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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昙无竭西行求法比勘

发布时间:2018-07-06    阅读:632

 

法显、昙无竭西行求法比勘

 

段玉明

  

昙无竭,汉言法勇,俗姓李,幽州黄龙(今辽宁朝阳)人,生卒不详,南北朝时著名的西行求法高僧。其西行经历本有记传[1],因其久佚[2],现已仅能从慧皎《昙无竭传》[3]摘录略知一二。按《昙无竭传》称,昙无竭之西行萌于法显——“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乃慨然有忘身之誓”,故其以法显为其西行模范当可理解。兹将两者西行求法情形比勘,以见中土早期西行求法的某些传统。

  法显西行求法始于后秦弘始元年(399年),终于东晋义熙九年(413年),历时15年左右,目的是“至天竺寻求戒律”,因“慨律藏残缺”。[4]昙无竭西行求法始于刘宋永初元年(420年),元嘉(424~453年)末年“达于江左”[5],历时30余年[6],除继踵法显外,《昙无竭传》没有明确言其目的。然从其依石留寺佛驮多罗受大戒判断,昙无竭也或与法显有相似的目的,希望成为一个如天竺法的僧徒,只是由于自述记传的失传而成了疑问。两者西行求法的时间相去7年,接续很紧,故道宣将昙无竭与法显并置称为西行求法的创始人——“前后僧传往天竺者,首自法显、法勇,终于道邃、道生,相继中途,一十七返”[7],然二人之间尤有智严(350~427)、智猛,前者于后秦弘始八年(406年)前已自罽宾求法归来[8],后者于后秦弘始六年至刘宋元嘉元年(404~424年)之间西行求法[9],非法显之后即昙无竭也。但智严、智猛西行求法非受法显影响(法显此时尚未归来),而昙无竭则必是,且历时为西行求法者中最长,非法显(15年)、智猛(20年)、玄奘(17年)、义净(25年)所可比拟。

  法显西行求法,“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10];昙无竭西行求法,“招集同志沙門僧猛、曇朗之徒二十五人”。这固然有昙无竭仿学法显的印迹,同时也是早期西行求法的惯例——邀同志者结伴而行。例如,智猛西行求法亦曾“招结同志沙门十有五人”[11]。又如,法显在张掖“欣于同志”的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人,明显也是一队西行求法的僧人。这样可以降低西行求法的成本,增强抗阻风险的力量。但其结局却未必如愿,“发趾则结旅成群,还至则顾影唯一,实足伤哉”[12]。此一做法在后期的西行求法中已经较少看到,更多的是孤身前行,如玄奘,如义净[13]。

  法显本在长安,故其出发始自长安,向西翻越陇山,“至乾归国夏坐。……前行耨檀国。度养楼山,至张掖镇。……复进到敦煌。……敦煌太守李暠供给度沙河。……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复西北行十五日,到焉夷国。”“乾归国”即西秦乞伏乾归的都城(即今兰州),“耨檀国”即南凉利鹿孤时的都城(即今西宁),“养楼山”在西宁以北、大通河南一带,“沙河”即敦煌至鄯善国间的沙漠地带,“鄯善国”即古楼兰国(都城故址在今新疆若羌),“焉夷国”即焉耆国(都城故址在今新疆焉耆)。[14]过乾归国后,法显应均行进在青海东道上,然后由祁连山分道北上张掖,进入河西大道。其所以如此折腾,是因为当时“吐谷浑路的柴达木分道尚未开通”[15]。吴焯先生根据前凉张骏出使成汉,自称“小臣行无迹之地,通百蛮之域,万里表诚”,推测由凉州横穿祁连山隘口,经青海进入蜀地的道路已通。[16]同样可以推测,由张掖横穿祁连山隘口进入青海的道路也应已通,马蹄寺石窟的开凿可以为此提供证据。经张掖到敦煌,法显取道丝绸之路南道,穿过其西的白龙堆沙漠到达鄯善后,复向西北进入焉耆。与法显不同,昙无竭籍贯幽州黄龙,《昙无竭传》称其“发迹北土,远适西方”之“北土”,虽不敢确认即是黄龙,但是就今河北至于辽西而言当无问题,而“远适西方”则是就其西行求法而言了。其至西域的路线,“初至河南国,仍出海西郡,进入流沙,到高昌郡。”“河南国”本是南朝对吐谷浑政权的称呼,始于刘宋元嘉十六年(439年)封吐谷浑主为“河南王”。比之更早,西秦太初元年(388年)乞伏乾归已经自封为“河南王”了。[17]昙无竭所行“河南国”之初,应与法显同路——即都行进在青海东道上,可以视为是对法显路径的因袭。“海西郡”,吴焯先生认为是“西海郡”之误,其地在今青海湖之西;而“流沙”,则是柴达木北之沙碛,隔阿尔金山与白龙堆相接,故昙无竭于“河南国”后行路径实在青海西道上,“经柴达木沙碛,越阿尔金山隘口至鄯善,然后北上至高昌”。[18]此一段路程有异法显,当然应与青海道西路的开通有关。元嘉二十年(443年)、二十一年(444年)北凉两次遣使刘宋,据唐长孺先生考证,都是从高昌经焉耆南下鄯善,然后越阿尔金山口进入吐谷浑的白兰地区,复东南行经吐谷浑东境而入益州,再由益州至于建康。[19]昙无竭之行比北凉使者更早,且无就此通道的更早记载,故其或是此一通道最早的践行者之一。刘宋元徽三年(475年)法献西行求法,“发踵金陵,西游巴蜀,路出河南,道经芮芮[20],既到于阗”[21],走的即是昙无竭路线。北魏神龟元年(518年)宋云西行求法,发赤岭(今青海日月山),渡流沙,至吐谷浑,至鄯善城,再经左末(即且末)至于阗,[22]鄯善以前路线亦与昙无竭同。北周武成元年(559年)乾陀罗人阇那崛多来华,“达吐谷浑国,便至鄯州”[23],行走路线仍然是与昙无竭一致,只是行经方向正好相反。直至元时指空来华,因河西大道受阻,还在选择此一由青海进入中原的路线。[24]由此看到,昙无竭西行求法虽以法显为师,却并不盲从法显所行路径。因此灵活,其西行路线深深地影响了后继的西行求法者。至于二人均由鄯善西北行至焉耆,而未取道且末以至于阗,则与此道或阻有关。其后,受到北魏挤逼,鄯善王率众西避且末,此道方又开通,宋云由是得取此道至于于阗。

  法显出焉夷国后,西南行于无人之野,“沙行艰难”,“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阗。……既过四月行像,……法显等进向子合国,在道二十五日,便到其国。……于是南行四日,至葱岭山,到于麾国安居。安居已止,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国”。所谓“沙行”,章巽先生认定即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也就是说,法显出焉夷后,应是沿今库车(古称龟兹)西行,于和田河南下,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于阗(都城故址在今新疆和田东南),故其自称“所经之苦,人理莫比”。法献从芮芮(实在焉耆)到于阗,也应是走的此一路线。“子合国”都城故址在今新疆叶城西南之奇盘庄(一作“棋盘庄”),“于麾国”故址可能在今叶尔羌河中上游一带,“竭叉国”王城故址疑在今塔什库尔干。[25]法显必穿沙漠而至于阗,目的是要取道今塔什库尔干一带进入天竺。较之稍晚,智猛西行求法,“发迹长安,渡河跨谷三十六所,至凉州城。出自阳关,西入流沙,凌危履险,有过前传。遂历鄯鄯、龟兹、于阗诸国,备瞩风化。”[26]如果“渡河跨谷三十六所”也包括了绕道青海,其西行路线几乎与法显全同(唯分道梁州、张掖不同),但却未受法显影响,说明此一路线或是当时通行的西行路线。《昙无竭传》称:昙无竭出高昌后,“经历龟兹、沙勒诸国”。“沙勒”即疏勒(今新疆喀什),“诸国”则是慧皎为昙无竭立传时的省言,昙氏行记当有更为详细的记述。如此,昙无竭应一直取道丝绸北路西行,没有像法显一样中途折向于阗。但从其后二人均记翻越葱岭推断,昙无竭应在今塔什库尔干一带与法显合成了一路。

  《法显传》记述翻越葱岭甚艰,“在道一月,得度葱岭。葱岭冬夏有雪。又有毒龙,若失其意,则吐毒风,雨雪,飞沙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于此顺岭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艰岨,崖岸崄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下有水,名新头河。昔人有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蹑悬絙过河。河两岸相去减八十步。” [27]《昙无竭传》于此亦颇详细:“登葱岭,度雪山,障气千重,层冰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于东西两山之胁,系索为桥。十人一过,到彼岸已,举烟为帜,后人见烟,知前已度,方得更进。若久不见烟,则知暴风吹索,人堕江中。”除了际遇基本相似外,两者描述的仿佛还有昙无竭受法显记述的影响,一是对翻越葱岭经历的格外重视,二是对描述此段经历的方式相袭,借此艰难记述可以强化他们舍身求法的精神。法献西行求法,“既到于阗,欲度葱岭,值栈道断绝,遂于于阗而反”[28],即是阻于葱岭。智猛一行始登葱岭,“九人退还”,至波伦国竺道嵩“又复无常”。[29]《昙无竭传》又有过大雪山的描述:“行经三日,复过大雪山,悬崖壁立,无安足处,石壁皆有故杙孔,处处相对,人各执四杙,先拔下杙,手攀上杙,展转相攀,经日方过。及到平地相待,料检同侣,失十二人。”同行25人中12人殒命于此,翻越葱岭、大雪山之艰难可想而知。

  按《昙无竭传》记述,昙无竭翻越葱岭、大雪山后,“进至罽宾国,礼拜佛钵”。这与《智猛传》之“度雪山,渡辛头河,至罽宾国”的记载一致。“辛头河”即今印度河,“罽宾”即今克什米尔。但在《法显传》里,佛钵在弗楼沙国(都城故址在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昔月氏王大兴兵众,来伐此国,欲取佛钵”,知弗楼沙国与月氏国邻近。故《昙无竭传》之“复西行至辛头那提河,……缘河西入月氏国”,当是其进入罽宾国后的行经。《智猛传》称其至罽宾国后,“又于此国见佛钵”。不止礼拜了佛钵,昙无竭还在此礼拜了“佛肉髻骨”。“佛肉髻骨”当即佛顶骨,《法显传》言其在那竭国界的醯罗城(遗址在今阿富汗贾拉拉巴德城南的醯达村[30])。此外,那竭城中所藏佛牙、佛发,昙无竭也应一并有所礼拜。《昙无竭传》又称:“(昙无竭)后至檀特山南石留寺,……停夏坐三月日,复行向中天竺。”“檀特山”在乌苌国(故地在今巴基斯坦北部的斯瓦特河附近)[31],法显是先到此地,然后再到宿呵多国、犍陀卫国、竺刹尸罗国、弗楼沙国、那竭国,经行次序略有不同。乌苌国有佛足迹、晒衣石、度恶龙处圣迹,昙无竭一一参礼应在情理之中。礼拜佛钵、佛牙、佛发、佛足迹、佛顶骨等等圣物圣迹成为后来西行求法的传统,如在宋云、慧生[32]、道荣[33]、玄奘[34]、玄照、道琳[35]等人的例子里,当与法显、智猛、昙无竭等早期西行求法者的倡行关系很密。

  进入中天竺,法显分别到了摩头罗国(都城故址在今印度马土腊之马霍里)、僧伽施国(都城故址在今印度法鲁哈巴德区之桑吉沙村)、罽饶夷城(即今印度卡瑙季城)、沙祇大国(故址在今印度阿约底),然后才到拘萨罗国舍卫城(故址在今印度巴耳兰普耳之沙海脱-马海脱)。[36]此一段并不简单的经行,《昙无竭传》仅言:“路既空旷,唯赍石蜜为粮,同侣尚有十三人,八人于路并化,余五人同行。”未将细节展开,此当又是慧皎立传时的省言,昙氏行记里应有详述。为了强调此段行程的艰难,慧皎除了摘取8人迁化的事实外,又引述了两段昙氏称念观音灵验的例子,用以证实“诚心所感,在险剋济”的真实不虚。类似的情形我们也在后来的西行求法者中见到,如玄奘过莫贺延碛遭遇困境时“但念观音菩萨及《般若心经》……在危获济”[37],说明昙无竭的事例开启了一种西行求法的济危模式。

  舍卫国后,法显又先后到过迦维罗卫国城(故址在今印度巴斯提区之匹帕拉瓦)、蓝莫国(故址在今尼泊尔达马里附近)、拘夷那竭城(故址或在尼泊尔小腊普提及干达克两河合流处之南)、毗舍离国(都城故址在今印度木札法普尔之比沙尔)、摩竭提国巴连弗邑(即今印度巴特那)、王舍新城(故址在今印度比哈尔城之腊季吉尔)、伽耶城(在今印度伽雅城)、迦尸国波罗?城(即今印度贝拿勒斯)、拘睒弥国(都城故址在今印度阿拉哈巴德之柯散)、瞻波国(都城故址在今印度巴格耳普尔之瞻波邑)、多摩梨帝国(都城故址在今印度加尔各答之坦姆拉克),最后从师子国(即今斯里兰卡)搭乘商船从海道回国。[38]于此丰富的行程,《昙无竭传》全无记述,仅以“后于南天竺随舶泛海达广州”一笔带过,因为“所历事迹别有记传”,都被慧皎立传时省略了。既然到过南天竺,又踵法显取道海路回国,我们有理由推测法显以上到过的地方昙无竭应都到过,只是其行记的失传无从依凭而已。

  西行求法运动是中国佛教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中国僧众追求真知的不屈精神。此一运动发轫于汉魏之际的中土僧人朱士行,终结于宋初沙门行勤所率的157人的官派求法使团,历时长达千年之久。其中,法显、智猛、昙无竭等是早期西行求法真正遍至天竺的代表,而非如朱士行、竺法护等仅仅只在西域一带。因为他们的忘身苦励,以天竺为目标的西行求法方才逐渐成为运动,并将礼拜圣迹、求经翻译、自述经行等等变成了此一运动的传统。就此而言,法显、智猛固然不可忽视,作为早期参与者的昙无竭同样不可忽视,以其经行地域之广(遍至北天竺、中天竺、南天竺与师子国)、历时时间之长(长达30余年)。如果自述经行没有亡佚,可以肯定,我们关于昙无竭在这场西行求法运动中的认识丝毫不会逊于法显。

  道宣在其《释迦方志》卷上《遗迹篇》中,言及自汉至唐前往印度的陆路通道有三:东道从河州西北度大河,经鄯州—清海—吐谷浑—白兰羌—苏毘—敢国—吐蕃—小羊同—呾仓法关—末上加三鼻关至北印度尼波罗国;中道从鄯州出发,经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沙州—鄯善—沮沫—都罗—于阗—斫句迦(沮渠)—佉沙(疏勒)—乌铩—葱岭—朅盘陀至北印度;北道从京师出发,经瓜州—莫贺延碛—柔远—伊州—蒲昌—西州(高昌)—阿耆尼(焉耆)—屈支(龟兹)—跋禄迦(姑墨)—葱岭—呾逻私城—赭时(石国)——飒末建国(康国)—羯霜那国(史国)—铁门关—覩货逻(吐火罗)—缚喝国—迦毕试至北印度。[39]其中,法显之于中道由甘州到北印度,昙无竭之于东道由鄯州到白兰羌以及北道由高昌到葱岭,都是最早的践行者与开拓者。道宣对前往印度的路线能够了如指掌,与这些早期西行求法者的亲历与著述密不可分。就此而言,法显、昙无竭等在中国古代对外交通史上的贡献也不能够评价太低。

 

 

注释:

[1] 按,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十记昙无竭著述有《外国传》5卷,记其“自游西域事”。

[2] 按,道世《法苑珠林》卷一四言江表龙光瑞像时称:“昔法盛昙无竭者,再往西方,有传五卷,略述此缘。”(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500页)此段出自《道宣律师感通录》卷一,原文无“法盛”二字(《大正藏》第52册,第437页下)。因《昙无竭传》中不见此述,我们有理由推断道宣见过此书,则其亡佚必在唐初后。

[3]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三《昙无竭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93~94页。按,以下凡见于此者恕不另注。

[4] 释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页。

[5] 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十,《大正藏》第49册,第92页下。

[6] 按,志磐《佛祖统纪》卷五三(《大正藏》第49册,第464页下)、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一(第54册,第1070页下)皆称昙无竭西行求法“二十余年”,或误,因费长房的依据来自“僧祐、慧皎、李廓、法上等录”。

[7] 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31页。

[8]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三《智严传》,第98~100页。按,后秦弘始八年为佛陀跋陀罗受智严之请来到长安的时间。

[9]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三《智猛传》,第125~126页。

[10] 释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第2页。

[11]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三《智猛传》,第125页。

[12]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三《论》,第142页。

[13] 按,义净西行求法时初邀处一、弘祎二人,然未成行,后仅门人善行相随启程,至室利佛逝亦因病返回了。

[14] 释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第3~11页。按,吴焯《青海道述考》(载《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一文认为“养楼山”应“为养女山和土楼山的简称”。

[15] 参见丁柏峰:《经行吐谷浑路的西行求法僧侣》,载《中国土族》2013年第2期。

[16] 参见吴焯:《青海道述考》,载《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

[17] 《资治通鉴》卷一○七“太元十三年六月”。

[18] 参见吴焯:《青海道述考》,载《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

[19] 参见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路交通》,载其:《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9~171页。

[20] 按,“芮芮”即柔然,《魏书·柔然传》称其强盛时控制范围西至焉耆之地。

[21]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一三《法献传》,第488页。

[22] 杨建兴主编:《古西行记·宋云行纪》,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47页。

[23] 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二《阇那崛多传》,第38页。按,“鄯州”乃北魏孝昌二年(526年)所置,即今青海河湟地区。

[24] 参见段玉明:《指空——最后一位来华的印度高僧》,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55页。

[25] 释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第11~21页。

[26]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三《智猛传》,第125页。

[27] 释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第21~22页。

[28]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一三《法献传》,第488页。

[29]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三《智猛传》,第125页。

[30] 释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第40页。

[31] 《游方记抄》卷一,《大正藏》第51册,第995页下。

[32] 杨建兴主编:《古西行记·宋云行纪》,第50~51页。

[33] 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08~209页。

[34] 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7页。

[35] 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1页、第134页。

[36] 释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第46~68页。

[37] 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16页。

[38] 释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第69~150页。

[39] 道宣著,范祥雍点校:《释迦方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4~27页。

          

 

(作者:四川大学佛教与社会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