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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朝阳发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遗迹和遗物(《朝阳通史》第三章)

发布时间:2020-07-14    阅读:158

第六节  朝阳发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遗迹和遗物

 

公元3世纪以降,慕容鲜卑迅速在辽西崛起。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朝阳地区不断发现一些魏晋时代的文物遗迹,尤以三燕时期慕容鲜卑遗存为主,故单辟一节予以阐述。

一、墓葬

慕容鲜卑墓葬主要分布在西辽河流域和大、小凌河流域,而朝阳市、北票市又为大、小凌河流域三燕墓葬的集中分布区。随着三燕考古的进展,慕容鲜卑墓葬不断被发现,对其形制、分期、文化属性等问题的研究亦日益推进。兹仅就朝阳地区发掘的三燕时期的典型墓葬予以阐述。

(一)北票房身村晋墓

房身村位于北票市南35公里处,属徐四花营子乡,村前临姚河,后靠北山,墓在两山之间的西山坡耕地上。1956年秋,村民掘坑造肥时发现此墓。翌年4月,前东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对该墓进行了清理。墓共三座,两大一小,墓室均为石筑单室,大部塌毁,距地表深约0.6-1.3米。清理时由南向北编为一、二、三号。一、二两墓方向一致,并排埋葬,间距2米。三号墓在二号墓之北偏东方向,南距二号墓9米。

一号墓  现存长1.9米、宽1.15米、高1.15米。随葬遣物有小铜镜(直径8.3,厚0.15厘米,钮残缺)1枚、金耳环1对、红色陶盆1件。另据清理时发现有红色漆片附着在土块上,推断还有漆器一类的物品。

二号墓  现存长3米、宽1.8米、高1.8米。出土文物有花树状金步摇两件,一大一小,两件形状相同,基部呈长方形,透雕云纹,周边满布针孔;花蔓状金饰两件,可能是冠上的围饰;透雕金饰两件,一大一小,皆方形薄金片透雕双龙双凤形,因出土位置不清,其用法不详;月牙形对凤嵌玉金饰一件,金片制成,中嵌矩形青玉石片,后面用金片加铆钉,正面两旁刻有飞凤,可能是一种项饰的垂件;金钗一件,金丝制,长约20厘米;银饰残件1件;金条拧打制成的金镯两副;嵌石金戒指一枚、金顶针一枚、金环两件、包金铜环和铜指环各一枚;金片打制镶桔的金铃二十一件;嵌石橄榄形金珠一件,刀形金贝一件,此外还有铁刀一把。

三号墓墓室较小,其北端尚保存完好。四璧以石板立支,顶盖板石,底铺石板,组成石棺形状。现存长0.57米、宽0.54米、高0.53米,是一座单人墓葬。出土铁刀一件、灰陶罐一件、五株钱五枚、货泉一枚、环钱一枚。

这三座墓距离较近,埋葬深度一致。一、二号墓墓室相邻,方向基本一致,结构相同,当有密切关系。根据出土的环钱和七乳镜,可以判断其年代当在东汉后期至魏晋。从出土的金饰品所具有强烈的民族特点来看,再结合有关慕容鲜卑早期活动在棘城之北的记载,可以认为这三座墓应该是慕容鲜卑早期的遗存。北票房身村晋墓出土的文物,对研究中国北方古代民族的物质文化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资料

(二)北票喇嘛洞墓地

喇嘛洞墓地位于辽宁省北票市南八家乡四家板村喇嘛洞村,故命名为喇嘛洞墓地。

喇嘛洞墓地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最大的一处以三燕文化墓葬为主的大型墓地。1996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1993年至1998年,历经5次发掘,共发掘墓葬435座,其中三燕文化墓葬420座。从墓地总体布局上看,墓葬自地势较高的西北部向东南部成排、列分布,布局整齐。

出土遗物有陶、铁、铜、金银、骨器等近5千件(套)。

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器型多为展沿深腹壶和侈口鼓腹壶,在颈、腹部多饰有暗纹,肩上刻数道玄纹。此外,还有夹砂大口罐、泥质灰黑陶卷沿罐及泥质灰陶奁、缽等。釉陶器有酱色或近豆绿色釉四系罐、碗。除碗外,还发现有酱釉羊尊一件,弥足珍贵。

漆器均朽残,只见于大、中型墓葬,能辨出器型者有盒、盘、耳杯等。

铜器可大体分为容器和马具两类。容器有釜、瓶、魁、盆、平底鍑、镂孔圈足鍑等,除盆为轧制外,余均为铸制;马具有镳、各种泡饰摇叶、卡、带扣、四铃环、当卢、鞍桥包片、马镫包边等。此外,还有铜镜和以铜或铅锡合金制成的鹿形器。

铁器数量最多,其中生产工具为犁铧、䦆、铲、锸、镰、斧、三齿叉等。兵器为直背环首刀、长剑、矛、短刀、镞、鸣镝,均锻制;防护装具有马胄甲片等。此外,还有形制特殊的环首器。

金银器有步摇饰、耳坠、牌饰、钗和钏、指环等。金银等装饰品很有特点,耳坠多以金、银丝联缀多个圭形小摇叶及一个小玛瑙珠;发钗、指环等以银质居多;此外还有鹿首形饰。

骨器中最常见的是以骨片条磨制而成的弓弭,另有少量匕形器、蚌扣形饰和镞等

从出土器物看,北票喇嘛洞墓地既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又具鲜明民族特点。喇嘛洞墓地出土的灰陶罐、釉陶器、漆器和铁质生产工具及五铢钱等都是中原文化对辽西地区文化影响的物化体现。与此同时,大量铁兵器与生产工具共存、马具的随葬则展示了鲜卑民族特色。“这种陈放方式或许在作这样一种象征,即在当时的慕容鲜卑社会中,兵农一体、耕战结合,经济与军事被置于同等重要的‘基础位置’上。”这种现象似乎表明,4世纪中叶,辽西地区的鲜卑社会进入到了铁器时代后,“在当时以屯田经济养兵且战事频繁的情况下,慕容鲜卑将战死的将士生前所用铁工连同铁兵及铜铁马具等悉数入葬,即是这种‘贵兵死’的观念在葬俗上的具体体现。”

目前学界对于墓葬的大体时间的认识基本相同,但对其族属的认识尚存分歧。田立坤先生认为喇嘛洞三燕文化墓葬应该是以夫余人为主体的遗存,绝大多数墓葬的年代在289年慕容廆从辽东北迁回徒河之青山到349年慕容儁进军中原之间

另有学者则认为喇嘛洞墓葬主要属于辽西地区大凌河流域两晋时期慕容鲜卑文化的范畴,它们是汉化程度较深且可能吸收了夫余等族的某些文化因素的,以慕容鲜卑文化成分为主的墓葬,其相对年代约慕容廆率部回迁至大凌河流域(289)以后至慕容皝建立的前燕时期(337-370年)的遗存

学者陈山通对过喇嘛洞三燕文化居民的体质特征分析,指出喇嘛洞墓地的居民确实与被认为是慕容鲜卑的人群有着不同的体质特征。以往发现的朝阳地区鲜卑人群是以北亚蒙古人种成份为主导的体质类型,与喇嘛洞三燕文化居民以东亚蒙古人种为主要成份的体质特征有着较大的差别。喇嘛洞三燕文化居民是一群多源性同种系的一群人,但是这些不同的体质特征融合在了一起,很难把喇嘛洞三燕文化居民分成两个或者更多的具有不同特征的组,且这种融合又不是很彻底的。这种现象可能与西晋末季,士民归附慕容廆有关。大批来自于中原内地的人群也许就解释了喇嘛洞三燕文化居民之中面部扁平度比较小、面宽较窄的东亚蒙古人种因素的来源,这些人与慕容廆及慕容皝时期来自于夫余族的人群可能发生了血缘交流。喇嘛洞三燕文化居民的多样性也许就是因为这种交流的时间还没有多久造成的

(三)朝阳袁台子壁画墓

袁台子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南约12公里的大凌河东南岸,属朝阳县十二台营子乡。1982年10月,十二台营子乡袁台子村村民魏洪喜在宅院内挖菜窖时发现此墓。同年11月初,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组织人力开始发掘,月底结束。

袁台子东晋壁画墓墓室主体呈长方形,全部以绿砂岩石板、石条构筑,由墓道、墓门、耳室、壁龛组成。墓顶位于地表下1.8米。前有长方形坡状墓道,长约7米、宽2米。墓门置于南壁中部,高1.1米,宽1.08米,门口以一方形石板封堵,石板外面以积石作依撑。墓内出土铁棺钉多枚,钉身都附有朽木痕,说明原有木棺葬具。墓内发现人牙、肋骨多根,不见头骨和肢骨,葬式及死者性别已无从辨明。此墓早年被盗,但仍出有陶、瓷、石、铜、银、铁、漆器和货币等文物数十件。比较重要的是出土的具有鲜卑民族特色的马具一套,集中出自东耳室内,包括鞍桥、马镫、衔镳、銮铃和铜铁带卡等。

此外,还出土小帐一具,包括残存四角的础石和帐顶四角的铜帐角。帐内置长方形的漆案,案上陈放漆器若干,种类有盘、钵、勺、盒、壶等。木箱两件,均残,出自东耳室南侧和土室东壁下。另有骨管一件、玛瑙杯一件、五铢钱七枚。

袁台子东晋墓墓室内的石壁表面,涂有一层黄草泥,泥外又抹一层白灰面,厚约1.5-2厘米。在白灰表面,以红、黄、绿、赭、黑等色绘制壁画。主要内容有门吏、主人像和出猎、宅第、庖厨、奉食、宴饮、牛耕、四神、日月星云等图像。除部分画面,因白灰脱落残损或失色外,大部画面清晰

 

3-5  袁台子东晋墓墓室壁画

关于袁台子壁画墓年代学界存有争议,从发表的论著看,其上限最早的推定在3世纪40年代,下限最晚的推定在北燕,时间相差近200年。其他或4世纪初至4世纪中叶,或4世纪中叶至5世纪初。田立坤先生结合辽西当时的历史背景,与同时期的其他墓葬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并从整体上对袁台子壁画墓进行分析,得出其年代上限不可能超出辽东大姓迁徙棘城的时间,下限不出前燕的结论,虽没有确定其绝对年代,但考证出两个时间节点,即永和十年(354年)和太和元年(366年),当为不误。

(四)十二台乡砖厂88M1

朝阳县十二台子位于大凌河中游东岸台地上,北距朝阳市12公里。88M1是1988年5月砖厂取土过程中发现的,出土遗物丰富,学术研究价值较高。

88M1用不规则绿砂岩石块砌筑而成。墓圹梯形,长4.95米,前宽3米,后宽2.5米,甬道前面有斜坡墓道,宽1.6米,残长0.5米。墓室石缝均用白灰灌堵,四壁及顶里侧都是先抹一层黄泥,然后再抹白灰,发掘时均已脱落。墓底铺不规则石板,石板上抹有白灰。墓室中部靠后有一具木棺。棺板外涂漆并绘彩画,但因漆面大多剥落,已不能辨识其内容。棺底板上铺有3厘米厚的谷物,谷物上又铺5厘米厚的草编。

88M1共出土金、银、铜、铁、陶、石、骨、漆类文物300余件(套)及丝织品皮革等残片。其中甲、骑具置于棺外右侧前部,牛腿骨置于棺顶外,陶奁置于棺外左前方。棺盖上前部置一有铜鎏金素面包片的前鞍桥,右侧顺置一环首铁刀,左侧后部残存三段木杆,左上方有一银帽正,右上方有一附细柄的半圆形小铜泡和步摇。鞍桥上有一层厚1厘米的毛麻类覆盖物,覆盖物上散有经火烧过的碎片。死者内穿丝织类衣裤,外套皮袍,腰部有一铁包银方环形带扣,两侧有铁包银銙环。头上方横排两个釉陶小罐和一夹砂褐陶大口罐及漆盘、漆勺。箭箙饰置于脚下。马具均压在身下,包铜鎏金镂孔包片鞍桥在后,包铜鎏金素面包片的后鞍桥在前,左侧压着马镫,其它马具饰件均置于鞍桥之上及其左右。

(五)后燕崔遹墓

崔遹,字宁祖,清河东武城人,年少好学,颇具文才,为当时名士,“为慕容垂尚书左丞、范阳昌黎二郡太守”,卒于昌黎太守任上。其墓位于朝阳市区南11公里的十二台营子乡姚金沟村北山坡,其东西两面近山,西侧临河,南北两面为农田坡地。1976年6月发现,1980年9月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陈大为、李宇峰先生率队发掘。

该墓为土圹石椁墓,土圹南北长5.8米、东西宽3.95米,没有墓道。石椁前宽后窄,南北长4米、前端宽1.46米、高1.52米、后端宽1.15米、高1.44米。石椁内北部顺置一木棺,已朽。从残迹观察,亦前宽后窄,南高北低。木棺外部东西两侧各出大铁环一对,有的铁环还锈结在棺上,可见木棺当是系绳悬棺下葬的。随葬品大部放置在棺外南侧墓底上。崔遹墓出土两块墓表,弥足珍贵。其中一块存高30、宽40、厚10厘米。刻字的一面剥蚀严重,上刻“燕建兴十年昌黎太守清河武城崔遹”三行十五字。字体较大,每字见方约有5厘米。另一块存高55、宽62、厚6.5厘米,上刻“燕建兴十年昌黎太守清河东武城崔遹”三行十六字。墓表中“建兴”乃后燕慕容垂的年号,“建兴十年”即395年。“昌黎”即341年慕容皝并柳城、昌黎、棘城立龙城而置的昌黎郡。

3-6 崔遹墓墓表

崔遹墓的发现可以订正《魏书》“崔”之讹误,又可为考证昌黎地望之资,亦为研究魏晋至隋唐时期书法艺术的演变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实物资料。崔遹墓的发现,是迄今唯一有明确纪年的后燕墓葬,是有关十六国时期考古的重要收获,为探讨十六国时期三燕墓葬年代提供了可资断代的标尺

(六)北票西官营四号墓

2012年4月,辽宁省北票市西官营镇发现了一座十六国时期大型石室墓葬。当年4月至5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票市文物管理所联合对其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该墓东南距北票市约19.1千米,西北距西官村约1千米,北距姜家山村约 0.5 千米,处于一地势低缓的北高南低的山坡上。

西官营四号墓由西向东分别为墓道、墓门、前室、南北四个耳室和后室。墓道西端被西官镇变电所北墙所压,未发掘,东西圹残长 13.2、圹底距地表 5.3 米。墓圹开口于耕土层下,打破黄黏土堆积层,坐落于基岩上,开口距地表约0.4米。墓圹形状上下两部分不同,上部平面呈“甲”字形,下部墓圹平面呈“中”字形。墓道呈西高东低斜坡状,平面为长方形,上口大,底口小,上口两侧也各有一宽约0.3米的生土台,上口残长5.4、宽3.5米,底口残长6、宽2.3米。墓门是由两块竖立的大石板构成的,石板边缘经人工打制修整。墓门石板内侧面上抹一层白灰面,推测应有壁画,均已脱落。石室平面呈“凸”字形,由前室、四个耳室和后室组成。由于多次被盗,遗物较少,多残破,出土陶、铜、金器三十余件。

西官营四号墓的墓葬结构为土圹石构多室墓。局部墓壁和墓门上发现少量附着白灰和黄泥的痕迹,明显是残存的壁画痕迹。墓葬形制与1982年发掘的朝阳袁台子壁画墓相似。这种形制的壁画墓常见于汉魏晋时期辽东地区。西官营四号墓的构造方式则采用了大石板与石条石块混合构筑的方式。以石条石块砌筑墓葬,是三燕时期辽西地区常见的墓葬构造方式。

西官营四号墓的墓葬形制兼有辽东石板墓和辽西石条砌筑的特点。西官营四号墓位于冯素弗墓附近,年代与之相近,为后燕到北燕初期,规模比冯素弗墓大,墓主人应为贵族,推测西官营四号墓为冯素弗家族墓地的一部分。该墓结合了汉文化因素和辽西地区三燕时期鲜卑文化因素。西官营四号墓是目前北票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三燕时期墓葬,这座墓的墓葬形制体现了辽东地区石板墓与朝阳本地墓葬的结合的特征,出土器物则体现了这一时期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

(七)张略墓

张略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方向为正南,墓室方形,以不规则的石板和石块砌成。四壁略内倾,墓室立面呈梯形。墓底、甬道皆铺砌石板。墓室高2.8米,从底至顶共砌26层石板,封顶石已被凿开,形成盗洞的入口。甬道以较大的石板砌成。顶部石板较大且规整,平置甬道两壁之上,一端再以石块、石板迭压与墓室顺接。墓门高1.2,宽0.8米。门外用大石板封堵,再外为斜坡式墓道,长近20米,宽1.2米,墓道坡度约为10度。在距门2米之内的墓道中填有大量的河卵石及不规则的石块,系埋葬时有意堆置而成,以增加对墓门的保护作用。墓内木棺已朽,人骨散乱,葬式不清。墓中仅存陶罐、石夯锤各一,以及少量的棺钉、铁甲片等遗物。

张略墓出土一方墓志,碑石原立于墓道内距墓门8米处,碑字面朝前。碑质为砂岩,宽30,厚10,高87厘米。底部略厚大,无碑座。上刻阴文六行,行18字,末行15字,计105字。志文如下:

 

惟大代皇兴二年岁次戊申十一月癸卯朔十/三日乙卯,凉故西平郡阿夷县凌江将军、万平/男、金昌白土二县令、东宫记室主簿、尚书郎、民/部、典征西府录事户曹二参军、左军府户曹参、/领内直、征西镇酒泉后都护留府、安弥侯、常侍、/口南公、中尉、千人军将张略之墓。

 

北魏太武帝平河西,大量河西人士被掳至代北,其中一部分被置于北边诸镇,今朝阳地区属北魏和龙镇。张略就是被徙至和龙的北凉旧人。张略是从北凉入魏的,墓志所记张略历官封爵,应当都得自北凉。张略籍贯属西平郡阿夷县,阿夷当作安夷,音近致讹

张略墓墓碑的设置方式也是值得注意的。墓碑制作粗糙,碑基略宽厚、毛边,没有经过精细加工,又无碑座,可作为北魏前期墓碑从墓外向墓室中过渡的一种形式。张略墓志是迄今辽西地区发现的第二块北魏石碑。在书法风格上,碑文字体古拙而不失透雅,庄谐而又富于变化,颇有些所谓“金针八分隶”之韵。其字横笔细中有粗,并不都拘于“蚕头燕尾”之规;有的末端一笔如针尖麦芒,其势凌厉;撇笔或若拂尘轻甩,笔锋飘逸,或犹虎尾横空,气势如虹。在字体结构上,根据其笔划多寡,或扁或方,同字之间,形似而韵异。如此不仅在章法上左右照应,上下错落,而且在笔法上更显苍劲有力,意趣横生。虽书循隶法,但浑然一体,在通篇105字中绝找不出相同的两笔来。在我国书法史上,北魏时期处在由汉隶向楷书过渡的阶段,诸书家字体风格互异,各有千秋,在所见诸多的魏碑帖中,张略墓碑的书法可谓匠心独运、别具一格,堪为魏碑文体中的上品,其书法研究上的史料价值是弥足珍贵的

二、步摇冠饰

步摇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冠饰,很早便见诸史籍,“主人之女,垂珠步摇”。《后汉书·舆服志下》则载述了步摇的形制:“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一爵九华,熊、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可见,汉代步摇冠饰已现规制。

时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步摇在北疆社会尤其是慕容鲜卑中十分流行。魏初,莫护跋曾率部众徙居辽西,建国于棘城之北,“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虽然把“慕容”族名与“步摇”关联不足为训,但折射出步摇饰品在鲜卑社会中的重要性则毋庸置疑。

从朝阳出土的慕容鲜卑步摇可以看出其形态有别于垂珠步摇与爵兽步摇,而属于花树步摇。按质地、形制结构和用法,步摇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垂珠步摇是在钗簪之类首饰上系挂垂珠,出现于战国时期,西汉还在沿用。爵兽步摇出现时代较垂珠步摇晚,但没有继承关系,与垂珠步摇分属不同的系统。花树步摇以金为之,既无爵兽,也无垂珠,仅具枝叶而已,靠缀叶摇动,出现于3世纪之前,流行地域为辽西,使用者亦不限男女。田立坤先生撰文《步摇考》,指出步摇的名称起源于中国;金属摇叶装饰起源于西亚,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中原地区,因与我国本土的垂珠步摇都具有“步则摇动”的特点,故也被称作“步摇 ”;3世纪中叶流行于辽西地区的金步摇也源自阿富汗席巴尔甘大月氏金冠,但并不是以东汉的金步摇为中介,而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随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传入的。三燕文化中的金属摇叶装饰应属慕容鲜卑的文化因素,金步摇应是随慕容鲜卑进入辽西的

到目前为止,这种“摇叶步摇”在朝阳地区多有发现,如前文言及的田草沟晋墓、袁台子壁画墓、十二台乡砖厂 88M1、喇嘛洞墓地、冯素弗墓等墓葬曾出土步摇冠饰或是其部件。

3-1 朝阳地区出土的步摇冠饰统计表

出土地点

出土物件

资料来源

北票房身村二号墓

金步摇冠饰2件

陈大为:《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 年第1期。

北票冯素弗墓

金步摇冠饰1件

黎瑶渤:《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

北票房身村八号墓

金步摇冠饰2件

孙国平:《试谈鲜卑族的步摇冠饰》,《辽宁省考古、博物馆学会成立大会会刊》,1981年。

朝阳王坟山墓地

金步摇冠饰1件

朝阳袁台子三号墓地

金步摇冠饰2件

朝阳西团山墓地

金步摇冠饰1件

朝阳王子坟山墓群

金步摇冠饰1件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王子坟山墓群1987﹑1990年度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97年第11期。

朝阳田草沟墓地

金步摇冠饰3件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县文物管理所:《辽宁朝阳田草沟晋墓》,《文物》1997年11期。

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

金步摇冠饰1件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 发掘简报》,《文物》1997 年第11期。

北票喇嘛洞墓地

金步摇冠饰1件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北票市文物管理所:《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1998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4年第2期。

鲜卑金步摇在辽西多有发现,但主要集中分布于以朝阳地区为中心的三燕文化区。虽均属步摇冠饰,形制上又存差别,孙国平先生将其分为“花树状”、“花蔓状”、“顶花状”三种。田立坤先生前揭文根据结构不同将鲜卑的花树状步摇分为三型:A型由博山形基座、枝干、叶三部分组成;B型由双十字金条组成的冠帽型框架、枝干、叶片三部分组成;C型由长条形金片、茎蔓、叶片三部分组成。学者江楠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辽西地区出土的金步摇进行了系统的类型学研究,根据其具体的造型结构不同分为三型:A型基部有山题,山题上顶中央为主干,主干周围又分出枝干,枝干上绕环,缀摇叶。山题周边满布针孔,应为钉缀于冠上佩戴之用。B型可直接冠于头部,因而可直接称之为步摇冠。下部为盏形底座穿过一个两泡合扣一体的空心扁球体,固定于十字交叉的长条形金片中间,干枝铆于盏形底座之上,缀桃形金叶。C型由长条形金片和摇叶组成。这种长条形片饰多与金步摇冠饰同出,其两端边缘处均有连接用的铆钉小孔,因此推测其是与金步摇冠饰搭配使用的冠额围饰

步摇、摇叶起源于中亚的月氏文化,自西域由匈奴传入中国东北地区,由于慕容鲜卑的推崇,使其成为三燕文化的代表特征之一。

三、马具

骑兵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很早,用于骑乘的金属马具也源远流长。据现有考古资料可知,我国最早的成套青铜马具发现于商都殷墟的车马附葬坑中,出土物品有作为髻具的当卢、衔、镳、圆形铜泡、铜管等。春秋战国时期,征伐不断,因骑兵机动性强,日益成为主要的作战手段,马具亦随之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北疆少数民族不断南下,作为民族特色的骑兵与马具发展迅猛。

慕容鲜卑自曹魏初年徙居大凌河流域,以龙城(今朝阳市)为基地建立了三燕政权。近年来,在朝阳地区的考古发现中,如朝阳县十二台营子乡袁台子村、姚金沟村、北票章吉营子乡房身北沟、喇嘛洞、西官营子等地,不断有富有慕容鲜卑民族特色的马具出土。董高先生根据马具的组合、形态变化等因素,将慕容鲜卑马具的发展轨迹分为三期。一期从3世纪中叶以后至4世纪中叶以前,即慕容廆迁至棘城到慕容皝于341年迁都龙城之前。这一期是慕容鲜卑马具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大量接纳中原流亡士庶和吸收先进的金属冶炼、加工制作技术之后,原来占较大比例的皮革马具逐渐被金属马具所代替,鲜卑马具开始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以北票房身村北沟墓地M8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马具组合较齐全,鞍、镫、衔、辔俱有,并附当卢、穿管缀叶泡饰、圭首形饰等马饰;在质料和制作工艺上,多用薄铜片锤鍱而成,素面无雕饰,部分鎏金,显示出较原始、朴拙的特点。二期约自4世纪中叶至4世纪末,即慕容皝迁都龙城之后的前燕、后燕时期。二期出土的马具数量众多、质量精良,马具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慕容鲜卑马具进入到了鼎盛期或是成熟期。以朝阳县袁台子壁画墓、北票喇嘛洞墓等为代表,马具变化不显著,做工考究,出现的新因素是不同式样的泡式铜铃和中原式铜铃,而穿缀于当卢和箱带上的穿管缀叶泡饰(或称为原始銮铃)却显著减少,鞍桥仍较原始,但种类增多。三期从4世纪末至5世纪中叶以前,即北燕前后。由于慕容鲜卑政权的衰落,鲜卑马具从兴盛走向衰落并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以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为代表,其特点是马具以崇尚实用为主,除鞍桥、马镫、衔髻、带具等必用器具外,装饰物件大为减少

慕容鲜卑马具在朝阳地区多有发现,但主要集中于北票喇嘛洞墓地。田立坤先生根据形制结构、装饰纹样的差异,将喇嘛洞三燕文化墓地出土的马鞍桥包片(马鞍桥)分为两个类型:A型整体呈上宽下窄、两翼向下斜收的拱形。采用槽状包边和铆钉将包片固定在鞍桥木芯上,有的同出配套使用的翼形片。B型没有拱肩,两翼内收,整体呈椭圆形。采用铜(铁)压条和圆帽铜(铁)钉将包片固定在鞍桥的木芯上。A型与B型两种鞍桥包片除在铜鎏金减地镂空这一装饰工艺上有共同之处外,在形制结构、装饰纹样的内容及构图方面都截然不同。目前发现的三燕文化马镳都是金属的,根据形制可分为A、B两型。A型为圆形板状或花瓣形板状;B型为近S形条状。目前发现的三燕文化马镫有铜质铸制的、木芯外包皮革的、木芯外包铜片的三种,根据形制可分为A、B两型。A型为长直柄,镫柄与镫环相交处折角近90°B型镫柄上窄下宽,与镫环没有明显的分界。三燕文化马具与中原文化系统的马具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圆形板状或花瓣状的A型马镳为三燕文化所独有,但是近S形的B型马镳则早就流行于中原地区了

 

            喇嘛洞铜鞍桥包片(A型)            喇嘛洞ⅡM101铜鞍桥包片(B型)

3-7  三燕马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