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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

发布时间:2017-05-19    阅读:801

朝阳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

肖景林

朝阳在明朝以前一直是连接中原与东北、东北亚地区的交通要冲,是北方草 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是中原联系东北少数民族的中心地带和民族融合中心。无论是中原的农业文明还是来自中国西部的中亚地区的锡尔河流域文明,都是经过朝阳而与东北亚地区各族融合与发展的。尤其在隋唐时期,朝阳由于地理优势的明显和多民族的共同开发 ,使其一度成为中国北方乃至东北亚最重要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的中心,对中国东北乃至东北亚地区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的传播、社会的进步、民族的融合以及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朝阳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我国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从地理位置上看,朝阳位于大凌河谷,西南连青龙河,这两条河谷是跨越燕山山脉、松岭山脉连接东北与中原的交通要道,西 北是内蒙古草原,古代多是荒芜人烟之地。古代朝阳东南主要是沿海荒草蓬生的沼泽地,很少有人通行。在以步行和畜力通行为主的古代,朝阳是中原通往东北的唯一最方便的道路,被称为 “辽西走廊”。 特别是在我国北方的大面积区域是今天的外蒙古,古代几乎万 里无人烟,无法通过这里去俄罗斯远东地区,要往大北方去也只好取道东部的朝阳地区。有文记述朝阳为营州时“辽西走廊,北通契丹、靺鞨、东接高丽,西临突厥。地理形势和战略位置都十分重要,历来是中原王朝经略东北的前沿阵地。”唐贞元宰相贾耽所著《皇华四达记》写到,“边州入四夷之路与关戊走集最要者有其,首者当为营州。”

古代,相对中国北方特别是东北来说,朝阳是土地肥沃、水草丰美、人居富庶的地区,这里 居住的汉胡各族,骑射狩猎、蓄养农耕、织做手工,用勤劳的双手建设着美丽的家园,过着舒适丰裕的生活。唐朝著名诗人高适一首《营州歌》给古营州(朝阳)留下真实写照:“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此诗生动地刻 画了北方少数民族青少年生活风貌和豪放的性格。唐代东北边塞营州,野阔林莽,水草丰盛,各族杂居,牧猎为生,习尚崇武,民风犷放。

正因为如此,这里在历史上也一直是汉胡两族、北方各族长期征夺、交融的地区。东北在古代虽然土地肥沃,但并未开发,还是蛮荒之地,人烟稀少,文化落后,中原地区的富庶文明强烈地吸引着东北各 族,他们总是想往南方进发,占领、掠夺中原的土地、资源和人民,而朝阳正处在中原和东北交通的要冲,所以,必须首先占据朝阳这片土地,作为进攻中原的基地。比如辽入侵北宋就首先占据这里。公元961年辽灭奚,在此置霸州新武军,设霸城县。辽 重熙十年(1041年)升霸城县治为兴中府治之所,改霸城县为兴中县。这里那时是今朝阳县属地,当时分别为兴中府兴中县、建州永霸县、安德州安德县、川州咸康县等州县所属。同时,中原汉族,要统治北方各族,也需要首先占据这里。比如曹操征乌桓 ,在我们这里写下了千古绝唱《步出下门行观沧海》,一统辽西辽东。东汉末赵苞任辽西太守,于柳城(今朝阳) “弃母全城”大败鲜卑封侯。中平六年(189年)公孙度任辽西太守,东伐高句丽,西击乌桓。公孙度死后,子恭封永宁乡侯,子康嗣位斩袁尚,封襄平侯,相继为辽东太守。三国魏文帝拜康子渊为大司马,公孙氏在辽东统治了三 代。再如唐太宗征辽东高句丽,就是把朝阳作为后方基地。

朝阳在古代一直 是中原到东北客商的中转站和文化集散地。早在殷商时期就有箕子自中原至此做“八作之教”,使这里的人民学会农耕,后箕子率族转到朝鲜,成为朝鲜的祖先。前燕时慕容改革,吸收汉人和中原文化,发展农耕和缫丝养蚕等,使这里繁荣起来,也影响到东北以至更远。许多中原文化通过朝阳输往东北、俄罗斯远东、朝鲜,又因近海而转入日本,现在 日本和朝阳考古文化就有广泛的交流,我们朝阳的古文化学者多次到日本讲学。

综上可见,就是由于朝阳位于古代中原通往东北最重要廊道上,因而成为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最重要节点。

二、古代朝阳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四条通道之一的“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其东端的中心地带就在朝阳及周边地区,这里北接东蒙草原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东连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是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融合地,也是中西文化和南北文化交流 的汇集地,显示出浓郁的多元文化特征。

对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来说,大宗 商品交换的需求,最早应该追溯到原始社会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中原旱作农业地区以农业为主,盛产粮食、麻、丝及手工制品,而农业的发展则需要大量的畜力(牛、马等),北方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盛产牛、马、羊及皮、毛、肉、乳等畜产品,而缺少粮食、纺 织品、手工制品等。这种中原地区与草原地区在经济上互补共生的关系,是形成草原丝绸之路的基础条件。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研究论证,以朝阳牛河梁为中心的红山文化时期的部族,就是最早的黄帝部族。据有关学者考证,黄帝时期可能是草原丝绸之路形成的重要年代。翦伯赞先生认为,“在神农、黄帝的时代,正是由采集、狩猎经 济转化到农业、畜牧业经济的时代”。据史书记载,黄帝出身于北方游牧部落有熊氏,即以熊为图腾的氏族,并首先发明了车辆,因此号为“轩辕氏”。皇帝统率以熊、罴、虎、豹、貔 、貅 作为图腾的六个氏族,战胜炎帝部族联盟、蚩尤九黎部族联盟,平定四方,“ 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交通往来的区域已经十分广阔。黄帝统一了众多游牧部族与农耕部族,使草原牧区与中原农区的经济交换关系大为发展,“北和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使“大夫散其芭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 互通有无,各得其所,从而形成中原与北方草原贸易往来的第一个繁荣时期。至尧、舜时期,已设立“司空”之职,专司管理路政。夏代又设“车正”,掌管车辆舆服之政,设“牧正”掌管牧马之事,可见交通运输已经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舜在承继尧位之前,也曾 在部落之间从事贸易,故史书中有“舜贩于顿丘”之说。这一时期,北方草原与中原地区的贸易也大为发展,其主角即是兴起于内蒙古东南部朝阳地区的商族。据史书记载,商的始祖名契,大禹同时代的人。其母简狄,为有氏之女。“狄”、“戎”皆为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称呼,可见其出身于游牧民族。因其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又是举族经商,故被称为 “商人”、“商族”。由契的后代商汤代夏而立的王朝,也称之为“商朝”。自契至汤历14代,商族大规模迁居8次,逐渐从北方草原进入中原。其间,汤的十一世祖相土发明了先进的马车,七世祖王亥发明了牛车,载货运输,十分方便,遂 为天下所学习。商族的畜牧业和贸易都很发达,甲骨文中多有牲畜繁衍记载,一次祭祀可用牛、羊数百的记载。在自契至汤的数百年间,商族人自朝阳地区南越燕山,到达河北的易水流域,并溯黄河进入中原,应当形成了若干条较为稳定的贸易通道。因此,自黄帝时代 至夏朝,应当是北方草原丝绸之路起源与形成的时期。

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 繁荣,还与突厥和回纥两个游牧民族有着密切关系。突厥人于公元6世纪中叶建立了突厥汗国政权,其疆域在最盛时,东尽北亚,西至里海,南抵波斯、印度,使许多草原和森林部落都处于它的控制范围之内,加强了各种古代文明之间早已存在的联系。在 突厥人统治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之前,丝绸之路的交通主要是沿着欧亚大陆腹地边缘地带进行,将中国、印度、波斯和罗马连接起来,但通往罗马的道路需要从波斯境内通过,从事商业贸易需要经过波斯的中间环节,从而对突厥和罗马的直接利益造成损害。为了摆脱这种 局面,突厥和罗马进行了多方努力,甚至导致突厥与波斯关系的破裂,同时促成了突厥与罗马之间直接贸易的开展,开辟了新的东西方之间交往的通道。这条通道在波斯以北,穿越咸海与里海之间的荒漠地区。具体路线有两条:一条由锡尔河出发,通过咸海北岸;另一 条沿阿姆河,通过咸海南岸。两条通道在乌拉尔河口附近会合,通向伏尔加河,再沿顿河和黑海北岸到君士坦丁堡,或者穿越高加索,到达黑海的港口。这条通道是草原丝绸之路的西段,虽然不很便捷,但却在波斯阻隔正常通道以后又恢复了东西方的交往。草原丝绸之 路的东段,就是自中原到冀北,经青龙河谷、大凌河谷通往东北和东北亚各国。

随着隋唐对漠北草原的统一,草原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发展。贞观年间(627649年),唐朝军队连破突厥、铁勒汗国,漠北草原游牧部落在回纥的率领下归附唐朝。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朝以铁勒、回纥 诸部设置六个都督府和七州,并给诸部首领玄金鱼符为符信。“于是回纥等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号为参天可汗道,俾通贡焉。”(《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回纥汗国的牙帐位于鄂尔浑河上游(今蒙古国哈喇和林西北),参天可 汗道就是由唐朝关内道北部军事重镇丰州(治所在今内蒙古五原南)向北通往回纥牙帐的交通要道。这样,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又得到了开发,并为辽朝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全面繁盛奠定了基础。近年来,朝阳地区发现的考古资料,无论从唐代墓葬的形制还是器物的质 地、造型、制作技术既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又有鲜明的外来移入特征。历史研究得出结论,隋唐时期的营州(今朝阳)地区,既是东北通往中原地区的重要咽喉要道,也是连接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冀北山地、冀中平原和黄渤海广大区域,融草原文明、农业文明、海洋文 明于一体的纽带桥梁地区。由于北朝至隋唐时期民族的大流动、大迁徙,使得当时社会对外来文化具有包容与开放的胸怀,因此中亚商人来到中国本土经商、移民没有任何限制,这样,营州(朝阳)就必然成为中亚粟特商人的前往地。在朝阳地区北朝至隋唐墓葬出土的 文物中,很多具有外来器物的风格,包括与地中海地区流行的鸟形玻璃器极为相似的淡绿色透明鸭形注壶及银制高脚杯、提梁壶瓷器、胡人俑、骑骆驼俑、波斯货币、各种中亚地区的乐器等,包括源自三燕的金步摇饰、马镫、车马具、石俑,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韩 国庆州龙江洞发掘的古坟中出土一组泥俑、陶马和十二生肖等,都具有浓郁的唐代风格。这些文物的出土都与环渤海地区的隋唐营州的唐墓出土遗物非常接近,而唐代从营州到朝鲜半岛平壤城存在着非常重要的交通路线,即“营州入安东道”。由此可以看出,隋唐时期 营州的地域文化也传播至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今天出土的隋唐营州时期的文物,说明古代朝阳地区已经形成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与共生性,民族融合现象是非常普遍和深刻的。

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辽代和元代时期形成了几个国际都市。辽上京、中京、霸州等皆为当时世界上有名的城市,西方国家和中国中原王朝的使 者、商人等都会聚于此,从事政治文化沟通和经济贸易。辽朝政府还在上京城内的同文馆设置驿馆,给诸国信使提供方便的住宿条件。当时,西夏占据河西走廊,辽朝与西方国家的往来都要依靠草原丝绸之路,而上京、中京就成为各国使者、商贾的集散地。元上都城内 的西关,是各国商人进行交易的地方,也是当时北方草原地区的商业中心。元人虞集在《贺丞相墓铭》中描绘道:“(上都)自谷粟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至。宫府需用百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虞集:《贺丞相墓铭》,载《道园学古 录》卷十六)在元朝,外国使者、旅行家、商人、教士等经常来中国访问,兴中府(今朝阳)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另外,印度、缅国(今缅甸)、尼波罗国(今尼泊尔)等国的使者、僧侣、工艺家、商人等都曾来到兴中、建州、川州等地,促进了北方草原地区与西方 国家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三、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在朝阳的汇 集交流

经过丝绸之路的西段传播过来的经济文化与我国的中原和北方草原地 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融合,并经东段丝绸之路向东北和东北亚地区传播,反过来也向中原、北方草原和西方传播,推动了我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发展,朝阳作为东段的环节点,在历史上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我们先来说说北方游牧民族西迁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的深度交流。

当北方游牧民族遭遇内困和外来打击,其势力逐渐衰退之时,许多都向东西两面迁移,东迁如高句丽、女真,西迁更多,如匈 奴、回纥、契丹等。公元1124年,统治过朝阳地区的辽朝被金朝趋赶,契丹皇族耶律大石率部北趋。经过辽朝二百余载的文化熏陶,在保持了正统的游牧民族文化的同时,包括儒家思想、汉语言文字、中原典章制度及生产方式在内的汉文化已经成为契丹文 化的主要支柱。因此,西迁中亚地区后,并未被当地伊斯兰教文化同化,反而使契丹民族的文化和汉文化对当地造成很大的影响,让西方国家领略了东方文化的魅力。所以说,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沿着草原丝绸之路的西迁,不但加强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还对东西方经济 贸易的沟通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促进了东西方民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中 国北方草原地区是东西方文化交往的汇集地,有很多出土文物体现出文化的多元性。如金银器这种贵重金属制造的器物,往往被古代上层社会所拥有,最能表现文化的外化形态和内在形态,在草原丝绸之路的综合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于公元前 2000年就发现了金器,经过初期的发展,到匈奴统治草原时期达到了高峰。契丹建立辽政权后是草原金银器发展的鼎盛时期,至元、明、清时,金银器逐渐大众化。北方草原金银器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中原以及南方地区和西方国家的文化因素,充实了自 己的文化内涵。魏晋十六国以后,印度、罗马、波斯、粟特等文化因素大量渗透到北方草原金银器中。

朝阳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长久的历史积淀为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汇集交流提供了平台。在历史研究和考古方面,无论是发现的古代遗迹和典籍,还是出土的文物,都有许多方面能反映出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 的内涵。

再来看古代朝阳对佛教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谈到古代朝阳佛教,最值得提出的首先是后燕高僧昙无竭早于玄奘二百多年的“西天”取经 ,给朝阳古代作为文化交流的中心地区书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据南朝梁国高僧慧皎编著的佛史名著《高僧传》卷三《释昙无竭传》记载,昙无竭本姓李,幽州黄龙人,就是现在的朝阳人,大概生于后燕,十来岁就出家当和尚。南朝宋永出元年(420年), 也就是北燕冯跋太平十二年,昙无竭招集志同道合的和尚僧猛、昙朗等25人,从燕都龙城出发,向西行进,先到鲜卑吐谷浑人建立的河南国(今青海省青海湖一带),再出海西郡(今甘肃省河西走廊),穿过新疆吐鲁番东,又从高昌郡沿塔里木盆地北缘向 西行,途经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一带)、沙勒国(今新疆库什一带),攀登葱岭(今新疆四端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等山脉),翻越雪山,走出现在的中国国境,到达宾国(今克什米尔和巴基斯坦东部一带),同行25人中竟有12人半途坠崖而 死。他们在宾国停留一年多时间,学习当地语言、文字,礼拜佛祖释迦牟尼圣迹和化缘用的食钵等遗物,求得梵文《观世音受记经》一部。再往西行,进入月氏国(今新疆伊犁以西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东部),礼拜佛肉髻古(即佛头骨)。而后到北印度(今巴基斯坦一带 )檀特山南石榴寺,停留三个月。昙无竭在此寺诵经坐禅,精勤不倦,学业大有长进,遂受大戒,并在天竺(古印度)禅师门下当上了大和尚。再向南往中天竺(即中印度)行进,同行人中又有8人在中途饿死。昙无竭在印度各地礼拜佛陀圣迹,寻访名师,学习梵文经 典数年后,从南天竺搭乘商船,漂印度洋,过南海,一行人安全抵达广州。回国后,昙无竭住在江南弘扬佛法,直至去世。昙无竭将在“西天”寻求的梵文《观世音受记经》译成汉文,广泛流传于南北各地,后收录于《大藏经》中,为古今世人所传诵。昙无竭把在“西 天”取经的游历与见闻写成《历国传记》,可惜此书早已失传。

隋唐两代, 是中国佛教大发展并达到辉煌鼎盛的历史时期之一。当时朝阳作为营州柳城的治所,既是隋唐王朝统辖东北的政治中心,又是东西方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重镇,同时也成为东北亚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据《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的记载和《续高僧传》卷二十六《宝安传 》记载,隋统一全国后,隋文帝于仁寿二年(602年)正月二十三日,令全国五十三州建立灵塔,降诏派沙门和官员向五十三州奉送舍利,并颁赐舍利由高僧释宝安护送到营州,于四月八日佛诞日安葬在梵幢寺塔地宫(即今朝阳北塔)。

198811月考古工作者在对国保文物朝阳辽代北塔进行维护时,出土了数千件珍贵文物,引人关注的是文物反映了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中西文化交流。朝阳是辽契丹统治的中心地区,初期在此设霸州,后于重熙十年(1041年)升为 兴中府,成为辽王朝五京六府之一。在此期间,因中原民族的大批北徙而使佛教特别是密宗大量涌入,加之契丹统治阶级的提倡与鼓励,密宗逐渐上升为佛教主流派而居于统治地位。目前,在朝阳的辖区内已经发现了大量的辽代佛教密宗遗存,包括地上遗存的塔寺、地 下出土的墓葬、山崖上的石刻佛像等。其中朝阳北塔所出土的大量佛教密宗文物,为研究东西佛教文化交流、探索朝阳在佛教向东北亚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黄金纽带”作用,都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佐证。譬如于天宫中发现的稀世国宝波斯玻璃瓶,产于古波斯(今伊朗) 地区,在当时就是价比黄金的玻璃珍品。这件文物反映了尚佛之辽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往来及密切关系,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实物见证。

再来看“营州之乱”引起东北政局的巨大连锁反应。

李义府《为河南王武懿宗论功表》云:“日者林胡(即契丹——笔者注)构孽,敢乱边陲,陛下征义兵诛不道,天下士众,焱集星驰,皆忘身忧国,纾祸却难。”这里说的是唐朝时讨伐契丹攻占唐朝东北重镇营州和安东都护 府的事件。契丹族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柔然部,唐初形成部落联盟,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契丹诸部皆请内属,唐廷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南),以其首领窟哥为都督,封无极县男,赐姓李氏。又置羁 縻州十,各以其部落首领为刺史,数十年间相安共处。后来首领因受营州都督赵文侵侮而 张帜反叛,即所谓“营州之乱”,纵兵抄掠,历时一年余。《旧唐书·则天皇后纪》略述其事:万岁通天元年,“五月,营州城傍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妻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杀都督赵文,举兵反,攻陷营州。尽忠自号可汗。乙丑,命鹰扬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大将军张玄遇、右武威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二十八将讨之。秋七月,命春官尚 书、梁王三思为安抚大使,纳言姚为之副。制改李尽忠为尽灭,孙万荣为万斩。 秋八月, 张玄遇、曹仁师、麻仁节与李尽灭战于西硖石黄谷, 官军败绩,玄遇、仁节并为贼所虏。 九月,命右武卫大将军、建安王攸宜为大总管以讨契丹。 ……庚申……李尽灭死,其党孙万斩代领其众。 冬十月,孙万斩攻陷冀州,刺史陆宝积死之。 十一月,又陷瀛州属县。 ”二年“春二月,王孝杰、苏宏晖等率兵十八万与孙万斩战于硖石谷,王师败绩,孝杰没 于阵,宏晖弃甲而遁。 ……五月,命右金吾大将军、河内王懿宗为大总管,右肃政御史大夫娄师德为副大总管,右武威卫大将军沙吒忠义为前军总管,率兵二十万以讨孙万斩。 六月……孙万斩为其家奴所杀,余党大溃。 ……九月,以契丹李尽灭等平,大赦天下,改元 为神功”。这就是影响深远的“营州之乱”。

营州之乱虽然前后不到两年, 但对唐朝的打击极大,最后唐朝是靠突厥袭击契丹的后方才勉强取胜。营州之乱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如果说高句丽灭亡、突厥第二汗国的复兴导致了东北亚国际政治关系格局的大变动,那么营州被扰动,则引起了东北亚政局巨大的连锁反应,由此开启千余年世局演变的 序幕。

 

        (作者:朝阳市宗教局原局长)