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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隋唐时期的朝阳 第一节 隋唐时期朝阳地区的政局(《朝阳通史》)

发布时间:2020-07-24    阅读:138

 

第四章  隋唐时期的朝阳

 

朝阳是隋唐时期营州的治所,当时称为柳城。营州所辖地域十分辽阔。《太平寰宇记》详细记载了营州的范围,该书卷71《河北道》营州“四至八到”条记载:“东至辽河,南至大海三百四十里,西至平州(今卢龙)七百里,北至秦长城二百七十里,至契丹界湿水四百里。”不仅包括今辽西地区,还辖有今内蒙古东部和河北省北部地区。营州处于隋唐王朝东北边疆的前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营州境内除了汉人以外,还杂居着契丹人、奚人、靺鞨人、高句丽人、突厥人甚至西域胡人。这种多民族杂居的局面促进了民族融合,地域内盛行胡风。

隋唐时期营州社会形势比较动荡,战事频繁,各族居民不断流转迁徙。受其影响,营州的社会经济几度兴衰,除了营州治所柳城经济、文化比较繁荣以外,其他地区相对落后。尤其安史之乱以后,营州地区为奚人、契丹人占据,唐王朝失去了对于营州的有效控制,地域内人口稀少,经济凋敝。

 

第一节  隋唐时期朝阳地区的政局

 

一、隋文帝占领营州

当隋文帝杨坚尚未代周自立,担任北周宰相之时,北齐遗臣高宝宁(文献中又作高保宁)割据营州与中原政权对立。“时有高宝宁者,齐氏之疏属也,为人桀黠,有筹算,在齐久镇黄龙。及齐灭,周武帝拜为营州刺史,甚得华夷之心。高祖(杨坚)为丞相,遂连结契丹、靺鞨举兵反。高祖以中原多故,未遑进讨,以书喻之而不得。”

公元581年,隋文帝代周自立,高宝宁与突厥互相勾结,乘隋文帝立国未稳之机大举进犯,对隋朝幽州的军事防御构成严重威胁。当时突厥沙钵略可汗势力居于突厥东部,掌控契丹、奚、霫等族,与高宝宁互相声援。“隋主既立,待突厥礼薄,突厥大怨。(北周)千金公主伤其宗祀覆没,日夜言于沙钵略,请为周室复仇。沙钵略谓其臣曰:‘我,周之亲也。今隋主自立而不能制,复何面目见可贺敦乎! ’乃与故齐营州刺史高宝宁合兵为寇。”幽州各地多被攻破,“会营州刺史高宝宁作乱,沙钵略与之合军,攻陷临渝镇。”次年五月,,幽州属郡乃至隋朝西北、北部边境遭到全线进攻。“高宝宁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发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万入长城。……时柱国冯昱屯乙弗泊,兰州总管叱列长叉守临洮,上柱国李崇屯幽州,皆为突厥所败。” 

面对突厥及营州高宝宁的进寇,隋文帝遣重兵屯驻幽州,并加筑长城。据《隋书》卷51《长孙晟传》,开皇元年,“(沙钵略)因与高宝宁攻陷临渝镇,约诸面部落谋共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惧,修筑长城,发兵屯北境,命阴寿镇幽州,虞庆则镇并州,屯兵数万人以为之备。”

开皇三年(583),俟政权稍稍稳定,隋王朝开始反击。隋文帝任命长孙晟为车骑将军,在其建议下对幽州外围的各部落实行笼络政策。据《隋书》卷51《长孙晟传》,长孙晟“出黄龙道,赍币赐奚、霫、契丹等,遣为向导,得至处罗侯(沙钵略之弟)所,深布心腹,诱令内附”。四月,隋文帝下诏进兵突厥,据《资治通鉴》卷175《陈纪九》记载:“于是命卫王爽等为行军元帅,分八道出塞击之。”突厥被隋朝军队击败于白道川。不久之后突厥因内部之争而分为东西二部,沙钵略为东部可汗,开皇五年(585)向隋朝称臣纳贡。

据《隋书》卷39《阴寿传》,开皇三年四月,在进兵突厥的同时,幽州总管阴寿“率步骑数万,出卢龙塞以讨之。宝宁求救于突厥。时卫王爽等诸将数道北征,突厥不能援。宝宁弃城奔于碛北,黄龙诸县悉平。寿班师,留开府成道昂镇之。”之后,高宝宁又遣其子高僧伽引契丹、靺鞨兵反复骚扰龙城。阴寿采用离间计,高宝宁部将赵世模、王威等降隋。高宝宁无奈奔契丹,后被部将赵修罗所杀。幽州总管阴寿将营州正式纳入到隋王朝版图之下。

开皇三年(583),隋文帝设置营州总管府,当时营州仅下辖龙山县(北齐龙城县改名)一县,治所皆在今朝阳老城。隋朝前期,营州总管韦冲“宽厚得众心。怀抚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惧,朝贡相续。”终隋一代,营州为镇抚东北诸族和防御高句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罗艺、邓暠与营州归唐

在隋末农民起义的冲击下,隋朝统治集团一再分裂。大业十三年(617),梁师都、刘武周、李轨、薛举、萧铣等官员相继反隋,太原留守李渊亦出兵攻占长安。

大业十四年(618),隋将司马德戡在江都(今扬州)发动兵变,推举宇文化及为丞相,缢死炀帝,是为“江都兵变”。之后不久,李渊在长安称帝,国号唐,年号武德。此时,幽州总管罗艺称雄东北,控制幽州与营州地区。

《旧唐书》卷56《罗艺传》记载:“罗艺,字子延,本襄阳人也,寓居京兆之云阳。父荣,隋监门将军。艺性桀黠,刚愎不仁,勇于攻战,善射,能弄槊。大业时,屡以军功官至虎贲郎将,炀帝令受右武卫大将军李景节度,督军于北平。”即隋炀帝末年,罗艺任虎贲郎将,镇守北平(今北京)。大业十二年(616),罗艺镇抚边境,屡败贼寇,“威振边朔,柳城、怀远(今辽宁北镇)并归附之。艺黜柳城太守杨林甫,改郡为营州,以襄平太守邓暠为总管,艺自称幽州总管。”隋炀帝即位后,将天下诸州皆改为郡,营州改称柳城郡。大业十二年,罗艺又将柳城郡改回营州,设立营州总管府。

邓暠,初任陈朝西衡州(今河南汲县)刺史,隋军伐陈时降。不久被任命为襄平郡(今朝阳东北境)太守。大业十二年,罗艺任命邓暠为营州总管,从此邓暠开始治理营州地区。

罗艺于唐高祖李渊“武德三年(620),奉表归国,诏封燕王,赐姓李氏” ,至此营州正式归入唐朝版图。唐高祖仍设立营州总管府,任命邓暠为营州总管。可以说,唐朝占有营州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营州社会局势比较安定。武德七年,唐改营州总管府为营州都督府,治所在柳城。

三、隋唐东征高句丽与营州

高句丽,是我国古代东北地区古老民族夫余的一支。公元前37年夫余王子朱蒙建国于卒本水(今浑江)流域的纥升骨城(今辽宁省桓仁县五女山城),时称卒本夫余。公元3年,迁王都于尉那岩城(今吉林集安县霸王朝山城)。朱蒙死后,其子类利继位,史称琉璃明王。琉璃明王三十三年(41),西灭梁貊(位于今太子河上游),进兵袭取了西汉玄菟郡的高句骊县,从此将国名改为高句骊,王族也以高为姓,并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臣属关系。

(一)隋唐东征高句丽

东晋时期,高句丽势力已经扩展到朝鲜半岛北部。公元五世纪初,高句丽不断向西扩张,占据了辽东地区。据朝鲜史籍《东史会纲》记载:“广开土王十一年(402)高句丽取辽东城(今辽阳老城)。”晋元兴三年(404),广开土王再次出兵攻燕,终于取得了辽东地区,这意味着辽河以东地区全部归于高句丽。之后,长寿王在位时是高句丽的全盛时期,北魏始光四年(427),长寿王将高句丽的都城迁到平壤。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高句丽王高汤获悉南陈为隋所灭后非常恐惧,于是大力训练军队,聚积粮草,防备隋军征讨。开皇十八年(598),高句丽王高元率领部众一万余人侵犯隋辽西郡,“高丽尝入寇,冲率兵击走之” ,营州总管韦冲率军将其击退。隋文帝得知此事非常气愤,便任命汉王杨谅、上柱国王世积同为行军元帅,统帅水陆30万大军征讨高句丽。六月,汉王杨谅率军经幽州出榆关(今山海关附近)东北行到达柳城。遇大雨道路难行,后方粮草又供应不上,军中缺乏粮食,更有疾疫流行。周罗睺率水军从东莱(今山东掖县)向平壤城进发,途中遇大风,船只被吹散,有的沉入海中。至此,水军、陆军均受阻。九月,隋军水陆两路均无功而返,将士死亡十之七八。尽管如此,高句丽王高元也很害怕,派遣使节向朝廷谢罪。隋文帝于是罢兵休战,授高元为上开府仪同三司,封辽东郡公、高丽王。

隋炀帝大业六年(610)正月,各族酋长到洛阳朝贺,但高句丽王未到,隋炀帝很是不快,担心高句丽又要犯境,于是决定再征高句丽。大业八年(612)正月,共征招兵员113万余人,号称200万大军,而征招运粮草辎重的民夫是士兵的两倍。隋炀帝亲征高句丽,途经营州柳城,大军在此休整。战争之初,隋军屡有胜利,但最终隋军在高句丽境内大败。八月炀帝下令班师,九月回到东都洛阳。

大业九年(613),隋炀帝决定再次亲征高句丽。当隋军节节取得胜利的时候,隋炀帝突然接到后方急报,说督运军粮的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今河南浚县)兴兵叛乱。于是隋炀帝不得已秘密撤军,结束了这次东征。

大业十年(614),隋炀帝又集结几十万兵众,亲征高句丽。隋炀帝亲率大军来到辽水西岸的怀远镇(今辽宁北镇境内),开始向高句丽军发起攻势。高句丽王看隋炀帝连续三年来攻,不达目的不会罢休,便派遣使者乞降称臣。八月隋炀帝召回军队,胜利班师回朝。

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营州都督张俭奏报高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弑其王高武,另立新主,自任莫离支(类似丞相之职),独揽朝政,太宗开始着手讨伐高句丽的前期准备工作。贞观十八年(644)到十九年九月,太宗亲征高句丽。大军出发前诏示天下:“高丽莫离支盖苏文弑逆其主,酷害其臣,窃据边隅,肆其蜂虿。朕以君臣之义,情何可忍,若不诛翦遐秽,无以征肃中华。”唐太宗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步骑6万,出辽西,渡辽河由北向南推进。遣营州都督张俭率契丹、奚、靺鞨等兵众为前锋,渡辽河向建安(今辽宁盖县)进军。太宗亲御大军,由陆路向辽东城(今辽宁辽阳)进发。唐军占领了辽东的大部分地区,但在安市(今辽宁海城南部)城下,连续攻城两个多月也没有攻下。这时天气渐冷,太宗怕困在东北,便下令撤军。此次唐军共取得十座城池,迁7万余户于内地。

其后,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至二十三年(649)之间,唐高宗永徽、显庆年间又曾多次派兵征讨高句丽。

唐高宗乾封元年(666),高句丽内讧,盖苏文次子泉男建自称莫离支。盖苏文长子泉男生向唐朝求援,欲夺回莫离支之权。唐高宗抓住时机,遣右骁卫大将军契必何力率兵前往并攻下安市城,遣李勣攻下新城(今辽宁抚顺境内),薛仁贵率兵攻下南苏(今辽宁新宾)等城,其余40城均请降。乾封三年(668)唐军发起总攻,八月唐军占领高句丽全境。高句丽国都平壤陷入重重包围之中。莫离支泉男建顽抗,但部下降唐,开门献城,泉男建被俘,最后一任高句丽国王宝藏王率众臣投降,高句丽国亡。唐朝设安东都护府,治所平壤,任命右武卫大将薛仁贵为安东都护,统兵两万镇守。其后,薛仁贵因事调离,上元元年(674),安东都护府从平壤迁回辽东地区。

(二)营州与隋唐东征

营州与隋唐东征高句丽关系十分密切,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隋唐东征高句丽,陆路之师均必经营州柳城,并多在此积草贮粮,营州的战略枢纽地位得到充分体现。营州是隋唐东征高句丽的中继站,粮草和兵马主要集结于营州。例如贞观十七年(643),太宗“时征辽东,先遣太常卿韦挺于河北诸州征军粮,贮于营州”。贞观十九年(645),太宗亲征高丽,“北输粟营州”

第二,隋炀帝三次亲征、唐太宗贞观十九年亲征均要往返于柳城休整,给今天的朝阳留下了许多历史佳话。如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大军班师回到营州后,太宗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亲自祭奠征辽东阵亡的将士。太宗下诏将阵亡将士的骸骨聚集于柳城南,筑祭台摆香案,以少宰之礼祭奠阵亡将士,亲写祭文。祭文现可见于《全唐诗》第001卷第048首:“凿门初奉律,仗节始临戎。振鳞方跃浪,骋翼正凌风。未展六奇术,先亏一篑功。防身岂乏智,殉命有余忠。悲骖嘶上路,哀笳咽远空。凄凉大树下,流悼满深衷。”第二件是在柳城会见各少数部族将领,安抚民众,诏营州刺史、父老及契丹等蕃长己下,各班赐缯锦绫锦数千万段。尤其是接见了契丹首领窟哥,为表彰契丹兵在征高句丽之役中的功绩,封其为松漠都督,并给予了丰厚的奖赏。

第三,营州各族居民有许多直接参与到东征高句丽的战役之中。如隋代粟末靺鞨首领突地稽所率领的靺鞨人、唐太宗时期契丹酋长窟哥所率领的契丹人。朝阳地区出土的隋唐墓志也记载了一些营州柳城人在此期间建功立业之事。据刻于唐龙朔元年(661)的《王君墓志》记载,王君祖籍北海郡,“不常厥处,爰宅营州柳城县焉”,即王君来到今朝阳居住,但具体年代不详。隋炀帝时期,王君曾授为吏部将仕郎、高阳郡书佐。“其后玄夷放命,出车问罪”,指隋炀帝东征高句丽之事。王君聚集粮米,几乎堆满了山间洼地,因此“有会天衷”。“虽妖寇未平,而茂功已着”,加授朝散大夫,“荣名谥于柳塞”。

隋唐时期,随同东征的将士有一些在战后留在了营州柳城。刻于唐仪凤四年(679)的《王德墓志》记载,王德字文经,“其先太原人也”。王德“投笔从戎”,应募入辽,跟随王粲率领的唐军东征高句丽,以军功授上骑都尉。但“从勋之举非其愿也,于是脱略时俗,去朝市而赏丘园”,归隐于营州柳城。仪凤三年因病“终于私第,春秋七十有六”。仪凤四年与夫人庄氏合葬于“柳城西北五里之平原”

唐永隆二年(681)所刻《鲁善都墓志》记载,鲁善都祖籍扶风平城,其祖父“袭封燕郡,因宅昌黎,故今为龙城县人焉”。父亲鲁端,在隋朝任鹰扬郎将。鲁善都“投笔弃书”,曾随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征辽”,即东征高句丽。永隆二年(681)五月病逝,“春秋八十有三”,十月与夫人张氏同葬于营州北三里之山原。

2004年在朝阳市区西南部发掘一座墓葬,出土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刻石《张狼墓志》。张狼字玄静,祖籍南阳白水。父为唐朝渭州司马,后来到营州,“是为柳城县人焉”。张狼“年甫弱冠”,即“推戈瀚海”、“舞剑青丘”,“以功授上柱国,寻迁带州司马”。唐高宗乾封三年(668)薨于私第,卒年45岁。上元三年迁葬于“城西南五里之平原,礼也”。据张狼死于乾封三年推算,年甫弱冠“舞剑青丘”正值唐太宗东征高句丽之时,立功授勋应与此事有关。

第四,在隋唐东征前后,有一些高句丽人被安置在营州境内。如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亲征高句丽,同年十月,唐军班师,随军的还有高句丽降口一万四千余人,这些人被先头遣送幽州集中,准备赏赐将士,但“太宗愍其父母妻子一朝分散,令有司准其直,以布帛赎之,赦为百姓”。这些人当被就近安置在了幽州和营州附近地区,成为了唐的编户齐民。

高句丽灭亡以后,高句丽人四处流散。除了由安东都护管辖的原高句丽境内(辽东与朝鲜半岛)的贫弱百姓以及投奔突厥、靺鞨的一些高句丽贵族以外,唐朝境内的高句丽人主要分布在以下三个地区:其一为唐东西两京及其附近的的河南、关内和河西地区,生活在这些区域的高句丽人主要是以高句丽王族为首的前高句丽上层贵族和武人势力。唐朝把他们安置于此,一是为了就近控制,二是利用他们的武力御边。其二为山南、江淮地区。这一区域的高句丽人是一些普通的高句丽酋长和富民豪强,他们对唐的威胁相对较小,又拥有一定的财力,所以被安排到这里进行开发,从事农业生产。其三为营州、幽州地区。这一地区的高句丽人又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两燕以来遗留下来的高句丽人,另一部分则是被唐释放的普通百姓,处于原高句丽社会的低层,其社会组织已经比较涣散,对唐的威胁最小。

总体来看,隋唐东征高句丽促进了营州社会发展与民族融合。

四、契丹人与营州事变

(一)营州事变始末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窟哥的后人)、归诚州刺史孙万荣因不堪武周政权营州都督赵文翙(此据《资治通鉴》,《旧唐书·契丹传》作赵翙)侮辱,起兵攻陷营州,杀赵文翙,史称“营州事变”。关于营州事变的工程,《旧唐书·契丹传》记载,契丹叛军旬日间兵至数万,进逼檀州。武则天派张玄遇、曹仁师、麻仁节率兵讨之,于西硖石谷(今河北卢龙东)大败,“玄遇、仁节并为贼所虏”。又令王孝杰、苏宏晖领兵与孙万荣战于东硖石谷,“孝杰在阵陷没,宏晖弃甲而遁”。契丹叛军南下幽州,杀略百姓。武则天又诏令河内王武懿宗为大总管,御史大夫娄师德为副大总管率兵三十万讨之,亦不能克。不久,李尽忠死,孙万荣代领其众。最后,借助奚及突厥之众掩击其后,掠其幼弱。孙万荣弃众东走,“乃将其家奴轻骑宵遁,至潞河东,解鞍憩于林下,其奴斩之。张九节传其首于东都,自是其余众遂降突厥”。

营州事变过程大致如此,据以上记载,可得出如下认识:其一,孙万荣、李尽忠之反叛,是由武周营州都督赵文翙对其压迫、侮辱所致。其二,孙、李起兵后,人数迅速增多,然最多时也只有数万,与武周动用的三十万大军相比,仍处于绝对劣势,但却每每以少胜多。其三,孙、李最后兵败,是由于遭到奚、突厥等族的背后袭击。其四,契丹败后,其余众全部归诸突厥。

如果我们的认识仅停留在上述四点,显然无法揭示出历史真相。那么,促成 营州事变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武周以大兵征讨的真正用意何在?武周数十万重兵,为何却屡败于数万契丹兵之手? 契丹败后,其余众尽归突厥有何影响?

(二)营州事变的原因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分析孙、李反叛原因时说:“文翙刚愎,契丹饥不加赈给,视酋长如奴仆,故二人怨而反。”但这只是促成孙、李反叛的表层原因。武则天统治时期,逐渐背离了民族友好政策,结果造成酷吏疯狂迫害少数民族将领的严重情况。如永昌元年(689),周兴陷害百济人黑齿常之,来俊臣诬杀高句丽人泉献诚,如意元年(692),来俊臣诬害突厥人阿史那元庆。这些都是发生于京师的大案,至于边地,对少数民族的控制乃至迫害逐渐加剧,怎么不让那些本就心有顾虑的少数民族,更加狐疑不安?营州都督赵文翙的错误做法,不能仅仅视为个人的问题,而应看做武周错误民族政策的具体表现。而这一点,才是引发营州事变的深层原因。

另外,第二个深层原因,在于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深,以及民族之间的进一步了解。毋庸讳言,民族间的融合及相互了解,有助于促进双方社会文化各方面的进步。但民族间交往的加深,也不可避免地将本民族的弱点暴露给对方,从而引起对方的侵略野心,如顾炎武就曾说过:“武后时,外国多遣子入侍,其论钦陵、阿史德元珍、孙万荣等,皆因充侍子,得遍观中国虚实,其后竟为边害也。”《新唐书》亦载:“(孙万荣)本以侍子入朝,知中国险易,挟乱不疑。”即是说孙万荣对武周恐怖政治的社会形势,特别是对武周统治集团内部李、武两派斗争的情况,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这一认识,正是造成他“挟乱不疑”的思想因素。

促成营州事变的第三个深层原因,当在于少数民族部落对李唐皇朝的怀念,只有大唐皇帝才是他们心向往之的“天可汗”,至于武周不过是所谓伪朝 ,接受其统治,乃是被迫。可以说,营州事变正是这种心理的总结性外化。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内心不认同武周,而怀念李唐,其表现虽较为曲折隐晦,但也并非无迹可寻。我们可以从突厥默啜可汗在与武周和亲过程中的言行举止,一窥这种心态。据《旧唐书·突厥传上》记载,圣历元年(698)。武则天欲以武承嗣子武延秀纳默啜可汗女为妃,默啜曰:“我女拟嫁与李家天子儿,你今将武家儿来,此是天子儿否? 我突厥积代已来,降附李家,今闻李家天子种末总尽,唯有两儿在,我今将兵助立。遂收延秀等,拘之别所。”

(三)营州事变的影响

营州事变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影响,大致有如下几点:

其一,营州、幽州、冀州等地生灵涂炭,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在这场动乱中,战场上死伤的人数动辄数万,许多无辜百姓也受到残害。营州人口大量流散,至于作为战场的河北,在苛重军役和战火的双重蹂躏下,其破败情形更是触目惊心:百姓逃亡,拆屋卖田,四壁皆空。叛军又攻城略地,屠杀百姓。如《旧唐书·契丹传》记载,骆务整、何阿小陷冀州,杀刺史陆宝积,屠杀吏民数千人。

其二,武周政权丧失了辽西地区的实际控制权,东北局势发生重大变化。

叛乱发生后,使武周政权在很长时间内失去了对辽西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原设在今朝阳市的营州都督府被迫暂时侨置河北的渔阳,设在营州附近的二十余个管理少数民族的羁縻州县也都分别迁往河北、山东等地。同时又使中原通往东北的陆路通道长时间不能畅通,只好由山东半岛通过海路与东北诸族保持联系。由于叛乱的连锁反映,也使安东都护府所领辖的辽东地区出现了动乱迹象,安东都护府的治所也被迫西迁。圣历元年(698) 九月,唐朝调兰田县令薛讷(薛仁贵之子) 任安东道经略,不久又升为幽州都督兼安东都护。据《全唐文》卷169《狄仁杰请拔安东表》,翌年(699),河北道安抚大使狄仁杰上书“请罢薛讷,废安东镇”。降安东都护府为安东都督府,并任命已废高句丽王高藏之子高德武为安东都督,让他统领高句丽遗民。这实际上都是唐朝政府在当时形势下迫不得已所作出的权宜之计,到唐玄宗时,安东都护府的行政机构才得到恢复。

与此同时,突厥的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壮大,契丹则丧失了在东北诸族中的优势地位,归附突厥,奚人亦属突厥。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唐玄宗初年。

另外,营州靺鞨人叛逃并建立渤海国。营州事变中辽西大乱,在营州附近已居住二十多年的靺鞨酋长乞四比羽和舍利乞乞仲象乃各率其部东进。武则天当时考虑到辽西的形势,官军一时还鞭长莫及,于是就采取招抚政策,遣使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而乞四比羽不奉诏。孙万荣败,契丹骁将李楷固、骆务整降唐,被封为左玉铃卫将军和右武威卫将军。武后命李楷固统兵东讨靺鞨,斩乞四比羽。时乞乞仲象已死,由其子大祚荣代领其众。“楷固穷蹑,度天门岭,祚荣因高丽、靺鞨兵拒楷固,楷固败还”,此后未再进讨。《旧唐书·渤海传》称:“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今吉林省敦化市境内),筑城以居之。……圣历中(699),自立为振国王。”至中宗时,遣侍御史张行岌前往招抚,大祚荣遣子入侍,表示臣附。先天元年(712),唐遣使正式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从此渤海国成为东北强国。

其三,武周国境再次受到吐蕃、突厥诸族的重压而陷入窘境。营州事起,突厥首先作出反应。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九月,默啜突袭凉州,虏获都督许钦明。营州事变后,武周与突厥直接对立的格局开始形成。突厥的强大,又进一步增强了默啜可汗的领土扩张野心。就在契丹被平定不久,默啜大举进犯武周河北地区。神功元年,默啜又先后进攻灵州、胜州等地,并向武周提出许多讹诈性的要求。吐蕃也不甘落后,几乎就在默啜进攻凉州同时,吐蕃遣使请求和亲,并要求武周割让四镇,这实际上是乘机要挟、趁火打劫,幸赖郭元振筹谋划策,促成吐蕃内部矛盾激化,才保住瓜沙四州。

其四,庞大的军费开支,增加了国民经济的压力,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以山东地区为例,由于这里是前线供应基地,因而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以米价而言,在战争开始不久,就迅速上扬到每斗二百钱,上涨了十几倍,结果造成山东百姓贫敝,不可再役。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民怨沸腾、人心思乱的动荡局面。

其五,营州事变在统治集团内部造成李派势力的上扬,为后来兴李灭武埋下伏笔。武周以绝对优势兵力,却每战辄败,除了单纯的军事因素外,更与包括军队在内的全国上下都不同程度地对武周政治存在反感的情绪有关。突厥默啜进犯边境,武周政权募兵抵御。武三思统兵招募,响应者寥寥,而庐陵王李显出任统军元帅后未经二旬,数盈五万,李显开始掌握兵权。此时无奈之下,武则天只好重新起用李派人物,以拯危局,越来越多的李派人物重掌大权,这就相应地削弱了武派的势力。

(四)契丹再陷营州

营州事变中,营州都督府被迫迁往幽州境内,治所设在渔阳(今天津蓟县),兼领渔阳、玉田(河北玉田县)二县。

唐玄宗开元四年(716)默啜可汗去世,后突厥汗国实力衰落。此时的唐朝在唐玄宗励精图治下国力蒸蒸日上。开元五年(717),契丹人在联盟长李失活的带领下依附唐朝,唐朝重新设立松漠都督府,封李失活为松漠郡王。同时唐玄宗根据贝州(今河北清河县)刺史宋庆礼的建议在柳城重新建立营州都督府,对契丹人在军事上加以保护和控制,营州治所迁回柳城。

开元六年(718),李失活病卒,唐玄宗表示哀痛。契丹选举李失活的堂弟李娑固为联盟长,并得到唐朝的册封。当时,契丹权臣可突于身为静析军副大使,机智骁勇,深得人心。李娑固对他猜忌并想要除掉他,可突于决定先发制人。李娑固不敌可突于,便逃亡营州避难。

当时营州都督许钦澹令薛泰帅骁勇五百人,又征奚王李大辅及李娑固合众以讨可突于。官军不利,“娑固、大辅临阵皆为可突于所杀,生拘薛泰”。许钦澹被迫率军南下渝关(今河北山海关),营州再次陷落。

可突于立李娑固的堂弟李郁于为联盟长,并派遣使节向唐玄宗请罪,唐玄宗顾全大局赦免了可突于。之后几年,局势稳定,到开元十一年(723),营州回迁柳城。唐玄宗加强了营州兵力,统归平卢节度使(治所设于柳城)辖制。

五、安史之乱与营州战事

唐玄宗晚年宠信安禄山,使安禄山一身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反于范阳(今北京),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廷“以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安禄山只是派遣心腹韩朝阳等招诱吕知诲,“知诲遂受逆命,诱杀安东副都护、保定军使马灵詧,禄山遂署知诲为平卢节度使”。翌年三月,“(刘)客奴与平卢诸将同议,取知诲杀之,仍遣与安东将王玄志遥相应援,驰以奏闻。”平卢将刘客奴等杀吕知诲,从后方攻击安史叛军。四月,唐以刘客奴为平卢节度使,赐名正臣。五月,刘正臣与奚王联兵同取范阳。“平卢节度使刘正臣将袭范阳,未至,史思明引兵逆击之,正臣大败,弃妻子走,士卒死者七千余人”。其后,安史叛军在中原占据上风,奚王反过来攻击刘正臣,为刘所败。

至德元年(756)十二月,平卢留后徐归道鸩杀刘正臣,被安禄山任为节度使。至德二年正月,王玄志与平卢高句丽族将领侯希逸杀徐归道,王玄志自称权知平卢节度使。乾元元年(758)十二月,王玄志薨,侯希逸被推为平卢节度使。

由上述可知,安史之乱爆发后,营州地区局势混乱。先是吕知诲背叛朝廷,叛附安禄山,被刘客奴所杀,之后安禄山又派自己的亲信徐归道来做节度使,结果又被侯希逸和王玄志剪除。

公元761年,在平卢军与安史叛军对抗七年之后,平卢军全军南迁,进入了今山东省境内。《新唐书·侯希逸传》载:“(平卢军)数有功,然孤军无援,又为奚侵掠,乃拔其军二万,浮海入青州据之,平卢遂陷。肃宗因以希逸为平卢、淄青节度使。”另据《旧唐书》卷124《侯希逸传》叙述安史之乱后期平卢的情形:“既数为贼所迫,希逸率励将士,累破贼徒向润客、李怀仙等。既淹岁月,且无救援,又为奚虏所侵,希逸拔其军二万余人,且行且战,遂达于青州。”平卢军南迁的原因一是“孤军无援”,二是“为奚侵掠”,除此之外,还有两点:

一是营州地区农业不发达,而要维持的军力却相当庞大,朝廷的补给又几乎完全断绝,因此侯希逸才不得不率军跨海进入淄青地区。

二是几次大的分裂导致军力严重受损,使其无法在营州地区立足。在安史之乱爆发初期,平卢军内实际上存在三股势力。其一为从叛势力,如吕知诲和徐归道等人,他们都是军内的高级将领,且是安禄山的亲信。由于安禄山抽调了军内大量的精兵猛将发动叛乱,使这一势力对军队的控制力大为消弱。其二为以刘正臣等汉人中高级将领为首的忠于朝廷的势力,在叛乱爆发初期,他们迅速夺取了军队的控制权。然而这支势力在和史思明的战斗中一战而败,元气大伤。其三则为以侯希逸、李正己等人为首的高句丽武人团体,他们趁以上两派实力削弱之际,拥立名高但无实力的安东都护王玄志,从而掌握了对平卢军的控制权。经过几次大的斗争之后,平卢军一分为三,元气大伤。

营州地区的高句丽人,当他们被迁居营州之时,原有的组织形式已经遭到破坏,再经过近300年的动荡岁月,组织力更加微弱。高句丽人身份低微,不被重视甚至遭到歧视。他们中除了一小部分是“立功”的酋长之外,绝大多数为下层平民,既无武力,也无财用。因此尽管他们大量加入到了平卢军中,但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前,基本上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在军中的最高级别也不过是中下级军官而已。如“侯希逸……天宝末为州裨将”“高丽人李怀玉(李正己)为裨将”。安禄山从天宝元年(741)到天宝十四载曾长期担任(或兼任)平卢节度使,在其手下网罗了各部族的大批军事人员,其众多的高级军事将领或出身粟特,或出身突厥、同罗、拔野古,或出身奚和契丹,但竟没有一个高句丽人!与这一现象相对应,叛乱爆发后,作为安禄山旧部的高句丽人最早对其进行了抵制,并和安史叛军直接对抗达七年之久。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并非是高句丽人对唐王朝特别忠心,而是因为营州地区现实的社会情势和安禄山基于这种情势采取的措施失当所致。

六、奚、契丹占据营州

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在内外交困之下,侯希逸举镇浮海南下青州,安东都护府亦自动废置,而营州遂陷于奚。

自此奚人占据营州柳城以及附近地区近一个半世纪之久。据《辽史·地理志三》记载:“兴中府……(营州在契丹之乱南迁后)开元四年复治柳城,八年西徙渔阳,十年(应为十一年)还柳城。后为奚所据,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将建城,命韩知方择其处,乃完葺柳城,号霸州彰武军。……(兴宗)重熙十年(1041)升兴中府。此则史料可作为奚人占据营州柳城的佐证,而且可知耶律阿保机平奚占据今朝阳后,城市残破,经过整修之后,设霸州,再经过一百余年,才逐渐繁荣起来,升为兴中府。还有“榆州(今凌源市西十八里堡古城)……唐载初二年分慎州置黎州,处靺鞨部落,后为奚人所据。”说明今朝阳南部凌源地区也为奚人所占。

唐朝后期,契丹和奚人主体部分不断向营州西南部迁徙。《旧唐书》卷199下《奚传》“奚国,盖匈奴之别种也,所居亦鲜卑故地,即东胡之界也,在京师东北四千余里。东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北至国。”其“南拒白狼河”,即今大凌河上游一带,估计唐朝中期左右,进入大凌河上游流域的奚人已经逐渐增多。唐朝后期奚人力量逐渐弱于契丹,被契丹驱使又进一步向南迁徙。《新五代史》 卷74《四夷附录第三》载:“当唐之末,居阴凉川(今老哈河上游支流),在营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数百里。……后徙居琵琶川,在幽州东北数百里。”《辽史·地理志三》利州阜俗县条:“唐末,契丹渐炽,役使奚人,迁居琵琶川”。琵琶川在辽代利州(今朝阳市喀左县城东门外)境,为今喀左北百里之牤牛河。可见唐朝末年,奚人主体已经在今朝阳辖区以及其南部地区了。之后,“契丹阿保机强盛,室韦、奚、霫皆服属之。奚人常为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诸怨叛,以别部西徙妫州(治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旧怀来),依北山射猎,……其族至数千帐,始分为东、西奚。”即又有别部西迁,形成东奚和西奚两部。

而安史之乱以后,契丹的主体部分无疑也逐渐南迁,据清代严观针对唐宪宗时期宰相李吉甫编撰的《元和郡县志》所作的《元和郡县补志》卷3“河北道营州”条记载,营州“北至契丹界五十里,……西北至契丹七十里,东北至契丹界九十里。”按照道里计算,契丹主体已经进入今朝阳北部的建平,北票境内了。

安史之乱结束后,唐王朝对营州南部地区尚有一定的控制力,但估计持续时间不会很长。《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载:“平州……又有柳城军,永泰元年(765)置,有温沟、白望、西狭石、东狭石、绿畴、米砖、长杨、黄花、紫蒙、白狼、昌黎、营州等十二戍,爱川、周夔二镇城。”柳城军设于安史之乱以后,并非驻扎于营州柳城,而是隶属于平州(治今河北卢龙)管辖。其白狼、昌黎、营州等戍守部队在今辽西地区的葫芦岛和锦州南境,其他戍守部队大多驻扎于原来营州的南部地区。即便如此,唐王朝对营州地区军事控制的持续时间,估计不会太长。唐朝后期难以控制北方诸藩镇,因此营州地区更难以直接统治,大部分成为奚、契丹的势力范围,营州南部地区为藩镇所有。

唐朝后期,今朝阳境内奚人较多,朝阳北部和阜新地区为契丹人所居,汉人零散分布,但人数极少,大部分营州地区荒无人烟,林木苍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