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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战国秦汉时期中原政权对朝阳的经营(《朝阳通史第二章》)

发布时间:2019-11-14    阅读:163

第二节  战国秦汉时期中原政权对朝阳的经营

 

    民族关系是决定战国秦汉时期朝阳地区社会发展走向的关键因素。从战国中后期直至西汉时期,中原政权在北方民族关系中大体处于主导地位,对于北方边疆的管控力度较强,在郡县制的背景下,朝阳地区长城蜿蜒、城邑密布,交通体系发达,对内、对外的联系交往便利而高效,社会逐渐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是在新莽时期至东汉末年间,伴随着中原政权实力的衰落和乌桓、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朝阳地区的民族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中原政权的主导地位丧失殆尽,右北平、辽西等边郡出现了境域内迁的情况,北部的长城防线被迫弃守,大量的城邑被废弃,主要交通线路发生变化、交通体系部分瘫痪,传统的农耕社会文明出现了大幅度的倒退。

一、长城的修建

在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往史上,长城曾经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汉文帝曾“使使遗匈奴书”,其中便有“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的话语。如此看来,长城在时人眼中发挥着国家疆界的政治、外交功用。长城又是一个立体的防御设施,墩台可以起到瞭望、预警的作用,蜿蜒的垣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游牧民族骑兵的突进,长城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军事作用。对于中原政权而言,修建长城是其处理与北方游牧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

依文献记载,朝阳地区长城的修建最早可上溯到战国。燕昭王时期,燕将秦开“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而在秦国一统天下之后,又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长城的工作,“因边山险壍谿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即历史上著名的“万里长城”。无论是燕国修筑的“自造阳至襄平”的长城,还是秦朝的“万里长城”,都或多或少地与朝阳地区有关。早在新中国成立前,金毓黻先生《东北通史》、冯家升先生《周秦时代中国经营东北考略》一文便对燕秦时代修筑的北方长城走向加以考论。有学者认为,“二人除东端不同外,其余大体略同,都主张经过朝阳,可谓朝阳说。”

近几十年来,通过考古工作者、长城学者不辞辛苦的实地踏查,朝阳境内燕秦汉长城的具体分布与走向渐趋明朗。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学者对原昭乌达盟境内的燕秦长城遗址进行了调查,发现三道汉以前的长城遗址,分别称之为赤北长城、赤南长城和老虎山长城。其中后两道长城便和今朝阳地区有关。

 

2-3 朝阳建平燕长城遗迹

据说,赤南长城由赤峰县美丽河公社黑山头北梁过老哈河入建平县,在建平县境内依次经过外贸场(种羊场)、老官地公社、热水公社、烧锅营子公社,在二十家子公社九百步大荒进入敖汉旗境内。“赤南长城东端到王家营子、宝国吐一带,遗迹难寻,去向不清”。但这一带南部与北票县交界,群山环绕,地势险要,“据文化部门有的同志介绍,在北票县上园公社上园大队下四家生产队的‘五台’村南山上发现有石筑长城遗迹,由义县北侧往东延伸。若是,则赤南长城在王家营子、宝国吐一带可能往东南山区折拐,入北票县境”。“今赤南长城当属战国时期的燕北长城遗址。……修造于燕昭王中、晚期”。

老虎山长城“在敖汉旗南部边缘的四家子公社老虎山一带,1975年初发现。长城顺羊山北坡而下,穿过大凌河支流老虎山河在虎山上往东南穿过一片缓坡丘陵地,延伸至朝阳县或建平县境内,南延部分遗迹不清,未作调查”。“推测老虎山长城在秦时是继续沿用的,其年代可能晚于赤南长城。”

长城体现出包括燕秦时期朝阳先人在内的古代劳动人民因地制宜的精神,是天然形势与人工产物的完美结合。“从残存较多的地段看,(石筑)城墙横断面呈梯形,下宽上窄,估计当时城墙的高度约3-4米,顶宽最少有1米。”“土筑城墙现存遗迹宽度约5-6米,估计当为夯筑。有的地段在同一山上石筑、土筑并用,即山坡下用土筑,山岗上用石筑。”“菜园子到石碑梁一段约12.5公里,全为石筑,是建平县北境长城遗迹保存最好的地段之一。这一带山岗纵横、河谷交错,……以北侧的大山作为天然屏障,南有地势缓平的丘陵,利于驻扎防守。”

朝阳地区汉代长城的分布与走向也日益清晰。“长城从河北省承德地区的东部山区往东进入昭盟地区……北折进入喀喇沁旗的西桥、甸子公社,往东跨越老哈河,伸到朝阳地区建平县的八家农场、奎德素、张家营子、孤山子、硃碌科等公社。长城的走向基本上是沿河流的两岸。……过了老哈河以后,在建平县境内因无河流,就修筑在山谷和平川地上,但很少利用高山,在必须通过高山地段时,则是利用山顶或半山腰的山包砌筑烽台,烽台遥遥相望,连成一线。……1979年我们只调查到建平孤山子公社的小桃花吐。从小桃花吐南去2公里,即榆树林子公社的卧佛寺汉城。后经建平县文化馆的李殿福同志调查在两者之间发现有墩台,往东至喀喇沁公社亦有线索可寻。从当地的地理环境来看,长城应该经硃碌科、喀喇沁两公社与敖汉旗老虎山下的一段长城连为一体,其具体情况尚需进一步工作查明。”据说,这道长城“就是武帝在弃造阳地之后所新修筑的。起燧屯兵,沿线置城,形成防御匈奴等族内侵的军事设施”。

 

2-4  燕秦汉时期辽西“三道长城”示意图

 

这道长城的具体形制与朝阳地区的燕秦长城有所不同,“是以墩台为主体而连接起来的一道防御工事。一般每间隔1.5公里左右就设置一个墩台。在山地则远近不一。……墩台皆夯土筑成,现为圆丘状。一般高2-4米,直径15-30米之间。在台与台之间,原应有墙相连,在有的地段可明显见到。墙结构可分两种,一为石墙或是土石结合的。……在张家营子青山村南梁顶上保存近400米长的一段,墙高1-1.5米。再一种是土墙,就地挖土筑墙,墙外有沟。……建平奎德素高家洼村北的几个烽台之间就是这种现象。”

若以上诸文关于朝阳地区燕秦汉长城修筑时间的推断不误,则恰可与文献记载的中原政权在燕昭王、秦始皇、汉武帝统治时期向北方拓进的三次历史浪潮相吻合。其间,中原政权在北方民族关系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长城的修建正是其对新占领区的一种主权宣告方式,即所谓“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朝阳地区燕秦汉长城大体呈现东西走向、南北并行之势,秦长城偏北、燕长城居中、汉长城偏南,后代往往对前代的长城加以利用,因此,至少从汉武帝时期以降,朝阳地区业已形成立体、纵深的长城防御体系,这对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的有效保护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在这张长城盾牌的强大防护下,燕秦汉时期的朝阳社会得以稳定、快速的发展,诸多城邑的出现与城邑群的繁荣正是其表现之一。

二、城邑的营筑与郡县制的推行

早在中原政权掌控朝阳地区之前,这里的原住民就已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而作为原始文明的载体——城邑——亦已出现。城邑的选址多体现出先人对于人地关系的完美把握,表现为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同一处城邑地址的重复利用。有学者总结说:“辽西地区西汉城址多建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及战国遗存的文化堆积上。”

战国中后期,燕国势力掌控朝阳地区之后,伴随着农耕文明的迅速涌入,当地的城邑建设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考古工作者曾在辽宁地区陆续发现若干战国陶铭,其中三种与朝阳有关。据介绍,它们分别为“酉城都王氏”铭陶壶2件,八十年代初期出土于朝阳袁台子战国墓葬;“阳安都王氏”铭陶片1件,1978年于建平水泉遗址发掘出土,似是一件罐形器物的肩部残片;“白庚都王氏”铭陶壶1件,七十年代于喀左兴隆庄二步尺寸小湾战国遗址出土。

对此,徐秉琨先生认为:“铭文字体皆属战国文字。‘都’字是春秋战国时期城邑之单位名称。……至秦汉之后,行郡县制,以郡辖县,‘都’的建置渐行废止。”他又对“阳安”、“酉城”、“白庚”三个地名加以分析:

 

阳安都疑即是建平西南约18里处的一处战国城址,在战国时约处于燕之右北平与辽西两个邻郡交界处之附近。《汉书·地理志》已无阳安县,但辽西郡治阳乐县,与阳安如姊妹称,或是燕国同时建置的两个都邑,阳安后废;或是阳乐系即阳安之名迁地(迁至今义县之西)改作,唯皆无考。

战国的酉城都铭陶壶与汉代的柳城铭砖瓦片同出于袁台子,当地既有汉墓群又有战国墓群,这就有理由使人认为,战国酉城都与汉柳城县应是一地。古音“酉”“柳”同在幽部,酉为喻母,柳为来母,均为舌音,两音相距极近,或可以通假,应是战国时原名酉城,秦汉改都为县,因酉、柳音近(同部邻纽),遂逐渐叫成柳城。

“白庚”也不见文献记载。但出土地在喀左,属燕国右北平郡范围。《汉书·地理志》右北平郡下有白狼县,“庚”字古音在阳部,“良”“狼”也在阳部,“庚”与“狼”同为舌音(一为舌根音,一为舌尖音),两音相近,很可能“白庚”即是汉县“白狼”的前身,战国时原名“白庚”,数百年后因语音变化或其他原因成为“白狼”。

 

最后,徐先生总结说:“自秦开开五郡,《史记》仅记五郡之名,除‘自造阳至襄平’一句外,未及其他都邑。至《汉书·地理志》五郡之下列县甚多,当非突然涌现,应在战国时期即有其基础。”如果徐先生的分析不误,则说明中原政权在朝阳地区实行郡县制管辖模式之前,曾推行过某种与“都”有关的行政体制。而诸多被称为“某某都”的燕国城邑的存在,为日后朝阳地区城邑的繁荣局面奠定了基础。

秦汉时期,伴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和中原政权在北方民族关系中主导地位的逐渐确立,朝阳地区的城邑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规模上,都要远胜过燕国管控时期。相关的考古成果为我们更加直观具体地了解燕秦汉时期朝阳地区的城邑提供了帮助。

以著名的凌源安杖子古城址为例。据介绍,它位于凌源市西南4公里、大凌河南岸九头山下的平坦台地上,东、西、南三面环山,北面临河,地势开阔。大凌河经城北由西向东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是一座不甚规整的南北向长方形古城,南北长150-328、东西宽200-230米,东北角筑有一近梯形小城(南北长128、东西宽80-116米)。相关遗迹、遗物分别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战国时代和西汉时期,没有晚于西汉时期的文化遗存。总体来看,安杖子小城设在东北角,大城中间偏北应是官署区,西北为作坊区,集市和住宅区应在城址北部。该城早在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就已形成了村落,到战国时期因右北平郡的设置而逐步发展兴盛起来。该城选址得当,规模较大,布局合理,功能完备,堪称战国秦汉时期北方边疆地区城邑之典范。

关于战国秦汉时期朝阳地区的城邑,有两个问题要特别说明。

一是关于柳城遗址的问题。该城很可能在战国时期就已存在,时称“酉城”。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柳城乃西汉辽西郡西部都尉治所。东汉时期,这里长期被辽西乌桓占据,是乌桓部落联盟的政治、军事中心。可见,它是朝阳历史上十分重要的城邑之一。关于该城所在,有学者认为“两汉、三国魏的柳城定在(朝阳市西南二十余里的)十二台营子” 。有学者认为,该城位于“今朝阳南二十四里的十二台营子乡袁台子村”,但是仅发现有“战国至汉代的大型遗址,总面积约六万多平米”,却未见城垣。而另有著作直称“在今朝阳以东,沿河右岸过凤凰山以南的大凌河东岸……有朝阳南十二台营子乡袁台子战国至汉代古城址和古墓群” 

相比而言,有学者的观点较为审慎科学,认为“遗址范围内迄今未发现任何城墙或墙基痕迹,因此,我以为目前的考古资料尚不足以肯定已试掘的遗址就是‘汉代柳城县治遗址’,已发现的水井、窖穴等遗迹,尚难断定就是汉柳城城址内的遗迹。但考虑到遗址内毕竟发现有带‘柳’字款的板瓦残件,又在其东北一公里的腰而营子村西南角沟崖处,发现有烧制‘柳城’款板瓦的窑址,结合有关历史文献记载,故有理由推测西汉柳城故址当不会距此很远,应在袁家台子——腰而营子村附近一带”,并且提出了展望与期许,“今后希望能在袁家台子遗址进一步扩大发掘范围,特别应在腰而营子村及其附近一带多作一些勘察和发掘工作,或能获得更可靠的资料” 。近年出版的发掘报告则重申,“袁台子汉代遗址发现的粮仓、‘柳城’窑场及附近墓群等重要遗存,可确认西汉柳城县在朝阳南袁台子遗址附近。尽管没有找到城垣,我们仍认为,袁台子汉代遗址就是西汉辽西郡西部都尉治柳城县遗址。”实际上,对于城址的确定问题,城垣存在与否始终是最为重要关键的证据。因此,关于“柳城”城垣的考古发掘工作仍然有进一步开展的必要。

二是城邑与长城的关系问题。对于中原政权来说,北方边疆地区的城邑与长城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有学者说:“从布局看,长城是第一道防线,障城和烽燧是长城的辅助设施,它们共同防护着分布于长城之内的边城。边城离长城较远,筑于河流沿岸,交通方便、适于耕作的平原地带。边城是长城防线的后盾,从人员和粮草方面为长城防线提供支持。”看来,城邑的营筑与长城的修建并非孤立无关而是互通互补,共同构成中原政权北方边疆社会运转的有机体系。例如,上文提到的“赤南长城”线上便发现诸多城障遗址,其中的9号城址

 

位于建平县烧锅营子公社烧锅营大队下火家地蝙蝠山西山根,俗称“土城子”,筑在长城线北150米。城为方形,保存较好,长宽各170米,墙宽6、残高1.5米。南墙偏西似有一门址,宽约5米。城内北部东、西两侧各有一建筑台基。南墙偏东有一半圆形台基,周长70、高2米,夯筑,可能为望楼。城内地表散布的陶片较多,有大型绳纹板瓦、席纹瓦、兽纹瓦当、细泥灰陶豆、陶纺轮和各种灰陶罐、盆等器口沿。

 

再如:

大青山位于今朝阳西北,为大凌河左岸与老哈河右岸各支流的分水岭努鲁儿虎山的一支……经一九八二年考古调查,马迷水村附近山上仍保留南、北两座山城。二城南北夹道相对,南城长约一百二十米、宽七十米,北城长四十米,宽三十五米。……从马迷水村大青山关隘西北行,十余里既发现有穿过老虎山河上游、今敖汉旗四家子乡努鲁儿虎山西麓的一段汉长城遗址。过老虎山河长城,再西北出塞,不过数十里,又有右北平郡北境的战国至汉初燕、秦、汉古长城遗迹。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右北平郡。户六万六千六百八十九,口三十二万七百八十。县十六”,“辽西郡。户七万二千六百五十四,口三十五万二千三百二十五。县十四” 。随着郡县制的进一步完善与帝国治理力度的加强,汉代右北平、辽西两郡人口众多、城邑列布,社会发展较为迅速。在两郡三十县邑之中,有不少位于今朝阳地区,而各县下辖之乡邑数量显然会更多;此外,应该还有独立于地方行政体系之外的军事屯戍性质的城障壁垒。总之,战国秦汉时期的朝阳大地上存在着很多中原政权营筑的城邑,它们宛如一团团熊熊燃烧的火焰,照亮着华夏文明境域下朝阳社会前行的方向。近几十年来,朝阳地区战国秦汉时期考古工作成果显著,为我们具体认识当时的城邑状况提供帮助。现将相关内容列表如下:

2-1  考古调查所见朝阳地区战国秦汉时期城邑一览表

城邑所在地

性质

备注

凌源市城关镇安杖子村

西汉城址

石城县?字县?

凌源市叨尔登镇头道河村

 汉代城址

 

喀左平房子镇黄道营子村

西汉城址

白狼县?

喀左山嘴子镇黄家店村

西汉城址

石城县?

喀左县南公营子镇铁岭村

西汉城址

广成县?

喀左县羊角沟乡小黄杖子村

战国汉代城址

 

建平县榆树林子镇炮手营子村

 汉代城址

 

建平县烧锅营子乡烧锅营子村

战国汉代城址

 

建平县二十家子镇小五家村

 战国城址

 

建平县张家营子镇张家营子村

 汉代城址

 

建平县三家乡西胡素台村

西汉城址

薋县?

建平县万寿镇扎寨营子村

 西汉城址

 

朝阳市十二台营子乡袁台子村

战国西汉遗址

柳城县

朝阳县召都巴镇召都巴村

西汉城址

 且虑县?

朝阳县大庙镇土城子村

 西汉城址

 

朝阳县大青山

汉代关隘山城

 

朝阳县南双庙乡单家店村

战国汉魏城址

 

朝阳县羊山镇五佛洞

汉晋城址

 

朝阳县东大屯乡松树嘴子村

西汉城址

狐苏?

朝阳县黑牛营子乡

汉魏城址

 

 

从城址的规模上或许能够判定其性质。在上表各城址中,安杖子古城南北长150-328米,东西宽200-230米,东北角筑有一近梯形小城,南北长128、东西宽80-116米;黄家店古城址纵八百米、横三百米;西胡素台古城址长、宽均为三百余米;召都巴古城址为方形土城,纵横各三百余米。而黄道营子古城址1961年调查时尚有部分城墙存在,城东西长210米,南北长89米;铁岭村古城址略呈方形,边长残存约200米;炮手营子村卧佛寺古城址为土筑方形,边长170米;烧锅营子古城址为方形,长宽各170米;小五家古城址为方形,长宽各210米;张家营子古城址为方形,边长150米;扎寨营子古城址略呈长方形,南北长175、东西宽125米;土城子古城址仅南墙保存较完整,城垣残长130余米;松树嘴子古城址平面近方形,东、南、西、北墙分别存长97、84、75、112米;黑牛营子古城址现存仅存纵横一百五十米。

有学者按城址规模,将北方长城沿线地带的秦汉边城分为三类:第一类规模一般较大,城址长宽在600-2000米之间,面积在40万平方米,周长约3000米以上;第二类长宽在400-600米之间,面积16-36万平方米;第三类长宽在300-400米,面积在10-16万平方米。若按此标准判断,则朝阳地区仅有安杖子、黄家店、西胡素台、召都巴等城址有可能认定为当时的县邑。不过,另有学者认为:“汉代长城沿线的边城,以内蒙古地区发现的数量最多。在内蒙古西北部发现的……形制基本相同,平面为方形,周长约450~500米。……内蒙古东部和辽宁的一般汉代城址,其规模比内蒙古西北部的汉代边城要小一些。”若以此为判断标准,则上表内的大多数城址都有可能是当时的县邑。不过,这样的假设不切实际。战国秦汉时期的右北平、辽西郡地大致相当于今冀东大部、冀北承德大部、内蒙古东南部赤峰多部和辽宁朝阳、锦州、葫芦岛、阜新等地。《汉书·地理志》所载两郡三十县邑中的一多半,不可能仅仅位于朝阳地区。也就是说,上表中的多数城邑很可能是三十县邑中的某些所辖之乡邑。刘庆柱先生也认为,“汉代县以下置乡,……汉代乡的治所有的有城郭,……县辖乡邑之城考古调查已发现,如天津市东丽区务本古城址、……这类城址一般规模小。”我们亦不能忽略朝阳地区存在的独立于地方行政体系之外的军事屯戍性质的城障壁垒,烧锅营子古城址、大青山关隘遗址等便可能属于此类。

战国秦汉时期朝阳地区郡县制的实行还得到考古发现的证明。凌源安杖子古城址共出土19方汉代封泥,依据印文字迹和笔画粗细而分为两种。第一种,笔画粗壮,隶书阳文,有“右美宫左”、“右北”二方。第二种,笔画比第一种细,隶书阳文。字迹清楚的12方,即夕阳丞印、廷陵丞印(二方)、薋丞之印、昌城丞印、广成之丞(四方)、白狼之丞、当城丞印、泉州丞印。缺字的5方,即无终□□、阴□丞□、□□铁印、□□丞印、□□□印。除泉州、当城分属渔阳和代郡外,其余皆属右北平郡。正如报告所言,“封泥是地方政权机构之间公函来往的凭证”。这些封泥表明,安杖子古城应当为汉代右北平郡所辖县邑,同时也说明该城与上级行政机构“右北”,与夕阳、廷陵等本郡同级诸县,甚至与其他郡辖县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朝阳所在边疆地区郡县制的推行,确保郡与辖县之间政令的下达与政情的上报,也为诸多县邑之间的交往沟通提供便利,有利于中原政权对边疆社会的治理并且促进了边疆社会的发展繁荣。这些封泥的发现也含有另外一层意义。“地方政权机构之间公函来往”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当地交通道路建设的完备和交通体系的发达。那么,战国秦汉时期朝阳地区的交通面貌如何呢?

三、交通体系的完善与交通重心的改变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无疑与交通切相关。朝阳地区自古以来便属于“辽西地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辽西”在中国历史上的显名主要得益于其连接中原与东北的交通作用,“辽西走廊”一称即因之而来。早在上古时期,辽西地区的交通作用便已十分重要。有学者认为,“在战国燕秦时代的辽西,继承春秋以前的部族交通,进入了建置交通地理的初拓时期。……由于辽西和右北平地处由中原通向古代东北的走廊地带,在联结南北古代交通方面,地理位置最为突出。”中原政权管控“辽西地域”之后,伴随着郡县制等一系列制度和举措的推行,当地的交通事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汉书·地理志》记载的右北平、辽西两郡县邑列布、人口众多的繁荣社会景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高效的交通道路和完善的交通体系。

关于战国秦汉时期辽西走廊交通情况的研究,学界业已取得不少成果,其中以王绵厚、李健才二位先生的《东北古代交通》(以下简称《交通》)一书最具代表性。而该书有关战国秦汉时期朝阳地区交通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辽西大凌河古道的形成”一节。前文有言,柳城乃战国秦汉时期朝阳地区十分重要的城邑。而《交通》正是将柳城作为大凌河古道的枢纽之一,对相关的交通道路、体系进行探研。

 

以柳城为幅集点,辽西大凌河古道可分为以下三个方向:

其一,由柳城东南,过松岭山脉,经大凌河曲折南流的下游西岸义县七里河一带,即汉代辽西郡“昌黎县”境。由此东渡大凌河再渡辽河,经医巫闾山东南的“无虑县”——今北镇县东南的大亮甲汉城,可东去辽东郡“襄平”。这是燕秦至两汉从辽西郡腹地,通往辽东郡首府的陆路干道。

其二,由朝阳南袁台子“柳城”正南,过大柏山隘口,沿大凌河右岸南行有古道。……《晋书》中的马兜山,即《汉书·地理志》柳城县条中的“马首山”。……所谓“马首山”,应即今朝阳南袁台子汉“柳城”遗址之南的大柏山。

古今交通从今朝阳南大柏山隘口,沿大凌河谷东南行陆路,在袁台子“柳城”以南的考古发现有如下诸项:

朝阳县南双庙子乡大凌河东岸有分布密集的汉魏古墓群。再往南经双庙乡以南单家店乡水泉村、兴隆沟村和薛家沟村,亦均发现有以春秋到战国时期的山城遗址。这些山城沿谷道的排列均为南北方向,位置大体分布在由袁台子柳城以南,以大凌河东岸进入小凌河北支流羊山河,再连接小凌河上游交通线两侧的山顶上。由朝阳南双庙子一带,进入小凌河谷道的古城遗址,则发现有朝阳南羊山乡五佛洞古城,建昌县瓦房乡马家台子古城和黑牛营子古城,过黑牛营子,然后联接六股河上游古交通道。这是标示古代大、小凌河和六股河之间交通建置地理的重要遗迹。

其三,由袁台子汉“柳城”西南行,溯大凌河干流两岸交通。考古遗迹依次有:大凌河东岸朝阳周杖子、召山咀遗址;又西南有胜利乡汉魏古遗址;从胜利乡缘大凌河东岸,至喀左县东北羊角沟,有纵横三百余米的大型汉遗址(或即城址)。遗址西距大凌河干道仅十余里,又南在小黄杖子村,有一座战国至汉代古城。另与河东小黄杖子村对,在大凌河西岸,则有卧虎沟乡“后城子”古城址。两城隔河对峙,控制着大凌河古道交通线。

由羊角沟和卧虎沟再南行,则至今喀左县城大城子。自此大凌河上游古交通道,沿大凌河干道始分为东、西两条:东路或称南路,沿大凌河南源“傲木伦河”,出新开岭而连接青龙河谷。西路沿大凌河西源“凌源南大河”,西出努鲁儿虎山南麓而接青龙河和瀑河上源。

 

《交通》以相关的考古遗迹为具体点,勾勒战国秦汉时期“辽西大凌河古道”交通体系概况,研究方法值得肯定,亦可以弥补相关文献记载的不足。对于古代朝阳地区而言,大凌河不仅是母亲河,滋养着千百万朝阳儿女,她还是朝阳地区对外交往的重要桥梁,与辽河流域、小凌河与六股河流域、青龙河流域、瀑河流域等诸多地区之间均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汉书·地理志》在介绍辽西郡情况时,曾多次提到境域内的河流。比如,“辽西郡”条下有“秦置。有小水四十八,并行三千四十六里。属幽州”。“新安平”条下有“夷水东入塞外”。“柳城”条下有“马首山在西南。参柳水北入海。西部都尉治”。“交黎”条下有“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东部都尉治”。“狐苏”条下有“唐就水至徒河入海”。“临渝”条下有“渝水首受白狼,东入塞外。又有侯水,北入渝”。《汉书·地理志》在介绍各郡及辖县情况时会对相关的河流有所提及,不过,诸如“辽西郡”及其辖县这般频繁地提及河流的情况却十分少见。这或许表明了河流在秦汉时期辽西地理状况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说明了河流在当时辽西对内、对外交往联系中的重要作用。《交通》以“辽西大凌河古道”为题,研究战国秦汉时期朝阳等地的交通历史,同样表明河流对当地交通的重要作用。

朝阳地区借助大凌河与东、南、西三面的联系并非战国秦汉时期朝阳交通历史的全部。《交通》还曾提及“汉际辽西、右北平郡的戍边之道”,其中一条为“柳城东行通向临渝和新安平道”,另一条是“柳城西北出右北平郡治‘平刚’道”。从考古遗迹看,后者主要是经柳城以北,渡大凌河干流,西北经今朝阳县召都巴古城和大庙乡土城子,这两座重要古城。这两座古城均座落在由柳城西北出边的交通道上,而且靠大青山关隘甚近,由此翻越大青山和努鲁儿虎山关塞,可北出右北平郡边塞。

以上《交通》关于战国秦汉时期朝阳地区交通状况的研究,理应得到学界的充分尊重与肯定,然而金无足赤,某些细节问题仍存在进一步商榷、完善的必要。

关于道路命名问题。有学者曾研究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的交通情况,大体勾勒出三条交通干道,即“卢龙——平刚”道、“白狼水——渝水”谷道和辽西“并海道”

 

2-5  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示意图

“白狼水—渝水”谷道即《交》中的“辽西大凌河古道”。不过,“大凌河”乃后起称谓而并非燕秦汉时期的原称。《汉书·地理志》记载辽西郡下辖十四县中包括“交黎”、“临渝”,关注释涉及如下两条河流,“交黎,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东部都尉治。莽曰禽虏”,“临渝,渝水首受白狼,东入塞外。……莽曰冯德”。据李殿福先生考证,“在唐以前诸史把大凌河的主源,谓作牤牛河,把牤牛河与今大凌河下游,通称渝水;而发源于建昌南,北流至下府这段水,称为白狼水,作渝水的支流。看来,以“白狼水—渝水”谷道代替“辽西大凌河古道”一称,应更接近燕秦汉时期的历史。

“汉际辽西、右北平郡的戍边之道”属于“白狼水—渝水”谷道。《交通》第二章第三节讨论汉魏时期“辽西右北平郡的陆路交通道”,其第六部分讲“汉际辽西、右北平郡的戍边之道”。具体而言,该“戍边之道”有两条:一是“柳城西北出右北平郡治‘平刚’道”,另一乃“柳城东行通向临渝和新安平道”。参照示意图和遗址分布慨况一览表可见,第一条道路在经过B16、B17、B18之后应该能够与B19、B20两点衔接,也就是说,该道路应沿着今老虎山河谷道穿越努鲁儿虎山。对此,《交通》甚至也说,“从马迷水村大青山关隘西北行,十余里既发现有穿过老虎山河上游、今敖汉旗四家子乡努鲁儿虎山西麓的一段汉长城遗址。过老虎山河长城,再西北出塞,不过数十里,又有右北平郡北境的战国至汉初燕、秦、汉古长城遗迹。”第二条道路是由今大凌河干流进抵其支流牤牛河、西河,然后溯牤牛河、西河北上前往边塞,被考证为县邑的B21(新安平)、B23(西汉临渝)分别位于这两条支流近旁,无疑发挥着区域主要据点和戍边中转站的重要作用。至此,问题随之而来。这两条戍边道路主要是循老虎山河、牤牛河和西河谷道北抵边塞,而这三条河流均属于大凌河分支。可见,“汉际辽西、右北平郡的戍边之道”应属于“白狼水—渝水”谷道组成部分。然而,在《交通》本节的内容构架里,“辽西大凌河古道的形成”被作为第二部分与讨论以上内容的第六部分并列,难免会让人产生误解。实际上,王先生曾在其早期文章中对大凌河水系历史地理问题有过精彩考辩,老虎山河、牤牛河、西河都是该水系的组成部分

2-2 燕秦汉时期“白狼水—渝水”谷道(大凌河谷道)文化遗迹分布概况一览表

文化遗迹所在地

性质

示意图编号

凌源市城关镇安杖子村

 战国西汉城址

B1

凌源市凌北镇三官甸子村

战国秦汉遗址

B2

喀左县六官营子镇

春秋战国墓群

B3

喀左县南公营子镇小店村、铁岭村

战国秦汉遗址、西汉城址

B4B5

喀左县四合当镇

战国秦汉遗址

B6

喀左县山嘴子镇黄家店村、桃花池村

西汉城址、战国遗址

B7B8

喀左县平房子镇黄道营子村

西汉城址

B9

喀左县羊角沟乡小黄杖子村、羊角沟村

战国汉代城址、汉代遗址

B10B11

建平县万寿镇扎寨营子村

战国汉代城址

B12

建平县榆树林子镇炮手营子村

汉代城址

B13

朝阳县胜利乡

汉魏遗址

B14

朝阳市袁台子乡十二台营子村

战国西汉城址、战国秦汉墓群

B15

朝阳县召都巴镇召都巴村

西汉城址

B16

朝阳县大庙镇土城子村

西汉城址

B17

朝阳县大青山

汉代关隘山城

B18

建平县喀喇沁镇河东村

战国遗址

B19

敖汉旗四家子镇老虎山村

战国秦汉遗址

B20

奈曼旗南湾子乡沙巴营子屯

西汉城址

B21

奈曼旗土城子镇

战国秦汉城址

B22

义县九道岭镇复兴堡村

西汉城址

B23

朝阳县南双庙乡

战国汉魏城址、汉魏墓群

B24B25

 

燕秦汉时期的辽西走廊交通呈多线并行、主次分明、联系紧密之势,交通网业已成熟,总体布局合理、效率较高。仅从上图的粗略勾勒中便可明显发现,朝阳地区是这个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纵观燕秦汉时期,朝阳地区所在的“白狼水——渝水”谷道于辽西走廊交通体系中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地区民族关系的演变发生着相应的改变。《交通》有言:“汉魏时代辽西、右北平郡境内交通地理的开拓,总是与中原北出边塞的军事行动以及北方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相联系。”

西汉时期,汉匈关系成为北方民族关系的主线。在辽西走廊的三条干道中,“卢龙——平刚”道在防御匈奴进攻并予以反击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太平寰宇记》卷四九“青坡道”条引《冀州图》,说到“自周、秦、汉、魏以来,前后出师北伐”的三条道路,其中“一道东北发向中山,经北平、渔阳向白檀、辽西,历平冈,出卢龙塞,直向匈奴左地”。该道后半段当即燕秦汉时期的“卢龙—平刚”道。

随着汉朝不断取得对匈战争的胜利,匈奴国家格局发生了变化。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后,匈奴“左方”由“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西迁而“兵直云中”,辽西走廊所受外部威胁大减。从新朝开始,东北民族形势再度紧张。“(乌桓)结怨于莽。……光武初,乌桓与匈奴连兵为寇,代郡以东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发穹庐,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郡县损坏,百姓流亡”,“卢龙—平刚”道运转自然难以维系。此后,东北民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后汉书·光武帝纪》说:“乌桓击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匈奴基本退出东北民族关系舞台。

《续汉书·郡国志》载右北平郡辖“土垠、徐无、俊靡、无终”四县,与西汉该郡辖“县十六”相比,竟有十二县被省并!据《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右北平郡四县均位于今燕山以南。包括“卢龙—平刚”道沿途县邑在内的该郡西汉时的燕山以北诸县被全部废弃。这主要应与东汉国力和边疆民族政策有关,而匈奴势力西迁导致“卢龙—平刚”道战略军事意义锐减,或许也对此有一定影响。东汉末年,右北平豪杰田畴曾说:“旧北平郡治在平冈,道出卢龙,达于柳城;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而尚有微径可从”。说明该道于东汉时期已经衰败。

辽西“并海道”是走廊通行效率最高的交通线,是中原政权处理东北民族关系的“高速路”。秦始皇、秦二世、汉武帝诸位帝王“之(到、至)碣石”、“至辽东”的巡行,应该有震慑东北塞外民族的意图。这恰好借助适合帝王出巡的“高速路”——辽西“并海道”。该道在中原政权对东北民族军事行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左将军荀彘率军征伐朝鲜,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度辽将军范明友率军进击辽东乌桓。汉军取道辽西“并海道”的可能性最大,该道地势平衍,通行效率最高,行军时间最短,符合远征军求快的战术要求。

不过,东汉时期辽西地区的气候与生态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辽西“并海道”的交通地位受到很大影响。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征乌桓,“夏五月,至无终。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同书《田畴传》亦载此事,“(畴)随军次无终。时方夏水雨,而滨海洿下,泞滞不通,虏亦遮守蹊要,军不得进。太祖患之,以问畴。畴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为难久矣。’”每年的夏秋时节,“傍海道”由于受到大水的影响而难以通行。

以上关于“卢龙——平刚”道和辽西“并海道”的介绍看似与朝阳地区交通历史无太多的联系,实则却从反面证明了战国至西汉时期,在辽西走廊的三条干道中,“白狼水——渝水”谷道交通相对处于次要的地位。然而,至迟从东汉时期开始,随着区域民族关系和气候生态环境的变化,“卢龙——平刚”道由盛而衰、“陷坏断绝”,辽西“并海道”也处于季节性中断状态。因此,东汉以降,中原与东北地区若要保持常态化的联系,必须依靠经过朝阳地区的“白狼水——渝水”谷道,该道成为辽西走廊交通体系中最为重要的道路。

东汉时期,朝阳地区通过南北流向穿过今燕山山脉的玄水(青龙河)谷道,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该道始终保持畅通状态,主要通过与大凌河支流渗津河的联系,成为联通塞内外的干道。《后汉书》记载曰:“(永元九年)八月,鲜卑寇肥如,辽东太守祭参下狱死。”《汉书·地理志》“辽西郡”条曰:“肥如,玄水东入濡水。濡水南入海阳。又有卢水,南入玄” 。肥如城位于今卢龙县北、迁安县东,青龙河干流(玄水)与西支(卢水)交汇处以北。正当玄水入塞后要道。

永元九年八月,鲜卑寇肥如,值傍海道“秋夏每常有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的难行时段,不会取道于此。若取瀑河、滦河入塞,则远在肥如西北,况需渡河(如卢水),恐难达长途袭掠之目的。循青龙河谷南下,出塞后即达肥如,能收到突袭的理想结果。今青龙河谷在东汉仍可通行。

 

(赵苞)迁辽西太守。……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当到郡,道经柳城,值鲜卑万余人入塞寇钞,苞母及妻子遂为所劫质,载以击郡。……

 

赵苞,甘陵东武城(今德州武城)人,灵帝时任辽西太守。郡治阳乐(治于今朝阳、义县间)为迎亲队伍目的地,“劫质”发生在“道经”之“柳城”(治于今朝阳袁台子)。两城位于大凌河流域,迎亲队伍当取“白狼水—渝水”谷道。由何道进入该道?

首选青龙河谷。逆青龙河北上,由虎头石入凌源,循清水河东行,至佛爷洞乡循山谷东北行,翻一道梁至喇嘛沟、石匠沟,入渗津河谷,再东北行,经沟门子镇、三家子乡、窟窿山、山嘴子镇等地,于桃花池抵大凌河干流。

严耕望先生同意日人松井等在《满洲历史地理》一书中的观点,认为《水经注》白狼水主源乃生机河(笔者注:渗津河)李文信先生也肯定其在东北古代交通中的作用。亦有考古证明。在喀左黄家店村、土城子村,分别有战国至汉古城址、战国遗址一处。该城在渗津河南约百米,东距大凌河三公里,为傲木伦、渗津两河间交通重镇。对岸四合当战国至汉古遗址,也与古代交通有关。有学者认为该城乃西汉石城县。它位于渗津河、大凌河交汇处,对岸海岛营子等地发现商周青铜器窖藏,古城附近分布较密的战国至汉遗址。其地理位置重要、交通历史悠久。就迄今考古发现看,战国秦汉时于肥如出塞,行经首座有规模的城邑当即此。它与肥如、“白狼水—渝水”谷道的联系,或能勾勒上古燕山南北交通一主线。赵苞家眷经于此,说明东汉该线仍通行,或是官道。

 

(中平)四年,纯等遂与乌桓大人共连盟,攻蓟下,燔烧城郭,虏略百姓……众至十余万,屯肥如。举称“天子”,纯称“弥天将军安定王”。

 

“十余万”反军“屯肥如”,首领称“天子”、“王”。肥如应为其活动中心。张纯所倚“丘力居”乃辽西乌桓大人,活动于以柳城为中心的“白狼水—渝水”流域。叛军声威得益于汉族武装、乌桓势力往来合作,肥如、柳城间的联系,首推由青龙河抵渗津河、再入大凌河之通路。

四、东汉时期边郡的内迁

民族关系影响朝阳地区社会的发展。本章第一节有言,东汉初期的朝阳地区,先是受到乌桓等族的联合侵掠,此后,乌桓内附,生活在包括朝阳地区在内的诸多边郡之中,而塞外的鲜卑人为获取生存资源,时常寇略包括朝阳在内的边郡地区。这样的民族态势势必对中原政权在朝阳地区的经营治理造成影响。

“光武初,乌桓与匈奴连兵为寇,代郡以东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发穹庐,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郡县损坏,百姓流亡”必然严重影响郡县制的治理模式。东汉初期,帝国大量省罢“北边”诸郡辖县。据研究,东汉初期辽西、右北平两郡分别省罢六县和十二县,而这些县多处于郡境北部。据考古发现,今建平县三家乡西胡素台城址、朝阳县召都巴镇召都巴城址和东大屯乡松树嘴子城址、凌源市城关镇安杖子城址、喀左县山嘴子镇黄家店城址和平房子镇黄道营子城址等均未发现特征明显的东汉时期遗物,应该能够印证以上省罢边郡辖县的文献记载。

作为区域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县邑的省罢,会直接对地区之间的交通联系产生不利影响。以凌源安杖子古城址为例。战国至西汉时期,该城乃朝阳地区对内、对外交通上的重要城邑。考古工作者也曾在此出土了十余方封泥,证明了当时各地区之间与该城的频繁交通往来。但是,考古工作同样证明了这座城邑所经历的不幸与悲难。比如,东区F2为西汉大型方形房址(南北长11.9、东西宽11.3米),很可能是两层建筑,不是一般的居住用房,而象是一座举行祭祀或宗教活动的场所。不过,从种种迹象看,它应是被火烧毁。又如,前文曾介绍过的位于西区T12石子路南侧的人头坑,可能表明了古城废弃时社会巨变中的悲剧

安杖子古城位于凌源市西南4公里,东、西、南三面环山,大凌河经城北由西向东流、地势开阔,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该城是燕秦汉时期连接“卢龙——平刚”道和“白狼水——渝水”谷道的交通枢纽。由此逆大凌河西源西北行,可抵达宁城县甸子乡黑城子古城;逆大凌河西源西行,可抵达今平泉县城一带,有学者推测当地应有战国及汉代时期的遗存,而清人汪士铎在《汉志释地略》中认为,“右北平郡平刚,今承德府平泉州豹(笔者注:豹即瀑)河间地”。由安杖子古城址沿大凌河西源东进,可至大凌河两源交汇处的今喀左县城大城子一带,有学者认为此乃汉代白狼县所在;再由大城子顺大凌河而下,即可抵达当时朝阳地区的中心城市——柳城。因此,安杖子古城在东汉时期的废弃表明,“卢龙——平刚”道与“白狼水——渝水”谷道之间的主要交通路径存在着中断的可能,也就是说,今朝阳地区与其西部内蒙古赤峰、河北承德等地的官方联系很可能难以实现。

县邑被大量省罢、交通系统也存在着局部的瘫痪,这说明中原政权已经无力治理相应地区,或者说其为民族形势所迫而主动放弃相应地区。无论怎样,与前代相比,东汉帝国在今朝阳地区的辖境存在着大幅度内(南)迁的情况。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显示,今朝阳地区所辖之建平、凌源、喀左等地,在东汉时期已经重新成为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化外之地

前文有言,对于中原政权来说,长城既发挥着国家疆界的政治、外交功用,也可以有效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侵扰。既然东汉时期的朝阳地区出现了边郡辖境内迁的情况,当时的长城防线也必然随之向南退缩。那么,这一时期的胡汉分界线位于何处呢?

在今东北地区,考古工作者已发现三道燕秦汉时期的长城,其中最南边的一道,线路比较清楚,遗迹明显。

 

在河北省,长城自西向东延伸,可分两支:西支由丰宁县化吉乡、凤山乡东去,南支由滦平县小营、哈巴气乡北去,俱进入隆化县。在隆化县十八里汰乡合为一道,稍偏东南方向,经韩麻营、中关乡,进入承德县。转向东北去,经头沟、前庙、三家、志云、三道沟门各乡,进入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

在宁城西境基本为东西走向,经黑里河、西泉、头道营子乡及至甸子乡转向北行,经热水、八里罕乡又转向东北行,经存金沟、三座店、大城子、小城子乡,进入喀喇沁旗西桥乡,转向东去,又折向东北,经乃林、昌盛远乡,过老哈河,进入辽宁省建平县。

由建平八家子农场起,向东南方向延伸,经奎德素、张家营子、孤山子乡,至榆树林子乡炮手营子村,即将进入碌科乡时,却未接续发现长城。

但在碌科乡东北不远处的老虎山上,即建平、敖汉和朝阳三县交界处,又发现一段长城,城在山上修筑,因山脊地形关系,长城为西南至东北走向。从老虎山下来,奔上羊山,再没有继续发现长城。

这道东西分布、现属三个省(区)的长城,实际是属同一时代可以连接起来的一道长城。

……老虎山长城和建平境内的长城是同一道长城。……关于最南面的这道长城的年代,过去都认为它是汉代的,没有说明是汉代什么时期的。笔者认为最南面的这一道长城,是东汉的长城。

 

以上关于最南面一道长城修筑年代的判断不免武断。试以“卢龙——平刚”道相关情况证之。

上文曾说过,“卢龙——平刚”道即《太平寰宇记》所载自周、秦、汉、魏以来中原政权出师北伐、“直向匈奴左地”大道的组成部分。从宏观战略地理上看,最南面的这道长城线与“卢龙——平刚”道之间构成了“十”字形的攻守设置,两者类似于盾与矛的关系。东汉末年右北平豪杰田畴曾说:“旧北平郡治在平冈,道出卢龙,达于柳城;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而尚有微径可从”。这表明东汉初期“卢龙——平刚”道的彻底衰落与“断绝”。既然利矛已废,坚盾应该也就没有了继续存在的意义。因此,认为最南面的长城是东汉长城的观点似乎不妥。

然田畴之言亦值得深思。西汉时,“卢龙—平刚”道为帝国北伐匈奴重要路径,东汉末年又为曹操“潜军诡道”、奇袭乌桓的取胜之道,其在东汉为何没能成为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塞内之路,沿途为何没能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生存繁衍之所?“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是否有东汉初期帝国刻意毁坏“卢龙—平刚”道的意味?这虽然尚缺乏考古证明,但类似情况在其他地区确曾发生。

直道,秦汉时连接关中与北方长城防线最重要的交通军事设施,关于具体走向学界虽有争论,历史作用却被普遍认同。有学者比喻:“长城是弓,直道就是箭;长城是盾,直道就是矛;有了直道,绵延万里的冰冷长城,才成为有血有肉的进攻机器。”然中原政权式微之时,直道功用会发生转换。“直道更是应了‘祸福相依’的古语,中原汉族可以利用直道进攻,北方异族更可以利用直道反攻。加上北方异族地处高原,具有高屋建瓴之势,此时,优势反转成了加倍的劣势”。中原政权该如何应对?

近年,考古工作者对秦直道某些路段进行勘查、发掘,结果表明“修筑于秦代的直道,向北经兴隆关向东,直至终点。使用了200多年以后,即在两汉之间或东汉早期,兴隆关以东的直道经人为破坏后废弃。约数十年后,改走兴隆关以北的子午岭主脉,向西转了一个大弯后至终点,直至宋明时期”;在陕西富县桦沟口也发现人为破坏直道现象,“在关卡遗址,路面揭露出人工开挖的沟槽宽4米以上,深约30-70厘米。沟槽与道路同一个方向,上部较窄、较浅,下部较宽、较深,显然是利于流水的冲刷。……在之字形盘山道,人工沟开凿于直道路面中部,呈槽型,与直道平行。……小小一条人工沟造成的损坏:上下两段之字形直道的彻底冲毁,总长度约230米。”人为破坏出入塞的交通要道,成为相对弱势的中原政权应对强势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方式之一。

既然著名的直道曾有“在两汉之间或东汉早期”遭人为破坏的情况,那么,昔日“直向匈奴左地”的“卢龙—平刚”道“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也很可能属于类似情况。若该推断不误,则在东汉时期“卢龙——平刚”道遭受人为破坏的同时,在修筑一道与之交错而配合使用的长城防御工事,显然与常理相悖。

那么,最南面的这道长城究竟修筑于何时?有学者对今河北地区这道长城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考察。

 

这道长城和内蒙昭盟第三道长城即宁城县西部之汉长城相连。在河北省的承德、隆化、滦平、丰宁都发现了这道长城以及和这道长城有关的墩台(烽燧)遗址。此长城东面自内蒙宁城县大营子一带进入河北省承德县三道沟门公社獾子沟车子梁,西南行至志云公社双庙梁。……墩台西行经三家公社北山包、雹神庙后山、老虎沟、前庙公社碱厂后山、头道河子后山,再西进入头沟公社瓦房北山、头道河子村北、头沟南山、窑顶面子山,进入隆化县境,西行到中关公社河南、马虎营、韩麻营、十八里汰村北、牌岔子,分西、南两路。……在墩台附近有大量绳纹瓦片,各种陶器如瓮、罐、盆、甑的残片、陶纺轮、鱼骨盆等。根据遗物特征分析,这些墩台的时代多属西汉早期。

 

另有学者对今辽西地区这道长城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调研,并且得出了有关修筑年代的不同看法。

 

长城从河北省承德地区的东部山区往东进入昭盟地区宁城县大营子公社,再东经四道营子、甸子、八里罕、存金沟、三座店、大城子、小城子等公社,然后北折进入喀喇沁旗的西桥、甸子公社,往东跨越老哈河,伸到朝阳地区建平县的八家农场、奎德素、张家营子、孤山子、碌科等公社。长城的走向基本上是沿河流的两岸。在宁城县境内主要是沿着老哈河上游的支流黑里河,向东至黑城子则是沿坤兑河两岸。过了老哈河以后,在建平县境内因无河流,就修筑在山谷和平川地上,但很少利用高山,在必须通过高山地段时,则是利用山顶或半山腰的山包砌筑烽台,烽台遥遥相望,连成一线。目前从宁城到建平沿途共发现墩台遗址125个。其中宁城、喀喇沁旗境内78个,建平境内47个……我们初步认为第三道长城就是武帝在弃造阳地之后所新修筑的。起燧屯兵,沿线置城,形成防御匈奴等族内侵的军事设施。

 

比较而言,认为这道长城“时代多属西汉早期”、“是武帝在弃造阳地之后所新修筑的”的观点,或许要比“是东汉的长城”的看法更接近历史现实。不过,我们也不能排除这道长城在东汉时期被沿用的可能。仅针对今朝阳地区来说,东汉时期,“白狼水——渝水”谷道始终畅通并且成为联系中原与东北的主干道。如何保证对该道和沿途地区的有效管控,成为东汉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宏观防御态势上看,今朝阳地区的北票市、朝阳县、建平县位于大凌河以北的山地丘陵地带,而经过上述地区的这“第三道长城”应该能够对东汉时期的“白狼水——渝水”谷道形成一定的防护作用。然而,这道长城的实际防御效用并不理想,对此,前文所举东汉时期鲜卑对辽西等地的寇略便可证明。也就是说,东汉时期,中原政权对于朝阳地区的管控力度是十分微弱的,即便朝阳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帝国边郡辖境之内,重要交通线及沿途城邑的安全也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在东汉末年的灵帝、献帝时期,随着塞内乌桓民族的强大,朝阳地区已经完全处于异族控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