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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战国秦汉时期朝阳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朝阳通史》第二章)

发布时间:2019-11-27    阅读:296

 

第三节  战国秦汉时期朝阳的社会经济与文化

 

伴随着战国秦汉时期中原政权对于朝阳地区的掌控和治理,传统的农耕社会文明必然大规模地涌入这片新区。与此同时,朝阳地区原有的北方游牧民族(如东胡)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并不会消散殆尽,甚至仍会保持较强的发展态势。朝阳地区所在的右北平、辽西郡地,处于当时的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这一点业已成为学界之共识。在这个宏观历史背景下,朝阳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必然呈现出既不同于中原内地、又有别于塞外地区的独特面貌。

一、战国秦汉时期朝阳的社会经济

在中原政权掌控与治理时期的朝阳社会经济构成中,农业应该占据着主要地位。有学者尝试从历史地理学视角研究燕山以北农牧交错地带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情况,在论及这一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情况时认为:“农业区的北界及范围,可以通过分析不同时代长城的空间位置及农业州县城市的空间分布特点等来确定。……战国中晚期,燕国在赤南长城(燕北长城)以南,燕山以北的广大地区设置边郡,修筑长城,显然已经在这一地区发展了农业,虽然其中的详细情况现在已经很难弄清楚了。”前文曾介绍过战国秦汉时期朝阳境内的长城情况。在建平县境内存在着南北两条大致呈东西走向的长城,北面一条被称为赤南长城(或燕北内线长城),应修筑于燕秦时期,南面一条俗称“第三道长城”,应修筑于西汉早期或武帝时期。这两道长城均由今赤峰地区东行进入建平境内,再由此向敖汉、北票一带延伸。而在这两道长城以北还有一条所谓的“赤北长城”。“通过分析不同时代长城的空间位置”可见,战国秦汉时期,中原政权控制下的朝阳大部分地区应始终处于农业区之内。那么,“其中的详细情况”究竟如何呢?

汉文帝时,晁错曾上疏“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其中有:

 

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食,能自给而止。……

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

 

晁错进献的“守边备塞”之策,建议以内地农业移民的方式构建汉朝北方边疆地区有效的社会防御体系。从“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的记载看,当时应该有不少内地农业移民进入朝阳地区。在该体系中,“高城深堑”、“城邑”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一方面,防御功能强大的城邑能够为内地移民提供保护,最大程度上使其免遭塞外游牧民族的寇掠。另一方面,城邑的选址也有讲究,“要害之处,通川之道”不仅体现其军事、交通功用,同时也有助于利用周围生态环境优势开展“家室田作”、提升边疆社会物质资源供给能力。从考古发现来看,战国秦汉时期朝阳地区的“农业州县城市”正体现出这样的“空间分布特点”。

3-3 战国秦汉时期朝阳地区城邑概况与周边生态环境

城邑名称

城邑概况

周边生态环境

凌源安杖子古城

不甚规整的南北向长方形古城,南北长150-328、东西宽200-230米,东北角筑有一近梯形小城(南北长128、东西宽80-116米)。

位于大凌河南岸九头山下平坦台地上,古城东、西、南三面环山,北面临河,地势开阔。

喀左黄道营子古城

近似方形,东西长约200余米,南北宽约190米(一说东西长210、南北长89米)。

地处大凌河南源支流傲木伦河西岸和大阳山北麓的平川地上。

喀左黄家店古城

纵八百米、横三百米。

座落在土城子村西台地上,东距大凌河约六里,北距渗津河仅百米。

喀左铁岭村后城子古城

略呈方形,边长残存约200米。

座落于大凌河上游傲木伦河北流经南公营子一段曲折横流的东北岸。

建平炮手营子卧佛寺古城

方形,边长170米。

位于叶柏寿至朝阳公路北侧的台地上。

建平烧锅营子古城

方形,长宽各170米,筑在长城线北150米。

位于烧锅营子村下火家地蝙蝠山西山根。

建平小五家村古城

方形,长宽各210米。

蹦河西岸。

建平张家营子古城

方形,边长150米。

南为哈达山,东南是二龙山,附近地势开阔。

建平西胡素台古城

基本呈方形,方向正南北,长、宽均为三百余米。

位于老哈河右岸,当地称“城子里”的一处河川地上。城址东约半里即叶柏寿通往太平庄的公路,西约百米为老哈河支流小河子,北约2公里为半拉山,东北4公里为大黑山,东南1.5公里为荷包山。古城四周平坦开阔,远处群山环抱。

建平扎寨营子古城

略呈长方形,南北长175、东西宽125米。

位于村东北近150米牤牛河西岸称为“土城子”的低洼台地上,南为一季节性小河,西30米即叶柏寿往太平庄公路,四周比较开阔平坦。

朝阳袁台子遗址

现存东西长近400、南北宽约200余米,残存面积约6万平方米。

位于袁台子村北即大凌河南岸的台地上、松岭山脉柏山北麓的山脚,东北有凤凰山,大凌河对岸是东西绵延的青龙山,东边有朝阳至建昌的公路穿过。

朝阳召都巴古城

方形,纵横各三百余米。

位于朝阳西北去的交通要道上,在古代也应是由朝阳出塞的交通要途。

朝阳大庙镇土城子古城

仅南墙保存较完整,城垣残长130余米,其余三面大都夷平。

同上。

朝阳五佛洞古城

 

位于羊山河右岸交通要道,是古今由大凌河南支十二台子河,去往小凌河北支流羊山河谷道的交通重镇之一。

朝阳松树嘴子古城

平面近方形,西南角被河水冲毁,东、南、西、北墙分别存长97、84、75、112米。

位于小凌河支流北岸台地上,北侧是朝阳至锦州公路,附近地势平坦开阔,远处群山环抱。

朝阳黑牛营子古城

仅存纵横一百五十米。

紧靠小凌河左岸。

 

朝阳地区大多数战国秦汉时期的城邑都发现于今大、小凌河、老哈河及其支流近旁,体现了“通川之道”的选址原则;城邑四周虽然多有山地丘陵环抱,但城邑所在地势开阔,现代公路多于城址近旁通过,又表明城址自古便扼守着地区交通要道,体现出“要害之处”的选址要求。此外,城址座落在河流近岸台地或河川地上,既能预防水患的影响,又能利用优越的土壤、水利等条件发展农业生产。

若按照晁错的规划计算,“城间百五十步”应该是在说城邑的规模。秦汉时期“六尺为步”,当时一尺相当于今天23.1厘米,因此,秦汉时期的“步”约相当于今天的1.386米,“百五十步”约相当于今天的207.9米。也就是说,边疆地区的城邑若为方形的话,其边长大约如此。城邑总面积约为43222平方米。如果像有的学者所推测的,“把宫殿、官署、工场、道路等的所占面积算做整个城的一半”,则城内居民住宅面积约为21611平方米。“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似乎表明边疆地区城邑的人口容量不少于千家。如果以1000家计,则汉代边疆城市民户住宅平均面积约为21.61平方米。

晁错的上疏曾经对边疆农业移民的生活有过更为具体的规划。“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若按照“家有一堂二内”的标准判断,则20余平米的城市民户住宅平均面积显然较为局促。看来,晁错上疏中的边疆农业移民生活规划只是一个粗略的设想,不见得反映现实的情况。

若以考古所见朝阳地区战国秦汉时期城邑规模计算,可能会更加接近历史现实。以上表中的西胡素台城址、袁台子遗址、召都巴城址为例。学界普遍认同,三者当为汉代县邑所在。它们的总面积约9万、8万、9万平米。有学者曾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推断汉代城市民户住宅的平均占有面积,认为“若再加上庭院、闾巷等,汉代城市民户住宅的平均占有面积应与战国时相类,约在70~80平方米左右。”若以此为标准,再将上述三个城(遗)址总面积的一半作为城内居民住宅总面积的话,则西胡素台和召都巴城址约可容纳农业移民562~642户,袁台子遗址约可容纳农业移民500~571户。以边长100余米的城邑为例进行计算,其可容纳的农业移民数量则要低得多。比如,以卧佛寺城址、张家营子城址为例。两者分别约可容纳农业移民180~206户、140~160户。这与晁错所言“毋下千家”的城邑农业移民数量相比,或许更接近历史现实。

前面对战国秦汉时期朝阳地区城邑的农业人口容量进行了推测,下面我们据此进一步推测当时城邑周围的可耕地面积。

据《盐铁论·散不足》记载:“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如此,汉代丁男(成年人)口粮合每月3石,每年36石。一个家庭若以5口计算,家庭成员若为3个成年人、2个未成年人的组成结构,将未成年人的粮食需求量减半,则全家一年的粮食需求总量为144石。考虑到汉代的“石”有大、小之分,3小石相当于大石1石8斗,若该144石为小石,换算成大石则为86.4石。有学者曾指出:“作为一个家庭维持生存不仅有粮食的需求,还有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以及自己不能生产物品的购买,如盐、铁制农具、衣物等生活中必须的消费,这一切仍然需要拿出一部分粮食进行交换。”如此,汉代一个典型小农家庭若要保证全家人一年的生存,所需粮食必定要多于86.4大石的底线。这或许对应了《汉书·食货志》之中“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畮,百畮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所描述的小农生活艰辛之现状。

如此看来,《食货志》中的记载当并非虚言,而“农夫五口之家”“能耕者不过百畮”也应该反映着当时普通小农家庭的耕地开垦情况。若以汉代每户小农家庭开垦100亩耕地计算,则朝阳地区诸如西胡素台之类的县邑城址附近可能有三、四百顷的土地被开垦,而诸如张家营子之类的城址(乡邑或军屯性质的壁垒)附近可能有百顷左右的土地被开垦。不过,考虑到边疆地区社会形势、人口素质、生产水平等方面的特殊性,朝阳地区战国秦汉时期城址附近的耕地开垦面积也有可能达不到上述预计。

除了内地农业移民的垦耕(民屯)外,还应提及另一种垦耕方式。汉武帝时,“(韩)安国为材官将军,屯渔阳,捕生口虏,言匈奴远去。即上言方佃作时,请且罢屯。罢屯月余,匈奴大入上谷、渔阳。安国壁乃有七百余人,出与战,安国伤,入壁。匈奴虏掠千余人及畜产去” 。韩安国率领部众“罢屯”“佃作”,因为一时疏于防范,导致“匈奴虏掠千余人及畜产去”的严重后果。如此看来,韩安国所部平日里采取的应该是且屯且垦的方式,即学界常说的所谓“军屯”。渔阳郡紧邻朝阳所在的右北平、辽西两郡地,推想当时的朝阳亦应存在“军屯”现象。上文关于战国秦汉时期朝阳城邑概况的表格中,那些边长仅百余米的城邑,若非县治所辖乡邑,则很有可能属于“军屯”性质的壁垒。例如,修筑在长城线以北150米处、城址长宽各170米的建平县烧锅营子古城址。

大面积农田的耕种离不开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战国秦汉时期,在中原政权经营管理的背景下,朝阳地区的社会生产中业已使用铁器。例如,“袁台子遗址的发掘表明,战国时期遗存H25、J1、J6、J20和DJ2都出有铁器,其中H25出土铁锸一件(H25:1),J1出土铁掐刀一件(J1:10)、铁铲一件(J1:9),J6出土铁器3件,有銎铁铲1件(J6:1)、铁镰1件(J6:2),J20出土铁凿1件(J20:1),2号大窖出土铁䦆4件(DJ2:1~4)。这里出土的铁器绝大多数是铸造,很少是锻造。”在该遗址内还采集到很多铁制生产工具,其中包括凿9件、䦆28件、镰8件、掐刀1件、铲13件、锸3件、锤1件、铧7件等。凌源安杖子古城址内亦发现有不少铁器。战国遗存中出土铁锸1件(西T2③:7)、铁斧1件(中T2③:16)、铁锛10件;西汉遗存中出土铁铲1件(H5:8)、铁锄1件(东T6②:10)、铁斧1件(东T1②:2)、铁凿4件等。此外,建平县扎寨营子古城址也有铁铧出土。以上列举之铁锸、铁镰、铁䦆、铁铧、铁锄等工具,推测应该主要用于农业生产方面。

战国秦汉时期朝阳的农业生产应取得一定成果。在对袁台子遗址西汉遗存进行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发现“粮仓3座,规模较大,容积约33立方米。其中两仓并列,相距约5米,仓底尚残存炭化谷子。按现存容积,每仓可储存谷子约4万斤,3个仓的储存量有十余万斤。其中一个仓还经过两次使用,在原仓基础上修整,并在仓底及壁加木垫和护壁,属于对粮食的防潮措施”。报告执笔者推测“这种较大规模的粮仓应当是官方的储粮设施” 。推想当时这几仓储量巨大的粮食中,应该有产自朝阳本地者。

战国秦汉时期朝阳地区农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地手工业生产水平的进步。前文所举出土于各古城遗址中的铁器,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朝阳地区冶铸业的发展情况。在一些古城遗址或其附近还有与冶铸业相关的发现。例如,安杖子城址西汉遗存之H5

 

位于西T6西2米,坑口开在二层,压在石子路下。坑口呈椭圆形,长2.4、宽1.8、深0.7~1.05米。口大底小,整个灰坑为锅底状。出土遗物与H6相同,多为冶炼作坊清理出来的垃圾。发现有成堆的炉壁碎块,其外表砖红色,里壁青灰色,火候很高。也有铸造镞铤的陶范碎块,但比H6少。坑底还出土1件残断的鼓风管。填土中夹杂有兽骨和锈蚀严重、形状不明的铁工具等。从H5、6两个灰坑出土的遗物分析,西T6探方内的石子路,也可能是专为冶炼铸造作坊铺设的。

 

具体言之,炉壁残块“在灰坑H5、6中出土许多,有的还可以对在一起。火候很高。里为黑色,微发黄;外表红褐色,中间有大气孔。从其残块测出炉口径约为50、壁厚3厘米”。此外,还发现有坩埚、炉箅残块。其中,炉箅根据“薄厚和箅孔的大小分两种。大型炉箅如H5:1,红色,夹砂,箅孔较大,上细下粗,残长14、宽14、厚4、孔径2.4~3.9厘米。小型炉箅如H6:6,青灰色,箅孔较小,上细下粗。残长13、宽12、厚2.5、孔径1.1~2厘米。从大小不同形制的炉箅推断,当时应有大小不同的两种炼炉”。

除了铁制生产工具外,安杖子城址还出土一批铁兵器。如铁戟1件(东T6②:17)、矛1件(H4:107)、剑2件(东T6②:16、西T2②:6)、甲片20件、刀2件(西T2②:14、H4:108)。发掘报告认为:“出土的大量铁镞铤范,说明该城址内还设有常年制造兵器的作坊。”看来,上述各种铁兵器出产于当地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根据安杖子城址的相关考古发现进一步判断,当时这里的冶铸业生产技术和水平是很高的。发掘报告即认为:“从城址出土的齿轮、钻头、锯条和各种铁铸生产工具分析,当时北方的生产技术与中原发展水平大体相一致。出土的铁铸齿轮是最好的证明。齿轮是原始机械的主要部件,是机器运转和动力传导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当时来说,齿轮可谓是先进技术的体现。其形状、大小与河北省武安午汲古城址、下潘汪遗址出土的齿轮形体均相一致。这并非是偶然现象,应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反映。”“城址中出土了多件铸镞铤的陶范以及坩埚、鼓风管、炉箅残块等遗物。这些制造兵器的器具和冶铸设备的发现,证明西汉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冶铸业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各种铁制工具,如锄、锛、锯、斧和先进兵器戟、剑、镞以及甲片等形制均与中原同类器物相仿。”

朝阳松树嘴子城址附近也发现有冶炼遗址。它“位于居住址(包括城址)西北1.5公里的小山顶上,当地俗称‘大北楼’。山顶上发现有许多块大小不等的炼礁,有的泥坯、石头都经高温烧过。”发掘报告“据此认为,这里应当是一处冶炼遗址。”

此外,“袁台子墓地有14座墓出有20件铁器,绝大多数是生产工具,有刀、䦆、锸、镰、凿和铁环、铁带钩等……其中M81出有铁器有铁刀1件(M81:5),为锻制,是该墓群中出土铁器而年代较早的墓,属西汉墓二期,年代相当于西汉文景时期。”发掘报告认为,这“反映辽西地区在西汉时期铁器已经普及”。XM11属于汉墓四期,出土1铜饰件(XM11:4),“发现于5号陶壶肩上,用途不详。该铜器与陕西白鹿原绕城高速公路第32号墓出土的器物(绕M32:15)形制相同,报告称之为‘铜抓手’。”袁台子遗址乃汉代柳城所在,该城是朝阳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根据上述铁器与精美的铜饰件推断,当时柳城的冶铸业也应该是非常发达的。

总之,通过对以上几处遗址内相关出土器物的介绍可见,战国秦汉时期朝阳地区的冶铸业呈现普遍繁荣之势,技术水平与中原内地无甚差别,从而为当地农业的发展、军事武装力量的强大等做出重要贡献。

陶瓦烧造业,是这一时期朝阳地区手工业中又一成就突出的门类。考古工作者在袁台子遗址和腰而营子遗址各发现一座窑址,分别编号为Y1、Y2。

 

Y1位于袁台子遗址东北部,在T105探方内。窑址平面为长方形,火膛在窑室西部,烟道在窑室的东部。窑室的东壁、南壁和窑床被灰坑打破,西壁和火膛被水沟冲毁,残存有火膛、窑床、窑壁、烟道。仅北壁保存较好,存高0.6米,窑室东西长1.9米,北壁与西壁连接处成抹角。残存的窑床较平、坚硬,呈红褐色。窑床面下即原生黄土。圆形火膛与窑床相连,火膛底面低于窑床面0.43米,火膛底部有一层红褐色烧灰土。从窑床面上的陶器残片看,这座窑是烧制生活用具的。

在袁台子遗址东北1公里的腰而营子村发现一座窑场,地表散有大批未烧的瓦坯和大量烧变形的板瓦、筒瓦,还有窑室及堆放废瓦的垃圾沟,出土大量变形板瓦、筒瓦、云纹瓦当等遗物。更重要的是在窑室附近的垃圾沟中,发现有170余片印有“柳”、“城”或“柳城”字戳记的板瓦、筒瓦。还发现了刻“柳”、“城”字及拍印瓦纹的陶拍。这说明,有“柳”、“城”二字的瓦是此窑址烧制。从字体看,柳城戳记有篆书、隶书两种,规格不一,有6×4平方厘米和3.5×3平方厘米两种,表明陶拍也是多种多样的。

Y2  位于腰而营子村西北大凌河右岸的断崖上。窑室平面呈马蹄形,长径3.2、短径3米,窑床距地表深1.8米,开口距地表深度不详,窑室北壁残留最高处距地表0.6米。窑室表面抹3厘米厚的草拌泥,东壁和西壁用方砖砌成,残留9层。火膛在窑室北侧,平面呈梯形,南侧是火膛和窑室相接,四壁皆用灰砖砌成。窑床面坚硬,呈灰褐色,床面上残留大量瓦砾。火膛内有少量木炭和大量烧灰。

在Y2北4米处有一个黄泥坑,直径1.2、深0.8米。坑的西侧有些板瓦坯残块,坯上印有绳纹。在黄泥坑与窑之间有残瓦堆积,瓦堆中出土印有“柳”或“柳城”字样的瓦片几十块。在黄泥坑附近,还发现刻有阴文“柳王城”字迹和带各种纹饰的陶拍。在窑东北约20米处,有一道东西向的黑土沟,沟内堆积大量的残瓦、瓦坯和烧变形的瓦,此处可能是当时的垃圾沟。

 

根据发掘报告可知,两处窑址均属于“第二期遗存”,即西汉时期遗存。Y1“烧制生活用具”,Y2周围发现大量带戳记的板瓦、筒瓦和瓦当残片,表明其主要烧制官用建筑材料。如此看来,汉代柳城地区的陶瓦烧造业已经按照烧造物用途的不同进行了明确的分工,体现出相关的规划管理工作的进步。

前文曾介绍辽宁发现的“战国陶铭四种”,分别为辽阳三道壕“……王氏”铭陶片、朝阳袁台子“酉城都王氏”铭陶壶2件、建平水泉“阳安都王氏”铭陶片1件、喀左兴隆庄“白庚都王氏”铭陶壶1件。据研究:

 

“王氏”的“王”字应指燕王。“王氏”意犹“王室”、“王庭”。……应该是一种由地方管理而用朝廷名义分散设置的机构。即管理制陶业的中央驻在机构。……“××都王氏”是燕国北方地区一般的陶铭定式……反映了王室对北方陶业生产的管理情况。

 

若此判断不误,则表明官方部门对朝阳地区陶瓦烧造业规划管理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战国

从考古发现的文化遗物来看,战国秦汉时期朝阳的陶瓦烧造业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考古工作者于1981年对袁台子附近王坟山上的一座墓葬进行了发掘,编号为81WM29。该墓出土遗物中包括2件形制大体相同的陶量器。

 

标本81WM29:1,泥质灰陶。大口平沿,直束颈,鼓腹,平底。颈和上腹饰凸弦纹,腹下半部和底饰细绳纹,肩部横排并列3个乳凸,颈内壁贴一竖向泥条。肩上的铭文是在未烧制前用玺印钤于陶胎上,字痕凹下。长方形边框,长6、宽1.5厘米。框内的文字为“酉城都王伏(司)”6字。口径19.5、最大腹径24、底径13、高25.5厘米。

标本81WM29:2,形制与前者同,肩上亦有长方形边框,长6、宽1.6厘米,框内的铭文为“酉城都王伏(司)”6字。两件铭文不是出于同一个戳印。口径19.5、最大腹径24、底径13、高25.5厘米。

 

报告认为“此二器当是量器,可称作‘酉城陶量’”,并做了相关实测,“二陶量经填充小米测量(由器底至颈部标线下端),测得容积皆为5500毫升。”从这两件形制基本一致、容积完全相同的所谓“酉城陶量”来看,当时朝阳地区的陶瓦烧造业可以达到标准化的生产要求。

 

 

 

2-6  袁台子墓地出土陶量器(81WM29:1)

 

技术精湛、构思巧妙是朝阳地区陶瓦烧造业的又一个突出特点。例如,袁台子戊类墓一期,随葬“器物组合为鼎、豆、壶、盘、匜,还有罐形鼎和泥质陶罐。鼎、豆、壶等器物盖的捉手极具燕文化的特点,为鸟(燕)形,也有角形,壶的盖上为卧兽纽”。据说,“一期墓相当战国中期偏早,年代约当公元前5世纪末至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东区M1为例具体说明。该墓随葬器物有鼎、豆、壶、盘、匜等14件陶器和玉石饰件等。陶器皆为泥质灰陶,其中:

 

三鸟捉手盖鼎  2件。纹饰、大小略有不同。标本M1:12,子口,方折平唇,半球状深腹,长方耳外斜,有方形穿孔,三足矮粗,足跟作兽蹄状。覆钵形盖,圆唇,盖顶立3只鸟。腹部刻划连续三角形,间以圈内点纹,三角形内填3行锯齿纹,下腹2道凸弦纹。口径14、腹径14.4、通高22厘米。

三兽纽盖壶  2件。形制大体相同。标本M1:5,侈口,方唇,内弧颈,溜肩,鼓腹,圜底,圈足,上腹2个对称铺首。颈下至下腹满饰花纹带5组,刻划弦纹为间隔,由上至下依次为竖向锯齿纹、连续三角纹(内填锯齿纹)、菱格形(内填反向S纹)和三角纹(内填锯齿纹)、连续倒三角纹(内填锯齿纹)。下腹部为兽、鱼、犬树纹。器盖为圜底钵形,子口,盖顶站3兽。壶身轮制,铺首、兽纽均为手制。口径12.8、底径13、通高34厘米。

 

 

2-7 袁台子墓地出土陶鼎(M1:12)

 

战国秦汉时期朝阳地区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同时,朝阳地区南通中原内地、北往塞外民族地区的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也为当地商贸活动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史记·货殖列传》有言:“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朝阳所处的右北平、辽西两郡便位于所谓“上谷至辽东”的地域范围内。

司马迁不仅介绍该地域的地理与人口概况、民族关系和民俗民风,还以更多的笔墨描述了当地的社会经济情况,其中包括代表性物产 “鱼盐枣栗”,还包括与北部边境之外的“乌桓、夫余”、东部边境之外的“秽貉、朝鲜、真番”等民族的商贸关系。此外,“上谷至辽东”以南为燕地中心区(“都会”区),又可进一步“南通齐、赵”,同时还具备“边胡”的地利,因而能够为中原内地与东北民族地区的经济往来搭建桥梁。实际上,以上内容均体现出朝阳在区域商贸活动中的交通地理与经济地理优势。“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主要借助辽西古廊道高效的交通道路,包括“卢龙—平刚”道、“白狼水—渝水”谷道和辽西“并海道”,朝阳在促进中原内地与东北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朝阳地区自身的经贸优势除了体现在区位交通方面,还很可能体现在“有鱼盐枣栗之饶”上。《货殖列传》曾提及所谓“素封”,即“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这些“农工商贾”的“庶民”可凭借个人所拥有的特色经济资源达到“与千户侯等”的效果,其中一项特色经济资源便是“燕、秦千树栗”。此外,相比于内地传统农耕社会,朝阳具有较为发达的畜牧业资源,这是其又一个突出的经贸优势。《货殖列传》将全国分为四个经济大区,其中“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 。有学者认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形式或以牧业为主,或是半农半牧。龙门、碣石以北的东部,自‘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大体上是半农半牧区。”如此看来,朝阳无疑属于该大区。较为丰富的畜牧业产品是其与中原内地进行商贸活动的重要资源。

以上是从宏观上阐述战国秦汉时期朝阳地区的商业发展情况,而借助考古成果,我们能够对其有更加具体的认知。在对凌源安杖子古城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共获得战国钱币总计250枚,其中包括丘贝布1枚、为齐国钱,平阳布4枚,晋阳布1枚、为赵国铸币,安阳布7枚、赵国钱,襄平布57枚,阴平布8枚,益昌布1枚,明刀钱20枚,明化钱1枚,一化钱150枚。发掘报告认为:“燕国铸造的圜钱有‘一化’、‘明化’和‘明四’,安杖子遗址只发现前两种。从发现的布币看,燕国与齐、赵两国有着较为密切的经济联系。”这恰好从考古学上印证了《货殖列传》中“南通齐、赵”的话语。襄平布的发现也值得关注。襄平为燕国所设辽东郡郡治,秦汉时期一直延续着其辽东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安杖子古城址发现57枚襄平布,表明在中原政权控制之下,朝阳所在的辽西地区与襄平所处的辽东地区之间同样“有着较为密切的经济联系”。这也突显出朝阳所在辽西走廊的重要的历史地位。此外,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11月,安杖子一村民在古城址以北30米处发现一枚圆形金饼,直径63、厚约4~5毫米,重236.1克,正面边轮往里处刻有字样、符号。据记载:“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实际上,黄金与铜钱很可能发挥着不同的经济职能。有学者认为:“黄金是贵重金属,在我国,至迟在战国时期,就初步具有了价值尺度和交换手段、支付手段的职能。但是,与当时流通的铜质货币相比,其贮藏职能体现得更充分。”具有“贮藏职能”的汉代金饼的发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朝阳地区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情况。

“南通齐、赵”,东连辽东,“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的区位经济优势背景下,朝阳地区很可能在战国时期既已形成了自身的经济中心。有学者认为,燕国曾存在一种称为“阳安”布的货币。“据解放以来的考古发现,此布在辽南的辽阳、盖县,辽西的朝阳、锦州地区和辽东、辽北地区都有出土。且此布与襄平、平阴布共存,并每每占有一定数量,这不是偶然的。可以说,这三种布钱的出土地区主要在历史上燕国的辽西、辽东两郡”。联系到前文提及的“阳安都王伏”陶铭,进而认为“阳安应在陶片出土地不远,即不离建平一带,是可以肯定的。李庆发同志言,现水泉之西南约十八里处保存着一处战国城址,方圆约五百余米,地面分布有战国时期陶片等遗物。疑此城或即阳安都之所在。阳安可以铸钱,其必是辽西的一个重要城镇”。如此看来,上文所言安杖子发现的7枚所谓“安阳布”,很可能应改称“阳安”布。“阳安”一称,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汉书·地理志》与《续汉书·郡国志》所载辽西郡辖有之“阳乐”县。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示,“阳乐”县在秦、东汉时期为辽西郡郡治所在 “阳安”与“阳乐”是何关系?徐先生曾说:“‘阳安’与‘阳乐’如姊妹称,或是同时建置的两个都邑,或‘阳乐’系即‘阳安’之名迁地改作,皆已无考。……或系汉代因汝南既有阳安,为免重名致淆,而废辽西阳安之称,亦未可知。然亦已无考。”如果“‘阳乐’系即‘阳安’之名迁地改作”,则说明秦、东汉时期的辽西政治中心早已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并且兼具本地区经济中心的双重地位。

墓葬中出土的钱币亦能从侧面反映当时的商贸情况。《礼记·中庸》曰:“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汉代人也多有类似的言论。如,汉哀帝曾说:“孝子事亡如事存。”陈蕃也曾说:“古人立节,事亡如存。”蔡邕也有“天子事亡如事存”的言语。所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正是战国秦汉时期典型的丧葬观念的高度概括与准确反映。在这一时期朝阳地区墓葬当中,发现有不少随葬货币的情况。仅以1979年发掘的袁台子墓葬为例:在属于西汉时期墓葬的辛类墓之中,M16、M71、M97各出土半两钱1枚,M128出土半两钱7枚,M32出土五铢钱1枚,XM1出土五铢钱10枚,XM3出土五铢钱16枚,XM6出土五铢钱10枚,XM7出土五铢钱15枚,XM10出土五铢钱13枚,XM11出土五铢钱37枚,XM12出土五铢钱28枚,79徐M1出土五铢钱2枚。依照“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丧葬观念推测,墓主人生前在包括柳城在内的今朝阳地区所从事的社会活动中,应当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以货币为媒介的商贸行为。而以上所举出土货币数量较多的墓葬大多属于西汉中晚期,如XM1、XM3、XM7、XM10、XM11、XM12,这很可能表明随着朝阳地区民族关系、社会态势的渐趋稳定,人们的货币拥有量与使用量有所增加,当地的商贸活动取得了不小的发展。

二、战国秦汉时期朝阳的文化

战国秦汉时期的朝阳社会呈现出以民族关系为主体发展线索的特点,燕、秦、汉各代中原政权与东胡、匈奴、乌桓、鲜卑等民族既有冲突战争又有和平交往。在这一相对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原农耕文化大举进入朝阳地区并曾一度取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而北方各游牧民族文化也并未完全退出朝阳地区,他们在与中原农耕文化的碰撞融合中,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自身的文化特质,随着东汉时期朝阳民族与社会形势的再度变化,游牧民族文化也再次得以发展繁荣。

中原农耕文化,以一家一户的小农家庭为社会基本单位,这些家庭实行以农业为主、兼营家庭副业而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并且通过一定的组织管理模式而构成一个联系紧密、层级分明的社会关系网络,小农家庭通过上缴赋税和服役为封建国家与各级政府的运转提供必要动力,而封建国家与各级政府则通过制定各项制度、实行各种政策来保障社会稳定,确保小农家庭生存与发展的必要环境。

战国秦汉时期,伴随着中原政权对朝阳地区的全面掌控,特别是郡县制的推行与大一统的完成,中原农耕文化开始大规模涌入。人是文化的载体,内地农业移民的大量到来势必加大朝阳地区中原农耕文化的比重。汉文帝时,晁错在上疏中曾经具体规划出边疆农业移民的生活模式。

 

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

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候: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故卒伍成于内,则军正定于外。服习以成,勿令迁徙,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以相识;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前死不还踵矣。所徙之民非壮有材力,但费衣粮,不可用也;虽有材力,不得良吏,犹亡功也。

 

“营邑立城,制里割宅”,说明内地移民过着定居生活;“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表明内地移民以小家庭为基本生活单位;“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种树畜长”意味着内地移民以农业为主、兼营副业的生产劳作模式;而“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坟墓相从”,则明确显示出内地移民之间较为系统完善的社会组织体系。

“伍”、“里”、“连”、“邑”的层级组织体系体现出较为浓重的军事管理色彩;“伍长”、“假士”、“假五百”、“假候”皆应具备相对突出的军事技能与才干;这些“边县”之民由于“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因而具备了较强的战斗力,“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以相识;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卒伍成于内”、“军正定于外”表明内地移民除了成为农业居民之外,还必须具备另外一种身份,即有着严格的军事组织与训练的非职业化军人。总之,晁错的上疏为人们勾勒出汉代之前(“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古之制边县以备敌”)边疆地区众多移民亦农亦兵的社会身份与生产生活情状。

朝阳地区丰富的考古成果证明,战国秦汉时期这里的农耕文化确实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前文曾言及战国秦汉时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丧葬观念,杨树达先生在《汉代婚丧礼俗考》一书中总结说:“要之,凡生人所用之器,无不可为丛葬之器云。”也就是说,从墓葬中的随葬品数量、种类与搭配等方面,我们完全能够推测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状况和墓主人生活的那个时代、地区的社会文化风貌。

1979年发掘的朝阳袁台子墓葬当中,年代属于战国中、晚期的戊类墓葬共有19座。例如,M1随葬陶器14件,包括三鸟捉手盖鼎2件、罐形鼎2件、浅盘高把豆2件、三鸟捉手盖高把豆2件、单鸟捉手盖高把小口罐2件、三兽纽盖壶2件、三足盘1件、陶匜1件;M11随葬陶器13件,包括陶鼎1件、罐形陶鼎1件、浅盘高把陶豆2件、喇叭捉手盖高把陶豆2件、单纽捉手盖高把小口陶罐2件、凸纽捉手盖陶壶2件、三足陶盘1件、陶匜1件、小陶罐1件;XM25随葬陶器7件,包括三鸟捉手盖陶鼎1件、浅盘高把陶豆1件、三长角捉手盖高把陶豆1件、单鸟捉手盖高把小口陶罐1件、三长角捉手盖陶壶1件、陶匜1件、小陶罐1件。发掘报告总结说:“戊类墓系棺椁墓,随葬器物有鼎、豆、壶、盘、匜组合陶器,墓主人不是一般平民,但未见铜礼器,故可能属士大夫一类。”“鼎、豆、壶、盘、匜”的随葬品“组合陶器”,明显体现出中原传统丧葬礼制的特征,发掘报告“故可能属士大夫一类”的推测,应该亦源于此。如此看来,朝阳地区很可能在“秦开却胡”之前便有中原农耕文化的涌入。

西汉时期,在国家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边疆移民开发背景下,朝阳地区的中原农耕文化面貌更加浓重。考古工作者于1960年在喀左县三台子乡发现6座西汉墓葬。其中,1号墓随葬陶壶3件,2号墓随葬陶瓮3件、铜锅1个,3号墓随葬陶盖鼎3件、陶盖盒8件,鼎内有小猪骨、盒内盛谷子,4号墓随葬陶盖壶、盒各1件,5号墓随葬陶鼎2件、陶盒4件,鼎内存放鸡骨,6号墓随葬特制小型陶明器(包括壶2件、豆6件、盘6件)和石制明钱60余枚。发掘报告认为,上述出土陶器“与辽阳鹅房西汉墓所出彩绘陶器稍有不同,近于中原作风。”1979年发掘的袁台子汉代墓葬中,常见以铁器和猪作为随葬品的现象。例如,东M1、东M45各出土猪头骨1个,东M38出土铁镰1件,东M59、东M71各出土铁臿1件,东M81出土铁镰1件和猪骨,东M98出土猪骨,东M117、西M11各出土铁䦆1件,西M5出土猪骨,西M7出土铁凿1件,西M12出土铁䦆1件和铁锛1件。对于中原农耕文化而言,铁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莽时期的诏书中便有“铁,田农之本”的话语。上述袁台子墓葬中出土的诸多铁器,尤其是铁镰、铁臿等,显然与农业生产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朝阳地区的农耕社会面貌。

猪、鸡等家禽的饲养,虽然属于小农家庭副业生产的内容,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耕社会的全貌。汉宣帝时人龚遂曾出任渤海郡太守,据记载,“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春夏不得不趋田亩,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蔆芡。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积,吏民皆富实。狱讼止息。”另一位循吏黄霸于汉宣帝时出任颍川太守,“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榖马。……鳏寡孤独有死无以葬者,乡部书言,霸具为区处,某所大木可以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龚遂、黄霸二人皆因为致力于稳定、和谐的农耕社会的构建,而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并且位列《循吏传》以垂范后世。所谓“家二母彘、五鸡”和“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都是典型的农耕社会模式的必要组成部分,而“某亭猪子可以祭”也反映了农耕社会“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丧葬观念。上述朝阳地区墓葬内出土的与猪、鸡有关的随葬品,从一方面表明当地社会应该是以诸如渤海郡、颍川郡等典型的农耕文化地区为范本而加以建设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朝阳地区的农耕文化面貌并非与内地完全相同,而是兼具自身特色。这主要由当地的民族关系、社会环境所决定。据记载,“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另有,“县在边垂,旧制,令户一人具弓弩以备不虞,不得行来。”朝阳地处边疆,民族形势复杂多变,“数被寇”的社会环境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当地民众“雕捍少虑”的性格特点,而依照国家的相关制度规定,边疆地区的民户可以私人持有弓弩之类的武器,这又进一步加深了当地民众尚武的风俗。

晁错的上疏曾建议在边疆地区建立带有军事管理色彩的社会组织,而内地移民也要成为接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非职业化军人。《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仪》曰:“尉、游徼、亭长皆习设备五兵。五兵:弓弩,戟,楯,刀剑,甲铠。鼓吏赤幘行縢,带剑佩刀,持楯被甲,设矛戟,习射。”这应该介绍的是各地的一般情况。而从晁错上疏中“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等内容判断,包括朝阳地区在内的边疆社会民众应“皆习设备五兵”,而不仅限于《汉官仪》所谓的“尉、游徼、亭长”和“鼓吏”。

朝阳地区战国秦汉时期墓葬的随葬品中,也有反映当地民众“雕捍少虑”、尚武风俗的文化遗物。1979年发掘的袁台子墓葬中,属于辛类四期的M10出土铜环首铁刀1件,属于戊类二期的M11出有骨镞,属于辛类的M21、M130各出土铁刀1件,属于辛类二期的M81出土铁刀1件,属于辛类四期的XM11出土铁刀1件。以M10出土的铜环首铁刀为例:

 

刀首为扁圆形铜环,末端内卷。即铜环首之下锻打一段长2.3厘米的铜楔,插接在铁刀的銎内。刀身锻制,刀背直而厚,双面刃,锈蚀严重。刀身残存木痕,当有木质刀鞘。通长21、刀身宽2.4、铜环首宽5.3厘米。

 

游牧文化。在中原势力进入之前,朝阳地区原本为东胡游牧族团的活动场所。“秦开却胡”之后,虽然紧接着就有燕国大批内地移民的到来,但是游牧族原住民却并未尽数离开。

有学者研究战国时期燕地墓葬陶器中的非燕文化因素,其中,朝阳被划为专区之一。该研究叙述说:“喀左县眉眼沟M1的年代相当于战国晚期,出有燕式陶鼎、盖豆、壶、盘,以及属于非燕文化因素的泥质灰陶罐形鬲和三足罐。喀左县园林处墓陶器组合为鼎、盆、肩双耳壶、外叠唇罐,其中鼎和盆为燕式陶器,泥质灰陶的肩双耳壶和夹砂灰陶的外叠唇罐均系非燕文化因素。朝阳市袁台子墓地未见正式报告,据介绍,‘袁台子出鼎、豆、壶的第二期当在战国中期,第一期则可能到战国早期’。从已发表的一件属于第二期的盖豆看,其年代不晚于战国中期早段。袁台子墓地出土的‘外叠唇手制罐’属于非燕文化因素。”进而认为其与燕国扩张有关,外围地区的燕民中存在其他民族,这些墓葬可能是其他民族的遗存。具体而言,喀左园林处墓葬中“非燕文化因素占有相当比例,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民族习俗,墓主可能是正在融入燕民的其他民族”;朝阳袁台子“燕墓与非燕墓共处同一墓地。这表明,在燕国行政管辖下的非燕居民仍然保持着自身的民族意识和习俗”;而在喀左黄家店土城子甚至“还存在着以非燕文化因素为主的战国墓葬” 。也有学者根据辽西区战国燕文化遗存中少量非燕文化因素推论,燕国北击东胡后并未将这里的原住居民驱赶殆尽

既然“在燕国行政管辖下的非燕居民仍然保持着自身的民族意识和习俗”,有些地区甚至“还存在着以非燕文化因素为主的战国墓葬”,故而可以推断这种“非燕文化因素”并不仅仅体现在战国时期燕地墓葬陶器中,还应该体现在这些所谓的“原住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史书中记载了东胡后裔乌桓人的社会生活与风俗习惯,据说:

 

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贵少而贱老,其性悍塞。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报故也。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无世业相继。邑落各有小帅,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为信,虽无文字,而部众不敢违犯。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其嫁娶则先略女通情,或半岁百日,然后送牛马羊畜,以为聘币。婿随妻还家,妻家无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一二年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皆为办。其俗妻后母,报寡嫂,死则归其故夫。计谋从用妇人,唯斗战之事乃自决之。父子男女相对踞蹲。以髡头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着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帼步摇。妇人能刺韦作文绣,织氀毼。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其土地宜禾祭及东墙。东墙似蓬草,实如禾祭子,至十月而熟。见鸟兽孕乳,以别四节。

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毕皆烧之。其约法:违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贼杀者,令部落自相报,不止,诣大人告之,听出马牛羊以赎死。其自杀父兄则无罪。若亡畔为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于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丁令西南,乌孙东北焉。

乌桓自为冒顿所破,众遂孤弱,常臣伏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辄没其妻子。

 

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送牛马羊畜,以为聘币”、“祠用牛羊”、“出马牛羊以赎死”、“岁输牛马羊皮”等记载表明,游牧是乌桓人主要的生产生活形态,畜产在日常生活、婚姻、祭祀、约法、外交等方面均扮演着重要角色。推想乌桓的先祖东胡人亦当如此。留居朝阳的这些游牧族“原住居民”继续从事其所熟悉的“畜牧营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如此,中原政权治理下的朝阳地区便出现了农耕与畜牧共同发展的情况。这或许便是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记载“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和“燕、代田畜而事蚕”的一个缘由,也是后世史家判定这里属于半农半牧地区的一个根据。

值得注意的是,在1979年发掘的袁台子墓葬中,位于B2区东南部的M39可能与东胡族有关。该墓为土坑竖穴墓,无棺有椁,骨架保存较好,头东足西,仰身直肢,男性,随葬品中有狗头3个,估计可能将狗头置于椁盖。该墓被列入丙类墓,即属于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墓葬,恰与东胡在朝阳地区活动的时间相吻合。“头东足西”是否与乌桓(东胡)人“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的生活习俗有关?而随葬狗头又是否与乌桓(东胡)人“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的丧葬文化有关?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不同的是,墓葬中的狗头被保存下来,这与“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的记载有所出入。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M56与M39的情况十分类似。该墓位于B2区东南角,西距M39约1米,东西向,也属于丙类墓,土坑竖穴墓,墓棺严重腐朽,人骨亦严重腐朽,仅有头和腿骨,头东足西,仰身直肢,在距地表2.3米深、墓圹的东南角,有3个狗头骨。此外,M2位于A1区西北部,属于丙类墓,土坑竖穴墓,木棺、木椁均为长方形,仰身直肢葬,在头顶椁外出土狗头骨和猪头骨各一个。M52,位于C4区西边中部,属于汉墓一期,土坑竖穴墓,葬具有木棺、椁,墓主头东足西,单人仰身直肢葬。M61,位于D4区西北角,属于丙类墓,土坑竖穴墓,葬具有木棺、木椁,墓主头东足西,仰身直肢。M79,位于B4区中部,土坑竖穴墓,葬具无棺、椁,头东足西,仰身直肢,男性,无随葬器物,年代存疑。XM15,在公路西三队小岗梁地的南部,属于汉墓,土坑竖穴墓,葬具有木棺,人骨腐朽,头东足西,单人仰身直肢葬,随葬器物有铜带钩和铜环各一个。以上这些墓葬的突出特征,或许还不足以证明其必定与东胡人及其后裔有关,但无论如何,头东足西的墓主人安葬方式和随葬狗头的丧葬观念,是从事民族史、社会文化史等领域研究的学者所不应忽视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朝阳袁台子及其附近发现的众多古代墓葬中,有几座墓被考古工作者判断为“有可能是乌桓人的墓葬”。

 

 M23,位于A2区南边,属于东汉墓。方形土坑石室墓,墓圹东、北、 西三面由石块平卧砌成石壁,宽0.4米,高1.6米;南面立不规则的石板,形成石室。墓底铺石板,东边有宽0.4米宽的高台,高出墓底0.1米,台上放置随葬器物。南面当是门道。葬具有两具木棺,间隔0.2米,并列在墓室西半部,已腐朽,长2.2、宽0.6米。皆为头北足南,单人仰身直肢葬,男西女东,为夫妻合葬墓。随葬器物有11件陶器,包括陶樽1件、侈口陶罐1件、外突唇陶罐1件、陶壶1件、深腹陶盆1件、矮直领陶罐1件、小口陶罐1件、卷沿陶盆1件、侈口陶盆1件、陶钵1件、陶罐1件,皆出在墓底东边的高台上;还有铁1件,昭宣五铢钱16枚。

M48,位于C4区西南部,属于东汉墓,土坑竖穴墓,墓底中间有一道熟土隔墙,分为东、西两室。东、南、西三面有熟土二层台,高0.5米。墓底东西并列两木棺,已朽成木灰。东、西两棺各有一具尸骨,皆腐朽,尚能看出皆头南足北,单人仰身直肢葬,男西女东。随葬器物置于棺内头前。西棺内有陶器3件、铜器1件、半两钱18枚、漆器残片,头骨前部出土牛腿骨2根;东棺内有陶器2件,罐中有零散的猪骨和牛骨。

85徐M1,在徐台子村东约40米处,石片平卧迭砌而成。墓室方形,边长2.8米。墓底以石片铺成,距地表2.15米,无棺床。骨架为一成年男性,置于墓室西侧,头北足南,仰身直肢。骨架下压有5.5厘米厚的棺板痕迹,其下是厚2-3厘米的白灰。除南壁被破坏无法观察外,其他三壁见有镶嵌木板痕迹,高度可达到距墓底1.15米处。据此分析,原葬具似为一棺一椁,木椁即镶在四周石壁上。随葬品共17件:玛瑙珠1个;铜钱6枚,正面铸“小泉直一”四字篆文;陶器10件,均为泥质灰陶,轮制痕迹明显,9件置于墓室东侧,南北向分两行排列,均已破碎,似为墓顶坍塌重压所致,罐口上均用石片盖压,这种“石盖”皆经简单凿琢成圆形,直径12-24、厚1.5-3厘米,石质与墓壁石片同,另有陶盆1件,应是放在木棺上的,是一种葬俗的反映。

 

十二台营子汉墓发掘报告执笔者认为:“象腰而营子砖厂85M1墓底及墓顶均铺一层卵石,徐台子以石片垒砌墓室这样的结构还极少见,棺上置放器物,陶罐口盖以石片,这种葬俗在其它汉墓中也是不曾见过的,它丰富了我们对朝阳境内汉墓的认识。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揭示不同葬俗所反映的历史文化背景是今后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

《朝阳袁台子——战国西汉遗址和西周至十六国时期墓葬》一书第四章《墓葬综合研究》将上述几个墓葬归为壬类墓(东汉乌桓墓),并分析说:

 

壬类墓特点是殉葬有牛骨或猪骨,墓圹内有熟土二层台,随葬的陶壶为大口平沿壶,陶壶的纹饰主要是暗纹,陶罐下腹至底部拍印绳纹,并有抹平。此外还随葬骨弓弭和骨镞。

M48出的大口陶盂和敞口罐形制特殊,特点是大敞口。这类敞口陶器在建昌东大杖子的短铤曲刃剑墓中有出土,更晚的三燕鲜卑墓中也有出土。

M23的墓室结构为方形石室棺、椁墓,与徐台子85年1号墓(85徐M1)相同,两墓出的小直领外凸唇罐相同。徐台子85徐M1出有“小泉直一”的王莽钱,23号墓(M23)和徐台子85徐M1的年代可到东汉时期。但这几座墓不见东汉墓常见的陶灶一类的陶明器,有别于东汉墓。朝阳地区在东汉时期为乌桓人所占据,这几座墓有可能是乌桓人的墓葬。

 

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喀左县城东南约12.5公里的老爷庙村发掘一座石室墓。据说:

 

墓系以黄白色砂岩质的石板和石条构筑的长方形双室墓,平面呈‘Ⅲ’形,墓向北偏西30度。封顶石为8块长1.10~1.30、宽0.5~0.8米的厚大石板,呈南北向两排并列,每排4块,下以不规则的小石片铺底,墓底距地表2米。墓室周壁以较规则的长方形石板竖砌而成,高1.4米,厚0.18~0.26米。在东、西两壁之间又以石条砌筑一道0.4米左右厚的隔墙,将墓室分为东、西两室。隔墙石条共四层,除上面一层外,每块石条间都留有一定距离,形成长方孔,其长宽分别在0.33~0.37、0.12~0.2米之间。在隔墙北部则留有一较大狭长方孔,似为沟通东西两室的小侧门,高1.05、宽0.28~0.32米。全墓长2.9、宽2.32~2.4米,其中东室南宽0.64、北宽0.8米,西室则南北大致同宽0.8米。

 

除了墓室建材用料和构造外,还有其他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墓内西室淤土中尚存少量木屑,但无棺钉发现。人骨已散乱不全,葬式不详。但从下颌骨和下肢骨等的相对位置来看,原葬应为头北足南。”随葬器物“共4件,均破损,但可复原。其摆放位置为:西室2件,分置于人架的头足两端;东室2件,位于东北隅,其中1件为器座,套装在陶瓮底部”。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陶罐2件,85KLM1:3,泥质灰陶,口微侈。短领,沿面内斜至口缘处出棱,广肩、鼓腹、平底。肩部两道弦纹之间加饰水波状纹,腹下至底部饰篮纹。口径16.3、腹径30.5、高25.8厘米。另一罐与前者大致相同”。

据此,发掘报告认为:“老爷庙石室墓虽规模不大,遗物也较少,但就其结构和器物而言,目前在朝阳地区尚属一个较为特殊的墓例。……在结构上,以规则的石板、石条构筑墓室的墓例并非少见,但中隔带有长方孔和小侧门的石墙的现象则不多见。这种隔墙除了具有支撑封顶石的作用之外,是否还代表了一种具有地方特点的新的建构形式?……小侧门的出现则可能是出于一种葬俗上的考虑了,它可以使被分隔的两室相互贯通。……尤其水波纹与蓝纹同施一器的现象更值得注意。一般认为,水波纹是朝阳地区魏晋陶器上常见的特征纹饰之一,而蓝纹则是一种相对原始的纹饰,这种时代风格不同的纹饰出现在同一器表上,似乎向我们暗示出以下两种可能:其一,某一保持蓝纹文化传统的部族吸收了较先进的具有水波纹的文化因素;其二,这一部族首先较早地创造了一种为后世所继承和发展下来的水波纹。”最后,发掘报告认为该墓“大体为东汉晚期的遗存”。将该墓与上述“有可能是乌桓人的墓葬”加以比较,可以发现,它们均有以石材构筑墓室的特点,而且墓葬年代同为东汉时期、埋葬地点亦相距不远。如果相关“有可能是乌桓人的墓葬”的判断正确的话,则老爷庙石室墓的文化性质亦当与之相同或相近。

进而言之,如果袁台子M39、M56等墓主人“头东足西”、随葬狗头的墓葬确与春秋战国时期的东胡人有关,那么,在相近地点发现的距此三、四百年时间的其后裔乌桓人的墓葬,则与之在墓室建构、墓主人头向、随葬品等方面存在十分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东胡及其后裔乌桓在民族发展过程中,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社会文化的演变?考古发现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与相关的文献记载印证,抑或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纠正文献记载的错误?

有学者曾经研究汉代匈奴、鲜卑遗迹的区别,认为:

 

匈奴墓葬……器形以罐为主,均为轮制,可分为泥质褐陶和泥质灰陶两种。器形也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小口鼓腹罐,多为泥质灰陶,器表多素面磨光或饰以弦纹、弦纹加细绳纹、暗纹等;另一种是小口细颈直腹罐,多为泥质褐陶,肩部多饰以曲线波折纹或两条弦纹中间加一曲线波折纹,个别的在两道弦纹中间加三条曲线波折纹。这种肩部饰曲线波折纹的陶罐是汉代匈奴陶器中很有代表性的器类。

鲜卑墓葬早期流行丛葬制……东汉时期鲜卑葬俗略有变化,多数为单人葬,但仍有合葬墓及保留多人葬的遗风。……这显然是汉代鲜卑葬俗的一个显著特点。……大部分匈奴普通墓葬为土坑竖穴墓,死者仰身直肢,头向北……匈奴墓葬多为单人葬……异穴合葬及多人葬的现象在匈奴墓中从未发现。

 

东胡被匈奴击破后,主要分为乌桓与鲜卑两大族团。其中,乌桓与匈奴的接触较为密切,处于匈奴的压迫与奴役之下,“常臣伏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辄没其妻子”。民族之间的长期交往势必影响各自的社会文化与风俗。其中,汉代匈奴陶器的代表性器类——“肩部多饰以曲线波折纹或两条弦纹中间加一曲线波折纹”的陶罐,这类制法、质地较好的器物有可能被乌桓人引入自己的社会生活体系之中。前文所述老爷庙石室墓出土的“肩部两道弦纹之间加饰水波状纹,腹下至底部饰篮纹”的陶罐便可能反映类似的情况。所谓“曲线波折纹”与“水波状纹”之间很可能具有密切关系,甚至有可能即指同一类纹饰。东汉时期的鲜卑墓葬“仍有合葬墓及保留多人葬的遗风”,这又与前文所述袁台子M23、M48双人合葬墓和老爷庙长方形双石室墓相类。乌桓、鲜卑同为东胡后裔,推想其社会风俗文化应有相同或相近之处。此外,上述“有可能是乌桓人的墓葬”的几座石室墓,其建筑用材与构造特点与更早以前东北地区、蒙古草原一带流行的所谓“积石冢”文化之间是否有着某种关联,也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下面回到《后汉书》和《三国志》注释有关乌桓民族的记述中来。通过前文列举的大段文字,史家为我们介绍了该民族的一些概况,如社会经济、风俗文化等等。不过,这还远不足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具体地去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近年,王明珂先生大作《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一书面世,其中的第五章专门讨论《森林草原游牧的乌桓与鲜卑》。王先生结合传世文献,充分利用地理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多维度的研究方法,竭力为世人廓清了汉代乌桓、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的社会历史与文化风貌。

乌桓、鲜卑活动的区域地理环境“与匈奴的草原、半荒漠草原及羌人的高原、河谷有相当差别”,“乌桓、鲜卑出现于中国文献记载的时代,他们主要是活动在西辽河流域森林草原游牧人群——北起西辽河北岸巴林左旗,南到汉长城外,西起大兴安岭南段、七老图山,东至辽源。在这区域内,主要包括西辽河(西拉木伦河)及其支流老哈河流域、大小凌河流域、燕山山地等地理区。”其中显然包括今朝阳地区。而生态环境、地理面貌对于民族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都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乌桓、鲜卑的游牧经济,该书总结如下:

 

狩猎对森林草原环境中的鲜卑、乌桓之重要性,远大于它们在匈奴与西羌游牧经济中所占分量。相对的,鲜卑、乌桓不如匈奴与西羌那样依赖畜产;或者他们的畜产可能较少,特别是需人力照管的羊。……

上好的动物皮毛是乌桓、鲜卑人狩猎所得的特产。这些动物多为林栖性动物;显然乌桓、鲜卑之所以有这些特产,与辽西及其邻近周边地区多河流、多山地森林的环境有关。……

汉代辽西及其邻近地区许多人群皆农牧兼营。此可与《后汉书》记载乌桓人种“青禾祭、东墙”等数据相互印证。“青禾祭”应是黍类作物,这一类作物生育期短,又特别耐旱,与野草竞争力强而可粗种,无需蓐草,这是最宜于游牧人群种植的粮食作物之一。……

多溪河的西辽河流域及邻近地区,汉代游牧人群也应是在山间溪谷分散放牧。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王先生对“汉代西辽河流域住民”葬俗中殉狗现象的理解。

 

狗在其丧葬文化中的特殊“引路”角色,可能与在当地多山地森林之环境中它们为人们狩猎时的伙伴与助手有关。最后这归于赤山的旅程,似乎也表现乌桓人生前经常骑着马带着狗行于山林间的景象。从汉文献记载及考古遗存看来,这里早期森林游牧部族与匈奴、西羌相比,其牲畜中羊所占分量可能较少,且养狗比较普遍。这都符合森林草原牧民的经济生态;野兽多,因此不宜养太多的羊,又因森林中动物多,狩猎在其生计中占重要地位。无论为了保护牲畜或打猎,人们都要借重狗。近代民族志数据显示,由于狩猎在森林草原游牧人群生计中有相当重要性,因此协助狩猎的狗也在人们日常生活与文化中有特殊地位。

 

该书对于乌桓、鲜卑的家庭形成过程有着较为细致、深入的分析。

 

家庭的形成有一过程。男子将自己喜欢的女子掳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夫妻生活后,才同返岳家。由于同部落各牧团民众经常有机会相聚,因此这样的掠夺婚可能是跨部落进行的。以上文献资料又称,乌桓人的母亲受其族人保护,亦显示母亲来自于他“族”,也就是其他部落。如此先有夫妻之实,然后在半年或一年后再完成婚礼,这样的婚姻在人类社会中并不罕见。通常是为了保证女子有生育能力,因此在妻子怀孕后再完成此婚姻。在这样的社会中,一般而言,家庭生计中很需要工作人力,所以女人在婚姻中的主要任务是生下“生产者”。乌桓男子在婚姻过程中要到岳家服务一两年,其社会意义应是弥补该家庭女子出嫁之人力损失;这也显示“人力”在他们的生计中十分吃紧。此种婚姻习俗亦强化部落间之关系。有紧密婚姻联系的部落,彼此也常存在亲密而又紧张的关系。因此婚姻并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涉及部落间的诸多恩怨情仇。此也说明为何他们不敢伤害自己的母亲,因这会引起母亲之“族”(部落)的报仇行动。

由岳家提供新夫妻的帐幕与内部家当,在某种意义来说,表示女性是此“帐”(家户)的主人。在多妻婚的游牧社会中,此社会价值特别强烈;母亲是一帐的主人,子女不会住在非其生母的帐中。这样的社会习俗,也强化同母之亲兄弟姊妹间的联系。

 

以家庭为基本组成细胞,乌桓、鲜卑社会还存在着层次分明的社会构成。

 

有时这些文献作者单以“邑”指一个部落,“落”则指构成“邑”的最小单位,帐落。文献中所称的“部”,则是部落联盟。……

牧团主要由一家庭或有亲属关系的几个家户构成;这是游牧生计中,在家庭之上最基本的生产互助群体。牧团成员一年中大多数时期一起迁徙游牧。……

49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922人率众来降于汉帝国。汉朝廷封其“渠帅”81人为王侯。在此例中,显然渠帅81人之下还有800多位下级豪长。以此计算,每一渠帅平均领有下级豪长约10人左右。此下级豪长应便是牧团的领袖。也就是说,渠帅所统领的相当一部落;一部落又由10个上下的牧团所构成。……

据《三国志》记载,237年,右北平郡之乌丸单于及辽西乌丸“都督率众王”,率领他们的部众5000余人来降,曹魏政权封其渠帅20余人(或曰30余人)为王。马长寿将此“渠帅”当作“邑落小帅”,如此计算出一乌桓“邑落”渠帅领有“一百几十人至二百几十人”。我们若以49年来降的乌桓一“渠帅”领有10个牧团来计算,那么一牧团便是十余至二十余人;若以一户5口计算,约为3-5帐。虽然以上两个乌桓部族相差约200年,但所得乌桓牧团户数与19至20世纪上半叶北亚游牧人群一般的牧团户数相当。……

许多帐落、部落构成部落联盟,其领袖为“大人”。……

从以上分析可知,汉代辽西及邻近地区的乌桓与鲜卑社会可能包括几个主要层次:家庭 — 牧团 — 部落(邑落)— 部落联盟(部)。以游牧与农作、狩猎等生计活动来说,家庭与牧团是最主要的社会群体。此即汉晋文献所称,除了大人有其政治威权外,其下之部落渠帅等并无役使牧民的力量。在一部落联盟中,民众以其“牧团”直接参与联盟活动;此也说明为何49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来降于汉时,连同他自己共有922位头领率众前来。

 

依据王先生的“‘落’则指构成‘邑’的最小单位,帐落”的判断,我们能够对东汉时期活动在朝阳地区的乌桓人数有一个粗略的认识。据记载,“灵帝初,乌桓大人上谷有难楼者,众九千余落,辽西有丘力居者,众五千余落,皆自称王;又辽东苏仆延,众千余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延,众八百余落,自称汗鲁王。若以一户5口计算”,辽西乌桓“众五千余落”,总人数应不少于2万5千人,而右北平乌桓“众八百余落”,总人数应不少于4千人。总之,东汉末年生活在辽西、右北平一带的乌桓人总数最少也接近3万。而今朝阳地区便包括在汉代右北平、辽西两郡地之内,也就是说,东汉末年生活在朝阳地区的乌桓人总数当以3万为最大上限。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东汉时期大批乌桓人的进入,虽然多少改变了朝阳地区在此前中原政权经营之时所建立的农耕社会面貌,但却绝不意味着农耕文化在当地的退去。王先生分析了乌桓家庭的形成,认为其“家庭生计中很需要工作人力”、“‘人力’在他们的生计中十分吃紧”。于是,我们能够看到乌桓人在对外寇掠中对所谓“人力”的重视,而这种重视在东汉末年乌桓势力鼎盛阶段达到了极点。据记载:

 

(中平四年)中山太守张纯叛入丘力居众中,……为三郡乌丸元帅,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杀略吏民。

(建安十年)袁熙大将焦触、张南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乌丸。……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袁绍皆立其酋豪为单于,以家人子为己女,妻焉。辽西单于蹋顿尤强,为绍所厚,故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

 

“略吏民”、“略有汉民”等记载表明,乌桓人将汉地人口作为其主要“战利品”。这很可能旨在补充本民族社会生产生活中“人力”“十分吃紧”的不足。建安十年及其后一段时间,乌桓便“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中平四年及其后一段时间乌桓“略吏民”的数量,还有张纯、袁氏兄弟等汉族军阀“叛入”、“归之”乌桓时所携人众的数量,因史书记载简略而不可得知。总之,在东汉末年,通过不同方式生活在“三郡乌丸”境域内的汉族人口数量众多,至少应该在“十余万户”、数十万人。考虑到今朝阳地区是“三郡乌丸”境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生活在此的汉族人口至少也要在几万户、十几万人。关于这批汉族人口在朝阳的社会生产生活情况,史书无载,虽然不排除部分人口被安排从事畜牧业的可能,但是乌桓人利用其中多数人从事农耕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些

“汉代辽西及其邻近地区许多人群皆农牧兼营”,这道出了乌桓社会原本的生产生活面貌。而伴随着东汉末年大批汉族人口的流入,乌桓境域内的农耕生产很可能会出现进一步扩展的情况。也就是说,东汉时期的朝阳虽然主要是乌桓等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不过,这里的农耕文化却并未退去,甚至还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尽管它已不能与此前中原政权边疆大开发时期相比。这种情况与战国至新莽时期,中原政权对朝阳地区农业大开发背景下,当地特色畜牧产业的继续发展是一个道理。

至于战国秦汉时期朝阳地区或者与朝阳有关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相互影响,本章第一节之“战国秦汉时期的朝阳与北方民族交融”部分已有较为详细的论说,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