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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地区城市发展略述

发布时间:2018-07-06    阅读:1398

 

朝阳地区城市发展略述

 

郎景成  王志源

  

   

    城市的发展大概要经过一个由分散农业到聚集农业生产,再由因农业生产而聚居的村落过渡到包含手工业生产和经营在内、具有防御性作用的市镇,最终形成功能复杂、包含丰富的人与建筑的综合体。

  古代的朝阳地区城市发展较早且延续久远,相较于中国东北的广大腹地和辽冀蒙三省(区)交汇的原热河省其他地区,朝阳的城市发展脉络独具特色,发展因素纷繁复杂,发展动力来源广泛。通过对古代朝阳地区的城市发展历史厘清脉络,对发展形态探究原因,既可以解开近代朝阳发展步伐趋缓的传承根源,又可以为当下朝阳的城镇化进程提供经验参考。

         一、洪荒晓月照土城(远古至西周)

  古代朝阳城市发展的发端究竟在什么历史时期一直是一个无法定论的问题。距今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牛河梁遗址,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还是一个新石器时代原始部落,直至今日最高层次的定义依然是“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 虽然也出现了早期的谷物种植,甚至于还有打磨石器,但还不能说这是早期的城市文明,因为定义城市文明的两个重要标准包括:一是要有非农业人口聚集的大型聚落;二是要成为周边地区各类活动的核心地域。牛河梁遗址所属的原始部落还没有完全进化到农业社会,考古表明仍有很大一部分古人类依靠原始渔猎生存,其次牛河梁也仅是祭祀的宗教活动聚集地。也就是说牛河梁遗址的文明形态依然是史前文明,是原始形态的石器文明,不属于城市文明。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即使牛河的梁红山文明超越雏形,进化为国家,也不代表一定会出现城市,如十三世纪的蒙古社会虽然在铁木真带领的扩张战争中完成了由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跳跃式进化,也建立了国家,但依旧不存在城市文明。

  城堡是农业聚集村落抵御外来侵掠的产物,同时也是城市即将出现的雏形。进入4000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朝阳地区先后出现的类城堡建筑有北票的康家屯遗址、建平的水泉和五连城遗址。其中较为代表性的当属建平县罗福沟的五连城遗址,其由后山城、北山城、西城、老四坟城、帽头山城组成,除西城建于山坡处外,其余四城均建在山顶或山脊之上,面积约6000平方米。城墙都为石筑,防御作用十分明显,但无法断言其为城市的很大原因在于,五连城出土的器物中除较少为陶器外,大部分依旧是打磨石器,而且没有任何生产生活遗存。大胆猜想,五连城很可能是一种夜间或预警情况下,人们迅速集中到此躲避野兽或外敌的避难场所,待到危机消弭再回到各自原始村落继续原有生活。

2015年3月23日,新华网报道辽宁考古研究所在朝阳喀左土城子遗址挖掘出一座古城,根据副所长李新全的描述,该座古城应该是3500年前的青铜器时代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出土的器物不仅有人类早期使用的骨器、石器,也有陶器,最为重要的是该遗址还出现了房址、祭祀坑、升焰式窑址和灰坑等生产生活场所遗存,如果时间断限可以确定,那么土城子古城很可能成为朝阳地区现今发现中最早的城市遗址,成为朝阳城市发展的源头。

        二、仗剑边塞唱大风(战国至汉末)

  朝阳历史上第一个城市的名字—柳城,有传说为舜筑柳城,但无从考证,尤其舜帝相较于炎黄二祖,自身有着太多争议,出生地就有晋南、鲁南、浙北三家纷争,治都也有冀北、晋南两处说法,连陵寝还有晋南与湘中二地遗留,所以朝阳的柳城由来与舜的关联实在不可采信。

  齐桓公尊王攘夷,代周天子征伐不臣,公元前663年应燕庄公请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为燕国拓展了北疆,也使得中原文明延伸至朝阳。涉及此一时期朝阳地方建制的书籍也多以朝阳划归为孤竹,其后有燕将秦开却胡,设立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5郡,根据燕国北境直抵襄平的记载,朝阳地区属辽西、右北平郡地,后有无终道、平冈道交汇于朝阳的说法,但按照近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考证,终究没有实证。当下所能见到的只有建平境内燕长城一段,加上燕国作为姬姓诸侯公国,东周五百年的大争之世,必然倾心于南下,未必会在朝阳等地建筑城郭,发展身后腹地。

《汉书·地理志》在辽西郡一节中记到“柳城,马首山在西南”,应该是官修正史首次提及柳城。汉承秦制,地方划为郡县两级,这时的朝阳北部应该就属汉辽西郡柳城县,而南部凌源地区属于右北平郡平冈县。经过近年来考古探寻,前者治所在朝阳县柳城镇十二台村,后者治所在凌源城南安杖子村。这时的朝阳地区很可能是双子星座并存的模式,既北部柳城县、南部平冈县两座边城,互为依托,共同拱卫西汉的北疆,其城市作用也很可能仅限于军事保卫。汉代兵役制度分为保卫中央的“卫”兵和守护边疆的“戍” 卒,朝阳地区两县的设置就是戍卒驻扎的城堡。《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载,汉安帝元初二年(115年),“辽东鲜卑攻扶黎营”,这里的扶黎营大概就是汉景帝探视周亚夫时被小卒拦驾的柳营那一类军区或军分区。

  按照《三国志·田畴传》记载,曹操北征乌桓时,田畴说过“旧北平郡治在平冈,道出卢龙,达于柳城;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柳城县及柳城城市建筑存在时间的历史跨度,推测应该在西汉初至东汉初的二百年间,到了东汉初年就已经不为汉庭所掌控了。

        三、燕都繁华成一梦(两晋南北朝·三燕)

        自慕容皝迁都龙城,其子慕容儁于此称帝,朝阳以龙城为名作为三燕国都或陪都九十多年,也由于地方政权首都的功能性作用,使得朝阳在一百年间,城市的发展前所未有,城市的地位冠绝古今。

  拿慕容氏兴旺的历史与后金比较十分相似。同样是“安内攘外、迁都南向、二世称帝”的三部曲。众所周知,努尔哈赤起兵先是以本部建州女真为基础,吞并女真内其他两部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为了南下侵明,将都城由赫图阿拉迁到沈阳,再由继任者皇太极称帝改国号大清,最终入主中原,迁都北京。可很多人不知道,慕容氏的大燕政权完全就是这一模式的创始者;自慕容皝起兵始,也是经历父子两代吞并段氏、宇文氏,统一鲜卑,再将都城由昌黎县、棘城迁到龙城,慕容儁在龙城称帝,后随着进一步南侵,迁都中原的邺城。公元341年,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龙山之南,所谓福德之地也,使阳裕、唐柱等,可营制规模,筑龙城,构宫室宗庙,改柳城为龙城县。”《资治通鉴》卷九十六中记载慕容皝“使唐国内史阳裕等,筑城于柳城之北,龙山之西,立宗庙宫阙,命曰龙城”。但是前燕33年的政权中,龙城作为首都时间仅有7年,其余时间都城在幽州和邺城,但是龙城的地位是陪都,作为南下慕容氏的根基。

  淝水之战后,前秦苻坚的败落,使得战败后归附于氐人多年的鲜卑慕容氏重燃起复国希望,同样是慕容皝的儿子慕容垂建立后燕于河北中山,但随着参合坡败于同为鲜卑的拓跋氏,慕容垂之子退守故都龙城,朝阳再次成为政权中心并直至北燕灭亡,长达39年。很多人熟悉这段历史多是源于小说《天龙八部》中的狂热复国分子慕容复,金庸将慕容复在太湖中的庄园起名“参合庄”,慕容家传绝学也叫做“参合指”,想来是为了衬托慕容鲜卑的悲壮历史,而也有人认为书中杜撰的段誉祖上大理开国皇帝段思平很可能就是被慕容氏赶走的鲜卑段氏后人。

  后燕开国之主慕容垂的小儿子慕容熙在位时,朝阳的城市建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据记载,慕容熙即位的第二年便 “大治宫室”,“大筑龙腾苑,广袤十余里,役徒二万人,起景云山于苑内,基广五百步,峰高十七丈。又起逍遥宫、甘露殿,连房数百,观阁相交。凿天河渠,引水入宫。又为苻昭仪凿曲光海、清凉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渴死者大半。” 除此之外,他还在龙城仿照邺城的凤阳门建造了弘光门,“累级三层”;还有其为苻后建造的承华殿比正殿承光殿高出一倍。近年随着朝阳北大街的改造开发,这一切被人们从地下唤醒,又再次重埋地下,但是可以说明慕容熙时代的朝阳龙城,应该是朝阳古建筑造诣的巅峰展现。

  由于北燕政权是政变中夺得,加之北燕冯跋称天王后仍将都城由棘城迁至龙城,可推定后燕龙城的城市建筑大部分没有受到波及,城市发展依然延续。但时间到了432年,随着北魏拓跋焘剑锋所指,北燕灭亡,龙城遭毁。《魏书》拓跋焘的本传中记载“徒营丘、成周、辽东、乐浪、带方、玄菟六郡民三万家于幽州,开仓以赈之。”只是说道北魏政权将龙城遭受战乱百姓南迁,给与粮食救济,没有记录龙城是否被毁。《十六国春秋·北燕录》的记载回答了这一疑问“弘率龙城见户东徙,焚烧宫殿,火一旬不绝。”具体说就是冯弘联络高句丽抵抗北魏,结果自己人发生群体性事件,冯弘烧掉龙城,带上一部分拥有首都户口(见户)的龙城百姓逃亡到高句丽,自己后来也因在北魏的强大国力胁迫下,被高句丽杀掉送与拓跋焘。

  繁荣近百年,建设了近百年,成为朝阳历史永久骄傲的龙城在冯弘的一把逃命大火下不复存在,一座城市能够“火一旬不绝”,也从侧面说明龙城城市建筑的宏伟庞大。自此以后,朝阳以“和龙”见诸于隋以前的四百余年,大多史家以其得名于慕容氏所建的“和龙宫”,但《水经注》十四卷中记载冯氏北燕也被当时南方的宋政权叫做“黄龙国”,最接近古汉语发音的粤语在“和”“黄”两字发音时,基础发声都是“wo”,只是后者读出时声音拉长,由此推测“和龙”这一叫法也可能是南方汉文化圈将北燕龙城叫做“黄龙”的谐音变化所致。

        四、营州城下十万兵(北魏至唐)

        《魏书·地形志》记载“营州,治和龙镇,太延二年为镇,真君五年改置。”此处应该是朝阳首次以“营州”为名见诸史书。北魏孝文帝极力汉化,南迁都城到洛阳,于是一个令人惊奇的转变出现了,那就是作为北方南下而来的草原民族,北魏以及由其分裂而来的东魏、北齐更多的是以中原王朝自居,开始重视起防范北方,而营州镇就是北魏政权巩固北疆的重要军州。这一时期的朝阳城市最大作用就是军事重镇,为了巩固其为中原的屏障,营州地方长官多是宗室子侄,如乐浪王拓跋万寿、任城王拓跋云、安定王拓跋休、安丰王拓跋猛、乐陵王拓拔思等都曾任和龙镇都大将,甚至还兼领营州刺史、护东夷校尉,执掌东北军政大权。

  北朝末年,随着就德兴、高保宁两次军事叛乱都出现在营州,使得大一统的隋与唐都极其重视朝阳的军事地位,唐朝地方建制首次出现了道这一级,形成三级垂直,朝阳地区属于河北道营州,下辖柳城一县。与此同时,朝阳地区还设有东夷都护、安东都护府、平卢节度使等军政合一政权模式,成为两代东征高丽,安抚东北诸夷的核心地区。隋唐时期,既是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顶峰的极盛时代,也是孕育着巨大变革的时期,经济空前发展必然造成土地兼并,均田制无以为继,政府的兵役制度也由府兵制改为募兵制,唐代的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吃粮打仗的职业兵,杜甫所作《兵车行》中所描绘的“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就是唐时终身职业军人驻守边疆的真实写照。

  朝阳在唐代,城市的作用只有两处,一是防卫,二是互市,而其中防卫作用更为重要。隋唐两代数次东征高丽、武周时镇压契丹李尽忠、肃宗时平定安史之乱等中唐以前重大战事都发生或涉及到朝阳地区,使得朝阳也一度成为四战之地,而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英雄和枭雄都在营州这片土地上纷纷摆阵布兵,睥睨群雄,他们有的生于斯,有的战于斯,只要我们说出他们的名字,就可见一斑,他们是薛仁贵、程名振、张俭、苏定方、赵文翙、李楷洛、安禄山、史思明、李光弼、王思礼、李怀仙……

        五、可汗于此不弯弓(辽至元)

  今天朝阳市所辖各县多有自己的别称或旧称,北票的川州、凌源的榆州、建平的惠州、喀左的利州,几乎囊括了除历史上朝阳县之外的朝阳市所有辖县,在向外文化宣传中成了不可或缺的一张张珍贵名片,可谓蔚为大观。而这一系列名称的由来,都是出现在民族矛盾最尖锐的辽金元三代,是来自北方的三个少数民族统治时期,朝阳的城市发展也在这一时期逐步成熟,为近代各县县城位置布局打下了基础。

  辽金元三代都沿袭了唐代地方三级区划的治理思想,其中辽在地方设道、府(州)、县三级,金基本未作变动,只是将道改称路。辽金两代限于版图幅员,细化了治理层级,朝阳地区作为政权腹地,军事地位被弱化,城市发展走上正轨。元代疆域辽阔,非辽金可比,在路这一级上设立行中书省,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地方四级行政区划,既:行省-路-府或州-县。而朝阳地区的城市发展也随着区划变动而得到发展。具体表现有两处:

  一是朝阳地区的城市多点发展。自辽以后,朝阳地区基本是一府多州,府即包含今朝阳城市及周边地区在内的兴中府,多州分别是位于北票黑城子的川州、凌源市八里堡的榆州、建平县建平镇的惠州和喀左大城子的利州。这些州治于此,加快了上述地区的城市发展,成为这些县域最早的县城。凌源、建平、喀左3地县城所在地直至近代依然是辽代州治,而北票黑城子后来能够成为东土默特右旗札萨克贝子府地,也与州治所在的城市发展与繁荣程度不无关系。

  二是朝阳对周边县域的引领作用首次出现。自辽代开始,朝阳便设为兴中府,虽然与川、榆、惠、利4州先后同属中京道、北京路、辽阳行中书省,但是一直以略高于州等次的府来设置,翻阅《辽史》《金史》《元史》各书“地理志”都将三燕定都作为抬高等次的重要依据。而也在此时,朝阳旧时三塔也陆续建成,也能说明城市从军州堡垒逐渐向多功能的区域政治中心逐步转变。

        六、始称朝阳凤凰鸣(明至清中叶)

  朝阳地区最早的地方志书《塔子沟纪略》在记述清初的朝阳城时用了“荆棒满地,虎狼群进”八个字,按照史书的记载,朝阳城郭废弃、田地荒芜到此时,已经是近三百年的的光景,其根源就是明成祖的慷慨“弃守”。

  明朝实行军户制度,军人不仅是职业还是世袭,由此又诞生了卫所制度,由军都督府-都司-卫-所形成四级屯兵养兵机制。洪武二十年(1387),置大宁都指挥使司,而其中营州前屯、后屯、右屯三卫都在朝阳,史称营州三卫。“靖难之役”成功后,成祖皇帝为答谢东蒙部落的军事支持,将营州三卫南迁关内,将朝阳等地区赠与朵颜三卫做牧场,这里的朵颜三卫分别是兀良哈(朵颜卫)、翁牛特(泰宁卫)、乌齐叶特(福余卫),属于羁縻卫所,享受朝廷品阶编制,却执行民族土司政策。明中央政府卫所的最北端设置在铁岭,但是贴近蒙古草原一带却全线放弃,这一政策在朝阳的延续持久,到清朝康熙末期仍为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部与土默特部的放牧之地,朝阳地区近三百年沦为牛羊牧场,过往城市荒芜于牧草之间,昔日建筑尽沦为牲畜之所。

  清初百年的发展,朝阳地区越来越多的关内汉人涌入,也使得清朝政府不得不重新思考对于这片三百年牧场的治理变革。于是就出现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改制之路:乾隆五年设塔子沟厅,乾隆三十九年设三座塔厅,乾隆四十三年分别撤厅设建昌县、朝阳县,光绪三十年朝阳撤县升府,由此百年经历,使得朝阳城市涅磐重生,凤凰再鸣。

  这百年间的变化下来,我们从中会有两个发现,一是三百年弃守放牧对朝阳城市的破坏前所未有,二是朝阳城自身的发展优势在地区内不可撼动。

  解读前者,自秦汉以降,无论政权更迭还是地方割据,统治朝阳地区的设城首选都是朝阳,但塔子沟厅却建制在朝阳以南一百公里处的凌源,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凌源城市迅速发展,今天留存的东街老爷庙、清真寺、粮市后秀塔书院、小西街石拱桥都兴建于此时;另一方面也正如哈达清格《塔子沟纪略》的真实描述,朝阳古城已是一片荒草残存,不堪建制。

  解读后者,朝阳城附近的大凌河沿河两岸堆积出了宽阔的漫滩和阶地,从而形成了沿河冲积的平洼地段。在平洼地段两侧,形成了沿河小盆地,河谷盆地的漫滩和低阶地上土壤深厚,其肥力也较高,是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朝阳的农业尤其是种植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农业的有力助推是朝阳能够二次崛起,最终奠定自己对所辖各县领袖地位的根源。

        七、“三泰”商号衍新邑(清中叶至晚清)

  曹三喜作为清代朝阳城市商业发展的始作俑者,直至今日生卒时间仍然是个歧义颇多的谜团,不同的文史资料可以认定出明万历、明崇祯、清康熙等跨度长达百年的不同历史节点,但是十分清晰的是,曹氏家族在朝阳的商业活动,是朝阳近代城市发展的基石,是朝阳城市能够在清代最终成型的重要引领和推动。太谷县三多堂的辉煌建筑彰显的是曹氏商业帝国的经营收获,而东北各地散落的商家和故事,则记录着曹家创业与朝阳城市发展的点滴历程。

朝阳本地流传着“先有三泰号,后有喇嘛庙”, 与“先有喇嘛庙,后有朝阳城”形成了“三泰号—喇嘛庙—朝阳城”这样一个时间顺序,三泰号就是曹三喜的商号招牌,喇嘛庙则是绰尔济督建的佑顺寺。曹家“三泰号”的买卖兴盛昌隆必然要远远早于朝阳城市在清代二次复兴,其中一个重要坐标卡尺就是朝阳的关岳庙。

  朝阳关岳庙在清代被称作关帝庙,是因为民国时期合并供奉了岳武穆才改的名称,清代的百姓是不敢将抗击过女真人的民族英雄岳飞与关帝合祀的。根据《大清奉天府义州西边外三座塔新建关帝庙碑记序》的记载,朝阳的关帝庙是乾隆八年,自晋来朝的曾玉范、孟士诚等三十余人斥资在辽代 “灵感寺”、元代 “大通法寺”的基础上修建的,其当时的性质既是山西人寄托乡愁、祈求家乡神祗保佑的寺院,也是在朝阳经商贩运的山西人联络乡党、接头落脚的会馆,正所谓“迎裨麻、联嘉会、襄义举、笃乡情”。这一年,朝阳还是塔子沟厅治下的三座塔村,所以碑文名字上用的是“义州西边外三座塔”,这里的“义州”是义县一代辽金时的旧称,但是能够积聚大批山西人于此并修建关帝庙,可以说朝阳的市镇建设也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建成关帝庙的乾隆八年要早于三座塔设巡检的乾隆十八年,更早于三座塔设厅的乾隆三十九年,而在乾隆八年之时,朝阳的山西商贾已经汇聚于此,经营的产业也初具规模,仅烧锅酒酿造一业,就不仅有曹家的三泰号,还有杜新三的乾元号。如此,则这个新的顺序就应该是:曹三喜—三泰号—喇嘛庙—朝阳城—关帝庙—三座塔厅,所以也有人对曹家商贸做出“先有三泰店,后有朝阳县”的较高评价。

        曹家的生意发展模式和很多晋商一样,都是由直接生产加工衍变为金融汇兑,据传说曹三喜初到朝阳便是以做豆腐起家,再后来酿造高粱白酒、加工皮革,做的都是这一类的手工业,随着清代中叶的经济繁盛来临,曹家不仅开始涉足于驮马贩运贸易、屯粮转运销售等商贸投机生意,更是开始跻身到典当和钱号等金融行业,走上“钱生钱”的取财之道。随着经营的规模扩大,至清末曹家的商号多达14家,遍布朝阳周边地区,甚至远到沈阳、开原等地,以至于民国十九年的《朝阳县志》写道“朝阳之有商业,自晋人始”。与此同时,曹家也对朝阳地方多有贡献,不仅因为商业发展带动了朝阳的城市建设,还因为雇佣帮工,为朝阳即培养出了一大批手艺人,也间接促进了市民阶层的诞生,此一时期留存下来的一些地名就可以看出手工业兴起、商业发展在那个时代的影响,诸如:铁匠炉、铧子沟、曹家烧锅、酱园、茶棚、黄酒馆。

        就如同《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一样,包括曹家在内的山西商人开钱号后的梦想都是“汇通天下”,但也包括曹家在内的晋商都因为那个纷乱的时代对于传统金融行业的摧残,最终走向没落。但曹家三百年在朝阳的辛勤耕耘,不仅使得自己富甲三晋,更为朝阳的近代城市发展起到了全方位的带动作用,时至今日,三泰号白酒的工艺仍在凌塔白酒的生产中传承。

        八、蓝图绘就曲折路

        进入近代的朝阳城市发展,也和多舛多难的国家命运一般,一路走来坎坷不断,磕绊不绝。由于时代的纷乱,时局的动荡,自清晚朝阳设府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50年代朝阳设市,近百年的朝阳城市发展几乎停滞不前,1959年成立的朝阳市筹备委员会因为条件限制,占用佑顺寺办公就是例证。史料记载中唯一一次大规模城建,就是在李凤奎的起义军席卷朝阳城的第二年,即1862年朝阳的地方治所驻地垒砌出一道土城墙,还一并建成“长乐”“聚德”“阜财”“太平”四座正门。朝阳城市的上一次构筑城墙应该是在明初的营州三卫,随后的500年朝阳城市的发展史上都没有过城墙这类建筑,因为无论是蒙古还是满洲,游牧民族的快马长刀最畏惧的就是坚城利炮。

        城市发展进入现代化社会,城建规划已经成为首要之务,而能否在一张科学的城市规划蓝图上绘到底,也影响着城市的健康发展。自1958年到文革结束的30年间,朝阳市城建规划共有过4个版本,分别是1958年的首创版、1959年的近期版、1967年的朝阳镇版和1975年的朝阳县版4次。

        1958年,朝阳等6县划归辽宁省的第三个年头,朝阳等6县划出锦州专区,设立地级朝阳市,下辖周边6县。1959年,在“大跃进”的鼓舞作用下,城建规划人员仅用了1年就完成了《朝阳市城市总体规划》。这部规划既是朝阳城市建设规划的开辟之作,也是现代朝阳城市发展的奠基蓝图。其中的很多发展思路直到今天还是朝阳城市建设发展的主线。首先是改变原有的朝阳城市中心范围,将很多建设项目放在今胜利桥路口以南的区域,促成了朝阳商贸繁华区由过去的扣北村口至关帝庙一带南移到现在的新华路转盘至珠江广场一带,极大的开发了南部城区;其次是确定下来工业发展向北,文教住宅向南的发展思路;最后确定了发展重点范围限定在锦承铁路与大凌河之间,敲定了朝阳城市南北狭长的延展模式。但是这版规划的致命缺点就是在“大跃进”运动的影响下,很多提法不切实际,比如确定的“发展钢铁、化工、纺织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工业城市”目标,超出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1959年近期版的问世是基于1958年版规划目标的太过遥远,这个近期规划是针对如何建设各功能区域、建设哪些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案,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包括友谊大街、新华路、红旗路等主干街道和市委办公楼、市政府办公楼、邮政大楼等地标性建筑都是这一版本规划建设的具体实施。相比较之下,1960与1961年对1958年规划的两次修订,则完全是“大跃进”运动的歪曲体现,其中提出“以金属为纲”的城市性质、将人口规模定在100万等脱离现实的规划目标,都对城市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

  1967年规划方案没有太大变化,时逢“文革”的动荡,方案也没有能够完全实施,只是在一些已规划区域内见缝插针的建设了一些建筑,多为2-3层,较有代表性的是2014年刚刚拆掉的新华路与光明街交叉口的光明商店大楼。

  1975年出台的《朝阳县城总体规划》编制始于1972年,制定的时间刚好是邓小平被打倒后出来工作到全面整顿的3年,极左路线得到抵制,所以这一版的规划也是最符合实际的,将城市规模远期用地限定在20万平方公里,人口目标也定在了20万。

  科学蓝图绘就不易,坚持更难。1984年,朝阳再次设市,城区划分为双塔、龙城两区。1987年《朝阳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完成编制,方案将城市规划远期定在2000年,全方位的审视朝阳城市空间上的发展方向,时间上的发展思路。此次规划依然遵循了1958年规划的总体思路,肯定了朝阳已有的城区规划模式,更多的将城市交通、供水、供气等现代城市公共事业发展融入规划之中,朝阳主城的发展宏图就此敲定。

九、千载圆梦在前程

  纵观古代朝阳城市的嬗变历程,我们可以看出,朝阳的发展始终与政区变迁、民族融合、区位价值交织在一起,反映了千年古城的沧桑变迁。我们还可以读懂,朝阳这座历经无数风雨的古都大郡始终渴望着新的发展与超越。

  回顾历史,汉唐兵戈湮埋地下,三燕定都不可复制,但辽金两朝对朝阳这片土地的精耕细作,有清一代朝阳自身在变革中的不断突破,犹可借鉴。“五大战略”、园区建设、新市镇发展,新时代的引领者为朝阳城市发展的最终圆梦指引着方向。与此同时,朝阳转身向海,跻身“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朝阳回首向南,借“京津冀一体化”之路入关,乘“一带一路”之船出海,都可以让朝阳重新定位自身区位优势,都可以让世界重新审视朝阳的潜在价值。“京四”“锦朝”“朝赤”三条高速公路组成的密集网络让朝阳北上南下畅通无阻,“京沈客专”的建设迈进让朝阳重新回到出入华北东北的交通大动脉上,而朝阳机场的班次可以直飞京沪,更是让朝阳这只浴火凤凰展开了城市腾飞的翅膀。交通搭台,旅游牵动,文化唱戏,人气聚集。定位精准、来往通达的朝阳,在建设发展的道路上还有着自身的文化优势,集历史上的文明起源地、军镇边塞城、民族融合区于一身,四大文化更是弥足珍稀,不可估量。

结语

  朝阳城市兴衰的历史,与人的集聚和疏离有关,与区位的辐射、交通的畅达有关,与商贸和文化发展更是关系密切,而朝阳城市的未来发展还要协调资源承载发展的可持续性,生态环境保护的可宜居度。

  蓝图已经绘就,前程充满美好。相信朝阳的城市发展必定会圆梦今昔,复兴在即。

      (作者:郎景成系朝阳市史志办主任  王志源系市纪检委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