文皮”,即美丽的虎、豹、貉皮等,这些常常是中原贵族们垂涎欲得的上等贡品。营州地区多处于北温带,气候湿润,四季分明,加之土壤肥沃,各种野生植物繁茂,可食可用的甚多,各族人民随处采集,广泛应用。隋唐时期,仅见于文献记载者,有人参、白附子、松子、梨、李子、蜂蜜等。

隋唐时期,契丹、奚等民族的畜牧业最为发达,他们饲养的牲畜主要有牛、马、羊和骆驼等。尤以马匹数量最多,经常以马匹和中原进行贸易,其交易地点一是营州柳城,一是幽州密云(今北京市密云县)。契丹和奚人历代向中原王朝的贡品中最重要的就是名马。隋唐时期,契丹和奚人饲养的牲畜数量十分可观,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奚人叛唐,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出兵讨之,一次即获得牛羊七万头,由此可见一斑。室韦与靺鞨的畜牧业则以养猪为主,食其肉,衣其皮,用其毛。

营州地区的汉人也普遍饲养各种家畜,从考古发现可以找到佐证。在朝阳西大营子一座唐墓中,发现死者尸床周围有鸡、犬、牛的骨架。朝阳蔡须达墓中出土有鸡、狗、马、牛、羊、骆驼等动物造型的瓷佣。唐代杨和墓与孙则墓都出土猪、羊、狗、鸡、鸭瓷动物俑。说明当时的畜牧产品种类比较齐全,贵族也把牲畜视为财富的象征,死后作为随葬品埋入坟墓中。

从朝阳出土的唐代文物来看,营州的畜牧业以养马业最为兴盛。朝阳很多唐墓中随葬有马骨架和陶马俑、泥马俑。如中山营子唐墓随葬有马骨,南大沟唐墓中随葬有马头骨,纤维厂八号墓随葬有完整的马骨架,八里堡唐墓出土有陶马、骑马俑,中山营子唐墓出土有陶马、牵马俑,勾龙墓出土有泥马、陶马 鲁善都墓出土陶马,蔡须达墓出土陶马、骑马俑,左才墓出土泥马,黄河路唐墓出土陶马等等。其中许多陶马的造型健壮优美,是“既杂胡种,马乃益壮”的唐代良马形象的具体体现。

营州的养牛业也很兴盛,从朝阳出土的文物可以得到证实。如鲁善都墓出土有陶牛,纺织厂北唐墓出土有陶牛,勾龙墓出土有泥牛,交通局二号墓出土有陶牛头,蔡须达墓出土的陶牛,身躯壮硕,头身披配黑彩辔。黄河路唐墓还出土有陶牛车模型。牛的骨骼在许多唐墓中被发现,八里堡唐墓出土有牛肢骨、下颚骨、趾骨,中山营子唐墓出土有牛骨,南大沟唐墓出土有牛头骨等等。

骆驼主要应用于交通运输。营州为草原丝绸之路东端起点,其养驼业也很发达。很多唐墓出土有陶骆驼模型,如黄河路唐墓出土有两件陶骆驼,骆驼上都放置织物、背壶等物品,其中一件骆驼上骑有一男子;蔡须达墓出土的陶骆驼,上置有驼袋。

人们日常的肉食主要来源于其所饲养的猪、羊、鸡、犬等牲畜。由于营州农业的发展使粮食产量增加,为家畜饲养业的发展奠定了充足的基础。猪的模型在朝阳出土甚多,而且形式多样。黄河路唐墓出土的陶猪,为一头母猪侧卧于地,三头小猪在吮奶的造型。纺织厂北唐墓出土有瓷猪,左才墓出土有泥猪,蔡须达墓和鲁善都墓都出土有陶猪。营州的养猪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靺鞨人的影响,靺鞨人以“好养猪”而著称,隋唐时期黑水靺鞨“其畜宜猪,富人至数百口”。营州与靺鞨的联系密切,有部分靺鞨人徙居营州,因此靺鞨的养猪技术也带到营州。

营州的养羊业较为普遍,安禄山就曾以牧羊为生。据《旧唐书·颜杲卿传》,安史之乱期间,常山太守颜杲卿就曾怒斥安禄山:“且汝本营州一牧羊羯奴耳,天子负汝何事,而汝反耶?”安禄山还因盗羊而被捉。朝阳许多唐墓中出土有陶羊、泥羊、瓷羊,如黄河路唐墓中出土有陶羊,左才墓出土有泥羊,纺织厂北唐墓出土有瓷羊、陶羊,鲁善都墓出土有陶羊。从这些羊模型的类型上看,当时营州地区不仅饲养绵羊,还饲养山羊。

营州的养鸡业和养犬业也在朝阳唐墓中随葬的鸡、犬模型中得到证实。八里堡唐墓出土有鸡骨二架、犬骨三架,中山营子唐墓出土有鸡、犬骨,蔡须达墓出土两件陶鸡(雌雄各一)、两件陶狗(一蹲坐,一伏卧),纺织厂北唐墓出土有陶鸡、陶狗,黄河路唐墓出土有陶狗,纤维厂九号唐墓也出土有陶狗,韩贞墓还出土有三彩狗。形态各异的陶鸡、陶狗充分反映了营州鸡、犬饲养业的发展。

四、手工业

隋唐之际,是营州地区手工业生产恢复和发展时期。营州柳城的手工业比较发达,主要生产门类有陶器制造、冶金铸造、丝麻纺织等。其他地区则次之,但也有其特色,毛织、制革、造车等手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

(一)陶器制造业

营州的手工业以制陶业为主。1980年,在朝阳市内的辽宁省微生物研究所院里发现了唐代陶器窑以及砖、瓦窑,说明营州存在制陶业。现今朝阳地区出土陶器数量极为丰富,种类齐全,主要有罐、壶、瓶、碗等生活用品,还有建筑用瓦当,文房四宝中的陶砚以及大量用于随葬的形态各异的陶俑等。例如朝阳衬布总厂唐墓出土有陶罐、陶盘、陶灯碗,八里堡唐墓出土有莲纹瓦当、陶碗,蔡须达墓出土有陶罐、陶灶、陶碗、陶砚、彩绘陶俑,韩贞墓出土有彩绘陶盖罐,蔡泽墓出土有陶盆,黄河路唐墓出土有陶俑、十二生肖俑、骑马俑、陶禽畜及各种陶模型等等。

用作随葬品的彩绘模制泥俑在朝阳唐墓中大量出土,而在中原地区基本不见,说明营州可能有专门制作丧葬品的作坊。1965年在朝阳市中山营子左才墓中发现彩绘泥俑48件,有男侍俑、女侍俑、仪仗俑、武士俑、胡人俑、镇墓兽和各种动物俑。1976年,在朝阳市纺织厂唐鲁善都墓中发现几件精美的陶俑,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制陶工艺水平。一件是彩绘骑马陶俑,通高37.5厘米、长39厘米,马的躯体肥壮高大,四肢直立,目视前方,短尾上翘。马背上骑一仕女,气质典雅,神态端庄,目视马左下侧,高髻圆脸,身穿红色上衣,左手扶马鞍,造型自然、大方、美观。另一件为胡人骆驼俑,通高46厘米、长44厘米。骆驼昂首直立,蹄极大,双峰间搭一盛物的大袋,垂于驼身两侧,袋上以绳扎成十字结。一男性胡人侧身向右坐在骆驼背上,头戴黑巾,满脸络腮胡子,身着圆领窄袖红衣,足登黑靴,左臂执辔,右臂高举,若扬鞭状。另外还出土两件仕女俑,均高28厘米,高髻丰面,身穿黄绿色敞领窄袖衫,披帛一端束于左侧胸带之中,另一端绕过后背从右肩垂下,遮住右膊,绿色襦裙高束至胸,长垂曳地。总之,其造型具有唐代妇女的特征。在朝阳发现的孙则墓中,发现有成队的陶俑放置在尸床周围,舞女俑置床前,男女侍俑置床后,左侧罗列马俑和骑士俑。在“朝散大夫”墓中,还发现有陶镇墓兽、人物俑和陶马。在朝阳市发现的蔡须达墓中,出土有四系青瓷罐、红褐釉长颈瓶、白瓷动物俑等。

在营州汉人居住地区,还有精美的“唐三彩”作品。唐三彩是一种特殊品种的低温釉陶,始烧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这种难得的珍贵文物在朝阳唐墓中有所发现。1972年,在今朝阳市西北于家窝堡附近的唐朝韩贞墓中,出土了彩绘灰陶盖罐六件,双系瓷罐一件,三彩三足罐一件,三彩小狗一只,黄釉碗一个。其中,彩绘灰陶盖罐“通体挂粉衣,肩部用朱红、白粉彩绘花纹一周,有的画俯莲,有的绘流云。盖上亦绘莲花或云纹”;双系瓷罐“肩部横安复式双耳。粉白瓷胎,青釉微闪黄”;三彩三足罐“口微侈,圆唇短颈,鼓腹,小平底,下有三足。肩部堆塑叶形图案花三朵,腹部饰弦纹三道,并堆塑龙纹三条,与图案花上下错落相间。龙昂首翘尾,张牙舞爪,状甚矫健有力。粉色陶胎,挂釉以绿为主,堆塑纹饰则施黄、白、蓝三彩。体形厚重,色泽鲜艳匀净”;三彩小狗“体态肥健,肌肉突出,长毛披拂,颈系圆铃,回首翘尾,张口怒目,作狂吠状,形象生动逼真”。这些彩色斑谰、形象逼真的陶器珍品,令发掘者赞不绝口,断言“在中原地区出土物中亦不多见”。

在朝阳市辽宁省微生物研究所内唐墓中也发现一件三彩三足罐,形制与韩贞墓出土的很相似,只是下三足为兽形,肩部贴塑三只变形蝉纹,肩腹间有一道凸弦纹,又贴有三只变形蝴蝶纹,釉为黄、白、绿、蓝四色。在狼山唐墓中还发现一件三彩陶杯,造型也十分精巧,颈部系有一环,腹部向后曲展,尾端作椭圆形杯口,双翅上曲,呈半圆形,施黄、绿、白三种釉色,造型独特,制作精良,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

朝阳唐墓中发现的唐三彩、彩陶俑和瓷器,是否就是当地烧造的产品,目前尚不能确定。但这些发现足以证明,当时营州地区的陶器与中原地区流行的同类器物,从烧造水平和工艺水平来看,是不相上下的。

契丹、奚及室韦诸族,虽是生活于马背之上,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但仍有自己的陶器制造业。契丹人自行烧造的陶器有瓜棱罐、蓖纹罐等,均为灰色。辽代早期的灰陶器与隋唐时期的契丹人的陶器明显有前后继承关系,二者很难进行区分。1986年,在内蒙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古墓中,曾出土有陶壶、陶罐,“是以细泥轮制陶为主,做工细致,火候较高,并饰以滚轮压印梳齿纹”,根据器形、纹饰等,认定是相当于唐代中期契丹人的遗物。

(二)金属器具制造业

随着现代考古工作的发展,在东北一些地区相继有隋唐时期的金属器具出土,尤以朝阳地区为多。1958年,在朝阳中山营子唐墓中,出土有铁锹、铁锄、铁锯、铁斧、铁环、铁箍、铁钉、铜镜、透雕铜饰片、铜带扣、铜铃等1972年,又在朝阳韩贞墓中出土10余件金属器具。其中三足铜盘4件,为“青铜铸造,胎质精薄”;侈口铜盘3件;铜镜一件,其“镜体作八花式,圆钮,背铸瑞花六朵。径15.1、边宽0.4、体厚0.3、边厚0.5厘米”;三足铁鼎1件,为“撇口折沿,立耳直腹,平底偏足。高22.6、口径27厘米”;凫首铁鐎斗1件,为“直口圆唇,腹壁微曲,平底三足凫首柄。高19.8,口径11厘米”。这些精巧的铜铁器物,虽然不能断定是否为营州本地制造,但至少会对营州地区金属器具制造业起到效仿推动作用。

在朝阳唐墓中还发现有少量的金银制品,但均为小件,有发钗、指环、带扣、罗马金币等。这些金银器物除罗马金币外,其余的很可能都是营州当地产品。

契丹、奚及室韦诸族,因其地少金铁,须依赖他人供给,其金属器具制造自然受到局限,故文献中无所著录。至唐朝末年,契丹开始强大起来,耶律阿保机的父亲撒剌的“始置铁冶,教民鼓铸”。至此之后,契丹才开始大规模地从事冶铁业,铸造兵器和各种生产生活用具,使契丹社会产生了飞跃的发展。

(三)纺织业与皮革制造业

营州各族人民因地制宜,利用当地所产柞蚕丝、麻、鬃毛、皮革为原料,使丝织业、毛织业、麻织业和皮革制造业不断发展,并走向成熟。

契丹、奚及室韦诸族,文献中在记述其风俗居处时,也反映了其毛织业和皮革业的情况。或称其“戴野猪头,披猪皮,居穹庐中”,或称其“居毡庐”,以及“猪皮为席”,“冠以狐貉,衣以鱼皮”,“有巨豕食之,韦其皮为服若席”,“或以皮为舟”,“所居或皮蒙室”。这些有关毡庐、皮服、皮室、皮舟的记载,说明这几个少数民族,因受寒冷气候条件限制,其纺织业是以毛纺为主,皮革业较发达。他们已经掌握了以毛制毡技术,能够纺出很结实的麻绳、毛绳,冬天时穿皮衣、戴皮帽、着皮靴,毛皮业生产是其独具特点的经济部门。直到唐朝后期,耶律阿保机的叔父述澜“教民种桑麻,习织组”,契丹人才开始学习种植桑麻,纺线织布,渐渐有了丝麻纺织业。

除了上述手工业门类以外,包括汉人在内的各民族酿酒业应有一定的发展。契丹和奚等民族出行,有以马、牛、骆驼牵引的配备帐篷的穹庐车,其造车技术日渐精湛。

五、商业贸易

营州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比较密切,中原地区的陶瓷器、铜镜、货币、金银器、漆器等在这一地区大量出土,仅唐三彩在朝阳就出土了6件。其中微生物研究所院内出土的三彩三足罐,胎质细腻、色彩斑斓,在中原地区出土的文物中亦不多见。韩贞墓出土的三彩狗,做回首翘尾张口怒目狂吠状,形象生动,栩栩如生;朝阳狼山墓出土的三彩角杯,造型奇特,堪为唐三彩中的奇珍佳品。中原地区的铜镜在朝阳也大量出土,如肉联厂唐墓出土的“净月澄华”铭文铜镜、双塔区东三家唐墓出土的葡萄纹铜镜、杨律墓出土的海兽磐龙铭文铜镜、蔡泽墓出土的神人龙虎画像铜镜和“长宜子孙”铜镜等等,其中一些铜镜至今仍光彩照人。

作为商品流通的货币在朝阳地区的唐墓中发现很多,而且货币的种类也不少。其中以“开元通宝”的数量最多。如朝阳重型机械厂唐墓出土有29枚,朝阳双塔区唐墓出土有9枚,朝阳县师范学校菜窖唐墓出土有6枚,蔡须达墓出土有3枚,南大沟唐墓出土有2枚,工程机械厂三号唐墓出土有2枚等等。此外,工程机械厂六号唐墓出土五铢钱。这些货币反映了当时营州地区商品交换与商品流通的基本情况。

营州与西域以及西亚的东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和中亚诸国都有频繁的商业贸易往来。营州地区有大量的胡商在这里从事商贸活动,《旧唐书·宋庆礼传》记载,营州都督宋庆礼为了发展营州经济,鼓励胡商来营州经商,“招辑胡商,为立店肆”,于是吸引大批胡人来此经商。安禄山的父亲即是曾经在柳城经商的胡人,据《新唐书》卷225上《安禄山传》:“安禄山,营州柳城胡也,本姓康。”安禄山的父亲是康姓胡人,据姓氏来看可能是中亚“昭武诸国”中的康国人,现今也可以笼统地称之为粟特人。营州治所柳城的城市经济出现繁荣景象,所谓“安农牙商,金帛山积”。商业中还出现了行会组织,安禄山、史思明即曾因懂蕃语而出任互市牙郎,虽然目前不能确定二人任互市牙郎的地点是在营州柳城还是在幽州范阳,但可以肯定的是营州柳城也有互市牙郎的活动。

朝阳唐墓中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就是胡商在柳城活动的证明,如鲁善都墓出土有胡人俑和胡人俑头,中山营子唐墓出土有白釉瓷胡人俑头。黄河路唐墓出土的骑骆驼男胡人俑,头发中分,于两鬓编发盘于脑后,高鼻深目,身着翻领紧袖衣。蔡须达墓出土的陶骆驼,驼峰间置驮袋,并挂系有雉、兔、背壶等物,袋顶蹲踞一小猴。这些都形象地反映了胡商贩运货物的情景。在唐墓中出土有洋人俑,如黄河路唐墓出土有泥洋人俑头,朝阳市纺织厂唐墓出土有洋人俑,纤维厂八号唐墓出土有洋人俑。尤其珍贵的是在双塔区唐墓中出土了一枚罗马金币,系东罗马帝国皇帝希拉克在位(610-641)时期所铸。敖汉旗李家营子一号唐墓出土的金银器,“均为清一色的产自波斯和粟特的金银器,墓主人很可能是来自营州的波斯或粟特移民”。总之,这些文物是营州与西方国家有着贸易往来的见证。

营州与各地之间的贸易往来广泛展开。与内地交易的地点一在柳城,另一在幽州密云(今北京市密云县),营州产品主要是牛马羊和人参、文皮等游牧民族商品,以换取内地的丝绸、陶瓷器和其他日用品等。另外,营州西与突厥诸胡,东与渤海、高句丽人等都有一定的经济贸易往来。

但在安史之乱以后,营州为契丹、奚人所占,与中原内地和渤海国处于敌对状态,这种贸易交往可以说几乎中断了。

六、城市与交通

柳城作为营州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与各行各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城市的兴衰必然带动着农工商业的相应变化。

(一)隋唐时期营州地区的城市

隋唐时期营州柳城的兴衰  前燕慕容皝通过“筑龙城,构宫室宗庙”、“起龙城宫阙”,使龙城初具了都城的规模,这是朝阳城市的发端。自前燕龙城开始兴建以来,屡经战火洗劫,到隋唐时期,历代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城市建设。后燕灭亡前秦占领龙城时,由于秦将“王永使宋敞烧和龙及蓟城宫室”,对龙城进行了修缮和改造。至慕容熙统治时,不仅在城内仿照邺城凤阳门构建了弘光门,建造了承华殿,还在龙城北门外修筑了豪华的皇家园林龙腾苑,从而使龙城更具有了帝王之都的气象。到了北燕后期由于北魏军队的不断进攻,便加固了城防设施,对北门“北侧进行了修补,增加了门道进深,并增筑了瓮城”。然而北燕灭亡前冯弘火烧宫殿,东走高句丽,使三燕故都的宫廷别院葬身火海。北魏时仍看重朝阳的军事要地作用,于“熙平二年秋七月,城青、齐、兖、泾、平、营、肆七州所治东阳、历城、瑕丘、平凉、肥如、和龙、九原七城”,对于龙城进行了重建。

隋唐时期,朝阳古城作为营州治所、东北重镇,城市规模并未缩小。经历契丹人营州事变的破坏以后,又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筑,开元五年“乃诏(宋)庆礼及太子詹事姜师度、左骁卫将军邵宏等充使,更于柳城筑营州城,兴役三旬而毕”

安史之乱以后,奚人占据了营州柳城,城市逐渐荒废。据《辽史·地理志三》“兴中府”条记载:“为奚所据,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将建城,命韩知方择其处,乃完葺柳城。”耶律阿保机平奚占据今朝阳后,城市残破,经过整修之后,设霸州,再经过一百余年,才逐渐繁荣起来,升为兴中府。

隋唐时期营州柳城城市考古  朝阳城在三燕至隋唐的长期发展中城市形态变动并不大。根据史书记载和今人考古发掘,朝阳城主要分为外城和内城,内城即三燕时期的宫城,其后改为内城。外城的城墙、城门、道路等基础设施完善,城市功能分区稳定而清晰。

朝阳城依地势而建,形状并非为方形,而是总体上呈北宽南窄的铲刀形。据考古勘探,朝阳古城的外城有东、南、西、北四门,东墙长约1340米,西墙长约1320米,北墙宽860米,南墙宽约460米,呈北宽南窄形,南北轴线长约1290米。发掘出的北墙和东墙的宽度俱为约20米。城的四门中北门的情况最为清晰,由门道、瓮城和东西两侧墩台组成,东门的结构和北门相似。在朝阳市老城西北角、剪子胡同东侧、朝阳二中西侧、五一路东侧等地发现了数段南北向的夯土城墙,学者认为是朝阳古城西墙的部分城墙遗址。至于南门大约在今胜利桥一带。由朝阳古城的城墙和城门位置,可以看出朝阳城有两条中轴线,南北向中轴线即今北大街,东西向中轴线为今营州路。

朝阳古城的部分内城面貌也在近年的考古发现中逐渐浮出水面。内城建立在三燕时期龙城宫城的基础上,它与外城共用部分北城墙和北门。内城南门位于老城区的中轴线上偏北处,距离北门500米,由三条门道、两道隔墙和两个墩台构成,墩台两侧有向东延伸的宫城城墙。宫城南侧东墙向东90米后北折和北大街平行向北延伸,在北门东侧约90米处与北墙相接,宫城南侧西墙向西延伸21米后即被破坏,情况不明。宫城南门在三燕至隋唐期间经过了长期使用,从考古资料中也可见其规模与形制的变化。前燕时期门址有3个门道,墩台和城墙都用纯净黄土夯筑。后燕时期在前燕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主要是对墩台的南北两端进行了增筑,门址仍为3个门道,东、西门道宽4米,进深约16米。到北魏时继续使用此门为内城南门,但对东西两侧门道的南端用夯土进行了封堵。唐代继续沿用该门,但扩大了规模,全部封堵了东西两侧门道,又在南北两侧进行了补筑,并且将墩台四周包砌了青砖。唐代时的门道宽4米,进深22.7米,中间铺了2米宽的砖道,向城内延伸。由于尚未发掘出完整的内城南墙及西墙遗址,使内城的范围不能具体确定。无论是建宫殿还是修佛寺,三燕至隋唐时期居于朝阳古城北部的内城一直为历代使用,直至辽代废弃内城,打通外城墙的北门和南门,形成了一条贯穿全城的中轴线。

至今耸立在朝阳市区的北塔是坐落在隋唐时期营州内城的宏伟建筑,是唐代在前代木塔基础上新建的一座砖塔(辽代又进行修缮),平面呈正方形,塔体中空,塔身南面有券门,可以进入塔内,各层密檐束腰。白灰壁面上,用红、黑、绿色绘出仿木构建筑的斗拱和卷草纹样,色彩鲜艳,技艺精湛,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唯一唐塔绘画珍品。由此可见,营州的建筑已有相当高的水平,它是古代建筑中的精品,反映了这一时期营州建筑艺术的成就。

隋唐营州的其他城市  在柳城以外,还有一些城市,但大多是为东北诸族所设立的羁縻州县,少数是守捉城等军城。羁縻州城人口较少,仅有一二百户,城市规模较小,因此城市发展程度不能估计过高。

隋代营州境内有玄州(约在今朝阳东北,契丹羁縻州)、辽西郡(治今义县王民屯,为靺鞨人所设)、泸河县(治今锦州境内,为靺鞨人所设)、怀远县(治今北镇南境,为靺鞨人所设),燕郡(治今义县七里河附近)、辽东郡(今新民境内)、襄平郡(约今朝阳东北青山附近)等城市。

唐代前期营州境内有为靺鞨移民所设羁縻州有燕州(治今义县王民屯)、慎州(地点不详)、黎州(治今朝阳凌源市西十八里堡)、夷宾州(地点不详)4城:为契丹部落设立的辽州(治所尚有争议)、昌州(当在今朝阳北)、师州(当在今朝阳东北)、带州(地点不详)、玄州(地点不详)、沃州(地点不详)、信州(地点不详)等羁縻州城;为奚人所设羁縻州有鲜州(约在今朝阳西北)、崇州(今朝阳市西南木头城子镇)2城;为突厥部落所设瑞州(地点不详)。另外,营州境内还有怀远守捉(今北镇南境)、燕郡守捉(在今义县七里河)、汝罗守捉(今锦州义县境内)、巫闾守捉(应在今北镇医巫闾山山侧)、襄平守捉(应在今义县东北青山附近)等军城。

武则天时期营州事变后,内附诸州皆南迁于今河北、山东等地,之后再未迁回,大部分羁縻州城逐渐荒废。唐玄宗时期加强了营州地区的军事力量,军事戍守城仍然保留。但安史之乱后期,平卢节度使南迁青州(今山东境内),奚人与契丹人占据营州大部分地区,连同营州柳城在内的许多城市又逐渐荒废了。

(二)营州柳城——东北亚辐辏之地

营州城正值东北、华北、北方草原三大地区的交汇地带,处于三方来往的枢纽位置,具有控制诸蕃的重要军事地位。营州城便利的交通区位优势在前代的基础上,到了隋唐时期更加显著。发达的交通加强了营州对外的经济文化交流,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营州城成为隋唐时期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营州的交通四通八达,以营州城为中心,形成了通往中原、辽东和北方草原三个方向的几大干线。

由中原通往东北的交通干道是隋代以前的旧道,但交通条件在隋唐两代得到较大改善。主要线路一是经过卢龙塞到营州,二是出渝关,经今建昌、喀左一带到营州,即隋唐两朝历次东征高句丽陆路所行的干道。《东北古代交通》一书认为这条线路“由幽、平二州,东北出渝关傍海道,然后北指营州而东趋辽东城”。该道出渝关傍海道后却北指营州,是由于当时渝关以东的沿海地区泥泞难行,道路不通,从而使营州城到了唐代还是中原通往东北的必经之地,营州城也凭此继续繁盛一时。

在东北地区,营州城沟通周边地区的主要交通干线有多条,分为以下两个方向:(一)东行线路。由柳城出发至辽东地区的线路有三条,一是“新城道”,经通定镇(今新民辽滨塔)渡辽水,经玄菟(今抚顺),到新城(今抚顺城北);二是“怀远辽东道”,经怀远镇(今北镇)向东,经“辽泽”,过辽河,至辽东城(今辽阳)。这条线路在隋唐东征高句丽时期军队曾经通过,但平时沼泽广阔,路人难行;三是“营州入安东道”。《新唐书》卷43《地理志》引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记·营州入安东道》记载:“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城(今义县),又经汝罗守捉(今凌海境内),渡辽水至安东都护府五百里。”到达辽东城以后,东北行为至渤海上京的朝贡道,东南行可至高句丽所在的朝鲜半岛。(二)西北行线路。文献记载有营州至契丹牙帐道、营州至奚牙帐道、营州至室韦牙帐道。

另外,唐代的丝绸之路经草原东行可到营州,主要有两条线路。一为北路,即为草原丝绸之路。自昭武九姓国的康国为始端,经天山北麓向东经碎叶镇、黑水镇、安北都护府,南下内蒙古高原至营州。一为中路,以甘肃境内的凉州为开端,向东至灵州,沿黄河经丰州、云州,翻越七老图山脉行至老哈河至营州。营州是草原丝绸之路东端起点,中亚、西亚等国的商人到营州从事商贸活动,四通八达的便利交通,促进了营州地区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